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20年代乡土小说
海 海 里 了 。 花“ 荷 。 “ ” 将善 花 ” 我 长男 微 将 在子 笑 永 你， 道 不 的 ： 爱
花 ，
—
出亭 水亭 妙玉 善立 ， —
我 望立 那在 一池 朵岸 好，
海
街头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1929年出版的《竹林
的故事》是他的第一 本小说集，属乡土文 学。其田园牧歌的风 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 小说史上别具一格， 他的小说也往往被称 为田园小说。
《竹林的故事》是废名的早期代表作品，
作者以清淡的笔墨，描绘了娴静淑雅的三 姑娘，作者写菜园，写竹林，写三姑娘， 总是一派牧歌似的青春气息。给五四退潮 的时候苦闷和感伤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 的空气 。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 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 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 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 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 姑娘低头过去。‛
-------对故土的回忆、对美的爱怜、
对善的同情，对命运的哀伤与无奈， 又真正表现出了东方传统文化里含 蓄与敦厚的美。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 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 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 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 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 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甚至在４０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 他的影子。
灯
“第二天清晨，汪二的爹爹，提了小酒壶，买 了一个油条，坐在茶馆里。 “给你老头道喜呀，老二安了家。”推车的 吴三说。 “道他妈的喜，俺不问他妈的这些屌事！” 汪二的爹爹愤然地说，“以前我叫汪二将这 小寡妇卖了，凑个生意本。他妈的，他不听， 居然他俩个弄起来了！” “也好。不然，老二到哪里安家去，这个年 头？”拎画眉笼的齐二爷庄重地说。 “好在肥水不落外人田。”好像摆花生摊的 小金从后面这样说。汪二的爹爹没有听见， 低着头还是默默地喝他的酒。”
菊英的出嫁
结语
• 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叙述、描写安排的 太满，没有对悲剧的原因做更深更广的探 索。但是作家对中国农村命运的忧患意识， 对启蒙主题的探索，《柚子》
作者介绍
• 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浙 江镇海人，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 乡土小说家。20年代初曾在北京 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课程，大受裨益，开始创作时遂 用笔名“鲁彦”以表达对鲁迅的 仰慕之情。王鲁彦的小说主要是 短篇，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柚 子》、《黄金》等，30年代写有 长篇小说《野火》（《愤怒的乡 村》）、《童年的悲哀》、《小 小的心》、《屋顶下》、《河 边》、《伤兵旅馆》和《我们的 喇叭》等。
悲剧引发的思考
母爱的挽歌
作者采用倒叙手法，将菊英的死亡放在文章结尾，加强悲剧效果 冥婚之后的悲却是深层的隐藏在“喜”之下，当菊英的棺材被抬走后，菊英娘失去了最后一丝牵挂，留给她的是永远的 死寂。母爱在此时是如此无力、软弱，充满了空幻和凄楚。
家庭的悲剧
这个家原本很幸福，菊英爹是个商人，生活还算富裕，家人都吃耐劳，勤勤恳恳；菊英乖巧懂事。但在菊英 从酒席上归来患上白喉后便急转直下，逃不脱命运的枷锁。小说被一种阴暗的氛围笼罩着。
民俗学价值和艺术成就
• 王鲁彦的此类作品不仅提供了描写小说的典型环 境的新的模式，也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 的价值，以其对浙江东部乡情民俗的记实和描写， 显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具有社会学、民俗学等独特价值。同情与批判、 讽刺与哀怜、眷恋与失落相交织，具有忧郁的抒 情调子。人物与景物在独特的乡土范围中融为一 体。从整体上呈现出了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俗化 追求，风格刚健，清新而淳朴。
王鲁彦的乡土情结
• 在王鲁彦的心灵和创作中，浙东乡土占有重要位置。 那让他魂牵梦萦、游子思归的故乡，不时溢于笔端，呈 现出一幅幅明艳的浙东乡土景象。作家那孤独寂寞的游 子之心得以慰藉，也让无数读者泛起清冽而甜蜜的乡愁。 • 他以朴实而冷隽的笔触描绘出那个时代浙东农村的 社会生活画卷。这里看得见包含着亲情和愚昧的古老的 冥婚民俗，从整体结构到细节描写，都饱含着作者对社 会矛盾的焦虑和对人民的同情。
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艳荣;石佳鑫
【期刊名称】《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45)3
【摘要】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
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总页数】6页(P110-115)
【作者】王艳荣;石佳鑫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植根于中国现代乡土的文学--王鲁彦、蹇先艾乡土小说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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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鲁彦作品中的乡土小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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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概说
⑴何为“乡土小说”？ 所谓“乡土小说”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一批寄居在北京和上海 等城市的作家描写故乡农村或乡镇生活， 等城市的作家描写故乡农村或乡镇生活，具有 较浓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隐现着乡愁的小说。 较浓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隐现着乡愁的小说。
“蹇先艾叙述过的贵州，裴文中关心的榆关，凡在北 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 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文学这以方面 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因此也只见隐现 ， 着乡愁。”。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 小说二集导言》
5.蹇先艾（1906－ 1994）贵州遵义人。
1925年加入文学研究 年加入文学研究 会 ，1926年入北平大学 年入北平大学 法学院经济系。 法学院经济系。蹇的第 一个短篇集《朝雾》 一个短篇集《朝雾》 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其中的《水葬》 其中的《水葬》是其代 表作。 表作。
《菊英的出嫁》反映了浙东农村“冥婚”的风俗。菊英八岁时 夭亡，十年之后，菊英的母亲念念不忘女儿在阴间有孤独感 和成亲的必要。她跋山涉水，四处奔波，终于为女儿选中了 一个也死去十年的男孩，置办金银首饰、绫罗绸缎，划出陪 嫁的良田，雇佣浩大的仪仗队，按照最讲究的规矩给他们成 了“亲”。这种旧式慈母关心冥间女儿的生活幸福的原始信 仰，是极为荒唐可笑的。但作者却写得一板一眼，老老实实 写母亲的心事，写路头的仪仗，亦真亦幻，煞有介事，令人 扑溯迷离，不辨真假，最后写到仪仗队抬的不是红轿，而是 青轿，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作者以朴素的写实手法， 描写菊英娘思女、爱女、嫁女的过程，把现实与幻想融合在 一起，心理刻画细致入微，送亲场面描写极为细致，渲染极 为热烈，几乎使人忘记是一次“冥婚”。此外，作者把不可 救药的愚昧和令人沉思的母爱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浙 东农村风习的愚昧落后，表达了沉痛的悲哀。
论“国民性批判”思想在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发展
硕士学位论文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问世的前前后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像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还乡记》、曹禺的《原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这一方面的指向。
他们都是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民族劣根性、心理障碍以及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全面的挖掘，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在更高层次的发展。
萧红创作的出发点与这一思考背景隐藏地很深的时代文艺思潮是～致的。
另一篇长篇《马伯乐》则可以看做是萧红在创作中不断创新、自我突破的成果。
许多功成名就的作家，为了避免失败，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创作个性来选择题材和表现对象，而萧红则有意识地致力于自己创作个性的多侧面发展，将生命史上足可珍惜的余光、余热用在尝试探索上。
她这种不随大流，在创作实践中坚守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的决心，以及敢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气都是值得作家学习与发扬光大的。
读萧红的作品感悟最深的是，她写了那么多生与死的悲剧，写了对生命的漠视和摧残，写了人生的无赖、麻木与愚昧，写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其主导思想就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为的就是让人们重新审视存在的本质和生命的价值，让人们更好地热爱生活，珍惜牛命。
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萧红“国民性”批判的发展思路后应该重视的问题１４２。
“梦”与“爱”的结合——《菊英的出嫁》赏析
“梦”与“爱”的结合——《菊英的出嫁》赏析发布时间：2021-05-31T03:42:03.864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3期作者：奚慧秀[导读] 初读本文，心中有着隐隐绰绰的疑惑：菊英为什么离开她妈十年？她为什么不知道菊英的情况？菊英到底去哪里了呢？.......种种疑问吸引着我继续阅读，直到读到出嫁时候的棺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不过是“阿姆”的白日梦。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省南通市 226000对于《菊英的出嫁》这本书，我将分三步（言—象—意）来赏析，首先从语言表达、艺术手法方面通析此篇，再由言达象，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在脑海中描绘出的母亲的形象，最后，由象达意，以一种层层深入的方式挖掘本文主旨和目的，从社会层面进行鉴赏，评析。
一、艺术手法初读本文，心中有着隐隐绰绰的疑惑：菊英为什么离开她妈十年？她为什么不知道菊英的情况？菊英到底去哪里了呢？.......种种疑问吸引着我继续阅读，直到读到出嫁时候的棺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不过是“阿姆”的白日梦。
紧接着进入下一部分，作者运用倒叙的手法，写到“阿姆”哭昏，回忆八岁时的菊英，以及菊英之死的缘由，以一种舒缓的叙述节奏营造出忧伤的氛围、展现“阿姆”内心的忧郁。
再次细读时，这篇文章依旧能够吸引我的眼球，心中泛起若有若无的涟漪，不自觉的想去思考些什么，我想这大概便是语言的魅力。
随后我又参考了《王鲁彦研究资料》中大家对本篇的评价以及知网上一些关于冥婚分析的论文，虽然评价的篇数与篇幅都不大，但每个人给的评价却又相当的高，例如茅盾就运用相对较多的笔墨来阐述《菊英的出嫁》这部“不能不说是可以惊叹的作品”【1】。
周贻白也肯定了这一评价。
苏雪林、张复琮和尹雪曼则感慨“作者高超的艺术能力”【2】， “谁不被作者巧妙的笔所欺蒙呢?”【3】。
不可置否，本文的写作手法确实新颖巧妙，不仅仅时叙述节奏舒缓，展现了封闭村庄生活节奏的缓慢和人物内心的忧郁；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站在理性的角度，更加客观展现主人公的悲剧经历；叙述语言口语化，细腻描绘人物的内心独白；运用倒叙的手法，营造一种悲剧效果等这些基本的写作手法与技巧，我觉得最巧妙的技巧可以概括为两点：1.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2.真与幻的混一——倒叙，隐喻，虚与实的巧妙融合1.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阿姆”的心理是典型的白日梦，意识流的手法巧妙运用，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强调了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也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4】。
论老舍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论老舍小说的国民性批判[摘要] 对国民性的批判始终贯穿于老舍的小说创作之中，老舍通过对北京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的描绘以及对其人格丧失的深刻揭示，完成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他又努力从北京传统文化的负面性中去探寻这种国民性形成的根源。
他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却又不拘泥于鲁迅的现实性批判，而是在市民性格和文化批判中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关键词] 老舍；小说创作；国民性批判对于以“描写北京”作为其文学根源的老舍来说，他是无限的热爱着北京的。
他衷心地执着于对北京的描写，用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景，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以至于在他的多数作品中总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京味”气息。
但是喜欢热爱并不代表着全面的肯定和盲目的高度赞扬，相反，在老舍的字里行间，我们总可以读到一种深刻的讽刺意味，不是刻意的瞧不起的嘲讽，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痛彻心扉的批判：对市民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负面性格的批判；对促成这种性格形成的北京传统文化的批判。
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始终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家公认的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倾力于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作家，同时，他在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又具备了自己鲜明的独特之处。
一、全面的性格展示老舍是中国市民阶层的主要表现者和批判者，他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十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市民世界。
从他步入文学殿堂的开山之作《老张的哲学》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即尚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活跃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正儿八经老北京市民，所描绘的总是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
而老舍所要真正体现和把握的则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和这些老北京市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市民性格，也就是说，老舍是通过将市民性格清晰无疑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方式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批判的。
“如果说鲁迅通过对农民灵魂深处的弱态与弱点画出了‘沉没的灵魂’，那么，老舍则是通过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来达到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
对王鲁彦研究资料中一些错误的辨析剖析
对王鲁彦研究资料中一些错误的辨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周春英本文为2010年度宁波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王鲁彦评传”（项目批准号XHQ1004）的成果该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 期上发表内容提要：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中坚作家，王鲁彦一走上文坛，就引起茅盾的注意，1928年茅盾就写了论文《王鲁彦论》。
1936年《新文学大系》（10卷本）出版，王鲁彦的小说同时被茅盾和鲁迅选中编入《小说一集》和《小说二集》，并在序中给予中肯评价。
1980年范伯群、曾华鹏出版10万字专著《王鲁彦论》，同时，出现了很多学术论文。
本人因撰写《王鲁彦评传》的需要，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读，从中发现不少错误，现把它们归纳起来加以辨析。
关键词：王鲁彦研究资料错误辨析王鲁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派的中坚作家，他只活了短短的44年，但留下了150万字的文学遗产。
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王鲁彦一生遵循“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宗旨，进行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
他紧紧抓住浙东沿海地区较早受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民众心理开始被金钱观念所锈蚀而失去应有的淳朴善良本性的特点，用扎实、纯朴的写实手法和生动流畅的语言塑造人物、叙写风俗民情，使他的作品在人生派创作和乡土写作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对于王鲁彦的研究，前期和后期比较热，中间沉寂了几十年。
1928年，茅盾率先在《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王鲁彦论》，对王鲁彦前期的十几篇小说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尤其对《黄金》、《许是不至于吧》中的乡村小资产阶级形象十分赞赏。
1934年苏雪林在《现代》第5期第5卷上发表《王鲁彦与许钦文》一文，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比较，得出了王鲁彦乡土小说的特色是善于描写乡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心理与生活。
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出版，王鲁彦的小说被茅盾和鲁迅分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和《小说二集》中，在小说集序中，茅盾对于王鲁彦乡土小说为人生的创作思想进行精确的评价；鲁迅对于王鲁彦乡土小说的特色和写实的笔致作了确切的定位，并把他归入乡土作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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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以《岔路》为例
摘要：本文以《岔路》为例，分析了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作者由《岔路》中所暴露的乡民个体的自私、残酷、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精神状态，上升到整个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并提出批判，对国民性改造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国民性批判自私窝里斗
王鲁彦是五四新文学的前驱，是乡土小说家的代表，其作品多描写浙东民风民俗，著有短篇《柚子》、《黄金》、《也许不至于罢》，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野火》。
他以《秋夜》为开端，进行小说的创作，其小说受鲁迅的影响，对于国民性批判及风土人情的描写都直接师承鲁迅。
接下来，以《岔路》，谈谈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小说开篇，鼠疫横行，吴家村与袁家村处于无比恐怖的灾难中，无数人丧生，当所有办法都用尽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请关公上。
鲁彦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请关公的盛大场面：“为头的是大旗，号角，鞭炮，香亭，彩担，锣鼓，旗帜，花篮，乐队。
随后又是各色的旗帜，彩担……二三十个打扮着各色人物骑马的男童，百余个新旧古装骑骡马的童女…...队伍在山谷和大道上蜿蜒着，呼号着。
”这般精心的准备、关乎村人性命的活动，居然引发了可怕的械斗。
场面极为血腥：喊叫声代替了炮声和鼓声，恐怖遍彻了各处。
扁担、木杆、旗子、石头全变成了武器，两村人都擦亮了储藏的刀和枪，子弹在空中呼啸。
有的人打破了头，有的踏伤了脚，有的撕破了衣服，有的挤到在地上……鲜血到处在喷洒。
结果这起人为灾祸导致村民加倍地死亡，仇恨毁灭了生的希望。
两村相斗的后果比盛行的瘟疫更加可怕，村人的自私、残酷暴露无遗，两村人都说：“宁可死得一个也不剩。
”这是多么恶毒的话语，心中强烈的仇恨蒙蔽了他们的双眼，祛除瘟疫的初衷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两村人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
淳朴的人性堕落了，人性的恶横行乡间。
除去自私与残酷，他们愚昧无知，精神麻木，深受封建思想的荼毒。
瘟疫蔓延，他们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关爷，“没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够驱散可恶的恶魔，把吴家村和袁家村救出来。
”于是人们开始准备关爷游行，“虽然村中人不停地倒下，不息地死亡，但整个空气已经弥漫了生的希望，在他们忙碌准备时，便已经受到关爷的保护了。
”这一行为可见乡民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他们愚昧无知，管爷游行只是心灵的安慰，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但他们宁愿选择相信。
村人具有狭隘的乡民观念，根深蒂固的仇恨思想，精神世界狭小而不自知。
最初的争端始于总管职位的争夺，年轻的将年老的挤下位，这是大不敬。
吴大毕主动让位，使吴家村的空气立刻改变，它变得这样快，电一般，胜过鼠疫传播的千万倍。
他的儿子是第一个反对者：“你这样老实，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吴家村的人从此抬不起头了！”这是矛盾的开始，当队伍进行到岔路，面临着先抬关帝到哪个村时，矛盾一触即发，斗争流血在所难免。
在村人的眼中，宗族规矩和面子非常重要，职位的争夺关乎面子，岔路选择关乎宗族规矩，他们无法在此问题上妥协。
于是，激发了深藏脑海里的仇恨观念，自相残杀，仇恨泯灭了人性，也泯灭了希望。
这场血腥的械斗，实际上是两村之间的内耗，窝里斗，一种扭曲的心理引发
同胞间的互相践踏和自相残杀，更是村人人格不健康的典型表现，它严重消耗了人性中善的部分。
再看吴大毕的儿子吴阿霸，他遇事不怕死，会打拳，会开枪，村里村外都有点怕他，自他出世后，吴村人更加蛮横无理了。
袁村长的儿子也是如此，几语不合，便要“打死你这恶霸”。
可见两人平日在村里，绝非“省油的灯”，大都凭借父亲的地位，横行霸道。
这种人与人间的病态的竞争“窝里斗”，在鲁彦笔下十分普遍，甚至是邻里，同一屋檐下。
《鼠牙》中，阿生嫂和阿德嫂本是和睦相处的邻居，但发现仓里的谷子少了以后，就立刻指责是对方所为，即便证明是老鼠偷粮，却丝毫没有减轻对对方的怨恨，变本加厉，互相指责，互相报复。
这样，由误会升级为仇恨，利益的损害她们迷失了自我，她们迫切希望老鼠跑到对方家中破坏。
人与生俱来的自私、猜忌暴露无遗，她们互相算计、互相打压，勾心斗角，互相残杀，见不得他人好，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患上了“红眼病”；《屋顶下》婆媳关系恶化，互相挤兑，伤害，恨不得逼死逼疯对方；《黄金》中，史伯伯遭到相邻的偷窃，猜忌，鄙视与捉弄，小说中充斥着乡村原始式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都是扭曲、变形的心理，人性恶的充分体现，为排除异己，不惜伤害对方的利益，甚至是生命，一群乡村原生态的暴民。
《岔路》也不另外，其中塑造了自私、冷酷、愚昧无知、精神麻木、勤于窝里斗的乡民，作者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饱含着对这些无知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了作者对国民深层文化心理的批判。
广大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乡民保有原始式的冷酷，彼此相安时，暂时隐藏劣行，有事触发时，立刻暴露种种恶，自私自利。
王鲁彦乡土小说国民性批判师承鲁迅，将批判的视角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强有力地表现了农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性格痼疾，“无灵魂”的状态。
封建传统思想和落后的意识是农民精神的枷锁，他们在这一枷锁的绑缚下，做出一系列不合理行为，都是其病态思想的直接反映。
从乡民个体追溯到民族文化的根性，对生存文化的反思，对国民性的考察与批判，成为鲁彦小说的主要特点。
但我们要意识到，其小说虽然对国民性进行了批判，但并未给出精神医治良方，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要改造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任重而道远。
就算今日，我们仍能在生活中看到封建思想的影子。
参考文献：《鲁彦代表作》
《鲁彦小说乡民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