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

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口程致中冯骥才先生在《鲁迅的功与“过”》一文中发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１８４０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的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冯先生断定“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认为鲁迅是以西方人“陈旧而高傲的面孔”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诊断中华民族的病症，因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客观上论证了西方霸权主义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冯先生的文章涂上一层薄薄的后殖民理论的色彩。其所谓“西方人的东方观”，是美裔巴勒斯坦学者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作者认为西方人的东方观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它诞生于殖民地时代。这种“东方观”以一种妖魔化的眼光来看待东方，在许多方面是脱离和歪曲实际的。那么，鲁迅是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吗？这一推论显然是荒诞而离奇的。只要考察一下鲁迅国民性产生的思想历史背景，认真读几本鲁迅著作就会明白，冯先生这位并不缺少常识的作者却违反了常识，他不仅误用了后殖民理论，也误读了鲁迅文本。１９世纪中叶，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和日本等国，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些追随六大强国的４西方中心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索取特权。西方列强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开辟租界，夺取口岸，贩卖鸦片，筑路开矿，强行驻军，屠戮人民，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每个国民的面前。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由此形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让人只能看到家庭、家族的利益，古代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较为薄弱。到１９世纪后期，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推动了中国人的民族觉醒。有识之士提出了“民族建国”的问题，他们把强国强种的希望寄托在“国魂”和“民魂”的觉醒上，并表示要以“唤醒国民”作为自己的天职：“天职非他，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热血，拼吾头颅以唤醒国民也。”①到２０世纪初叶，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汇成一股时代强音，回荡在中华大地。人们从不同的认识层面上反思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国人的现实命运，传统文化精神的弊病，以及中西方人不同的特性等等。可以说，先进中国人提出“唤醒国民”，改造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和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国民性问题。严复认为中国在甲午之战中失利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　万方数据卑，民德已薄之故也”，他提出“今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原强》）严复倡导的“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改变“人心风俗”的主张，都是鲁迅后来思考过的国民性问题。梁启超十分赞同严复的“三民”主张，认为“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他在长篇论文《新民说》中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梁启超曾就“国民性”改造问题发表过许多警辟的意见，他谴责“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国民十大元气论》），批判中国人“无血性”的旁观（《呵旁观者文》），他还怀疑康有为“望变法于朝廷”，主张利用民众的力量来变法维新，主张“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积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戊戌变法记》）。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甚为完备的改造国民性主张，对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依据、目标模式和实施途径等问题作了较为周详的阐述。就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而言，梁氏对鲁迅的影响无疑是最为重大的。鲁迅著作对国民劣根性的谴责、对国民公德的关注，许多用语都跟梁氏极相像。除了严复、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的影响，辛亥革命党人章太炎在《答梦庵》等书信、文章中提出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的品质，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以及邹容《革命军》中“拔去奴隶之根性”的呼号，对鲁迅也有深刻的启迪。正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的历史条件下，鲁迅于２０世纪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立人”两个相关的命题。在仙台学医时，他和友人许寿裳讨论过“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三个问题，④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英国诗人拜伦关于希腊“国民性之陋劣”的感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誓将不复为奴”的呼声，引发了青年鲁迅强烈的共鸣（《坟·摩罗诗力说》）。这一切，都是我们讨论鲁迅国民性思想渊源不应忽视的基本常识。鲁迅早年有一个从相信物质文明到相信精神建设，从提倡兴业振兵到提倡文艺救国的思想变化过程，这一转变也是鲁迅国民性思想形成的一个原因。最初他是做着兴业振兵的好梦到南京学采矿学海军，后来又带着“对于维新的信仰”到维新取得成功的Ｆｔ本去学医。学医的梦很美满，以为卒业后可以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误的病人，战争时期便去当军医。学医的第二年，东京发生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论战，这期间鲁迅非常热心地往集会，听演讲，结交革命派人士，逐渐破灭了兴业振兵的幻想。他醒悟到“兴业振兵之说，……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坟·科学史教篇》）。鲁迅这时还受到叔本华的“主我扬己而尊天才”、“意力为世界之本体说”，以及尼采“超人”说的影响。在鲁迅的视野里，科学、物质等等只是近代文明的“枝叶”，惟有人和人的精神意志才是“一切存在之本根”。从《呐喊·自序》我们还知道，这时他从幻灯片上看到日俄战争中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Ｅｌ军捉住砍头示众的镜头，思想大为震动，终于明白医学不足以救国，国民的体格即使如何健壮，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当然，“幻灯事件”只是鲁迅自述“弃医从文”动机的一种文学表述，不好视为青年鲁迅思想变迁的全部根据；但它确实是一个契机，表明鲁迅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受到群众精神麻木的刺激，才毅然地放弃科学救国的幻想，确立了以改变国民精神为“第一要著”的思想启蒙主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也是鲁迅坚持实行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因。鲁迅“少喜披览古说”，旧文化旧道德对其文化性格的形成影响颇大。他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抨击“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把中国固有精神文明ｓ　万方数据指斥为“人肉的筵宴”、“吃人”和“被吃”的文明，他对中国封建文明摧残人性的批判可谓透入骨髓。然而他又深知，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他在许多文章中诅咒自己中了庄周韩非的毒，自剖灵魂深处的黑暗与虚无，承认自己受到旧文化旧道德的深重影响，希望这种消极影响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我们从他写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一段文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那被压抑的“气闷的沉重”，他希望“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文字是鲁迅“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是他心灵深处充满矛盾的抒情独自。鲁迅对传统文化所包括的毒素确有切肤之痛，对以“孝”道为中心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纲常伦理的抨击尤其猛烈。从《二十四孝图》，我们看到他对“卧冰求鲤”、“郭巨埋儿”、“老莱子娱亲”这类荒诞而虚伪的教孝故事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可他在１９０６年的夏天却屈从母命，接受了朱安女士无爱的婚姻。他“怕”做孝子却奉行孝道，心甘情愿地替母亲娶媳妇，“陪着做一世牺牲”；但是为了“后来的青年”的解放，他又要砸碎一切精神锁链，唤起世人反抗旧传统，改革国民性。探溯鲁迅国民性批判之“源”，当然不应忽视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外国人讲中国的著作，较早的有法国大革命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该书曾以专章《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讨论中国人的特性；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其晚年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也述及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１９世纪末，一些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都曾谈论过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其中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１８９４年版，今译《中国人气质》），受到鲁迅重视。斯氏在华传教２２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对中国人气质的分析６确有真知灼见。例如他指出中国人太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点“做戏”意味，他认为“面子”问题“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斯密斯还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进而指出“孝道”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在这本书中，斯密斯以郑重的态度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守落后性，他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真实反映和缩影。……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致命打击，在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中国怎样能够进行自我调节，适应发展自我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支那人气质》第十九章“孝心”）从斯密斯对中国人的批评和告诫，我们没有理由指摘这位西方传教士在他的著作里传播了“西方霸权话语”，这位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外国人，或许正为鲁迅所说“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坟·灯下漫笔》）。正因为如此，《支那人气质》这本书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和国民性批判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直到他逝世前１４天还念念不忘，希望有人看了这本书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来证明究竟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当时日本也出过不少谈论中国国民性的小册子，鲁迅１９２６年在东单书肆购得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种。安氏是一位熟悉中国元明清小说和戏曲的汉学家，从文学创作的视角研究中国民族性，他选了一个“好题目”。该书一些重要观点显然受到斯密斯的影响和启发，当然也有它的“发现”，例如第十章批判中国人是“好色的国民”，“耽享乐而淫风日盛”，而斯氏对中国人的“性”问题几乎没有涉及。鲁迅对日本人的著作“不大佩服”，斥之“肤浅”，但态度尚宽容。他说这种小册子“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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