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

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目录引言 (2)一、“国民性”探源 (2)（一）什么是“国民性” (2)（二）“国民性”的表现特征 (3)（三）“国民性”批判价值 (4)1. 改变国民精神 (4)2. 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面貌 (4)二、“国民性”在鲁迅小说中的体现—以《呐喊》、《彷徨》为例 (4)（一）“吃人” (5)（二）麻木 (6)（三）奴性 (7)（四）看 (7)（五）精神胜利法 (8)三、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影响 (9)（一）“国民性”批判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 (9)1.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 (9)2.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打下思想和群众基础 (10)（二）“国民性”批判在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 (10)结论 (11)主要参考文献 (1)摘要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他开启了白话文小说的时代，带领着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

他尖锐的笔锋、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将本人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凸显了其探索国民性的核心思想。

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射出“百病缠身”的旧中国面貌。

本论文主要通过对鲁迅最具代表性的几篇小说人物艺术形象的分析，阐述中国国民性在小说中的体现，揭示鲁迅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再现这位文学巨人“民族魂”的刚毅性格和不朽功绩。

关键词：现代文学鲁迅国民性思想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引言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始终把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作为第一要著。

在写到国民性时提到了中国人是百病缠身，种种的“劣根”埋藏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

他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太难改变了。

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1]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作品创作中。

透过小说人物的刻画与描写，让我们看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主要表现为“吃人”、麻木、奴性、看和“精神胜利法”等。

本文将对小说塑造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所暴露的国民性弱点进行论述。

一、“国民性”探源（一）什么是“国民性”“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 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然而，在当代“国民性”问题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不如使用“民族性”概念严密、贴切些。

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一国国民具有的性格、行为在另一国国民身上也会有所表现，难以对其进行划分、界定。

因此，“国民性”一词迄今难以给出权威的定义。

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袁洪亮在参阅了几十种“国民性”[1]鲁迅：杂文集《坟.娜拉走后怎样》。

的定义后对其进行了如下分类：①“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②“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③“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1]。

三种不同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

这是对“国民性”定义的广义概念，揭示了国民性的意识本质。

而国民性还有狭义上的概念，即所谓弱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

近代学者将“国民性”这个词引入中国，就是为了揭示陋病，唤醒国民，救国图强，使得在介绍、研究中更多地将国民性等同于“国民性”的狭义概念。

（二）“国民性”的表现特征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长短、优劣之分，并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国民性”具有稳固性和可改变性。

国民性的稳固性通常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某种观念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 如“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等观念，至今仍是人们一代又一代的教化习惯，也即人们常说的“习惯成自然”。

但是，这种稳固也并非“固若金汤”，如果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舆论引导、道德教育、行为暗示等手段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性”会因国家重大事件的发生、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改变。

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改造国民精神，重塑国民形象，不仅是极其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国民性”具有隐性和显性特征。

所谓隐性特征，是指心理、精神等意识方面的特征，它常常会外化为诸如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理解事物的方式及情感方式等。

显性主要包括经济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饮食以及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这种特征是直观的。

因此，要改造国民性，也就需要从国民性的各个显性处入手，进而改变它的某些隐性特征。

从鲁迅众多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先生所谓的国民性应该指[1] 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体现的多是“吃人”、“麻木”、“奴性”、“看”，“精神胜利”等国民的“劣根性”观点。

如《阿Q正传》中，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他认识不到自己的悲惨命运，胸中也没有真正的愤恨。

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境地，也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也表现出了“投降革命党”的要求，然而，由于落后农民所固有的思想局限性，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三）“国民性”批判价值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性内涵是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目的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改变国民精神从《呐喊·自序》中我们知道,鲁迅从幻灯片上看到日俄战争中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砍头示众的画面,思想大为震动,这使他明白了医学不足以救国,国民的体格即使如何健壮,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着意于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改造国民性，并确立了以改变国民精神为“第一要著”的思想启蒙主张。

2. 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面貌如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复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鲁迅十分重视中国的思想革命。

早在日本留学初期, 鲁迅就在思考以下三个相关的命题: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因此，他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作为其小说创作主线，将自己的启蒙思想成功地与现代文学巧妙结合，描绘出了中国病态社会中代表中下层人民的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以期达到唤起国民觉醒，改变国民精神，进而改变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面貌的目的。

二、“国民性”在鲁迅小说中的体现—以《呐喊》、《彷徨》为例[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先生在小说集《呐喊》、《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形象。

通过这两种形象，鲁迅先生向我们展现了生活在旧中国底层贫民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况，揭露了“吃人”、“麻木”、“奴性”、“看”，“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病态特征。

（一）“吃人”提及“吃人”，总会让人毛骨悚然，那么，鲁迅先生所讲的“吃人”有什么深刻内涵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梦阳如是说：“所谓‘吃人’，实质上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奴役”[1]。

鲁迅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的深刻思想内容，就是通过“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

但在“狂人”形象的具体理解上，出现了狂人说、战士说、寄寓说等不同的说法。

狂人说认为：狂人真的发了狂；战士说认为：狂人不是狂人，是反封建的英勇战士；寄寓说认为：是作者将自己的反封建思想寄寓在普通狂人的日记中。

总之，不管怎样说，《狂人日记》虽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文章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

正如《狂人日记》中概括的：自己被人吃，又想去吃别人，终究改变不了吃人与被吃的命运，吃人的奴隶社会就这样无穷尽地延续下去。

如果说《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揭露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那么，小说《高老夫子》和《白光》中塑造的高尔础和陈士成则是“吃”和“被吃”较为鲜明的两个人物形象。

《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原名高于亭，被牌友们戏称为“老杆”，因会写几句洋八股、提倡国粹，他便追随俄国文豪高尔基改名为高尔础。

高老夫子一共干了两件事：一是为了看女学生而教书，二是设圈套赌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和骗子。

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道德高洁，内心却卑鄙肮脏的文人败类形象，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揭露了类似高尔础之流[1]张梦阳：《悟性与奴性》。

文人墨客的无耻嘴脸，是自己被人“吃”，又想去“吃别人”的典型代表。

《白光》是鲁迅笔下批判科举制度的一篇小说。

小说中的陈士成出身于没落的豪绅阶级，是一个考了十六次也没有中试的老童生。

铺着锦绣前程的美梦时常出现在陈士成的幻觉里，但一次次的考场失意，吹散了他的梦境。

愈失意，愈狂热，以至使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望达到了“兽性”的程度，最终在不能自制的狂乱中，扑向闪烁着白光的湖水，用生命去填塞了他自己所造的欲海，成为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

（二）麻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压抑了人们的自然生命力，使他们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和物质的痛苦。

久而久之，他们便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故乡》中，少年闰土形象英气勃勃，天真可爱：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项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红活圆实”，一说起那天下的新鲜事来总是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娓娓动听。

他勇敢、机敏、聪颖，能在大雪天巧妙地捕住鸟雀，敢在地里手捏钢叉去刺一匹猹。

然而，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形象，在二十年后，却成为一个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像个木偶人”一样的近乎麻木、简直没有知觉了的农民闰土。

他形容枯槁，苍老呆滞，脸色灰黄，眼睛周围都肿的通红，深冬时，头上还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神情木讷，吞吞吐吐。

小说通过对闰土这个人物形象从孩童时的活泼可爱到成年人的麻木愚钝的描写，揭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自由和生命被扼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