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腐败治理
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
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一在反腐问题上，目前有两种常见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寄希望于政治手段，抓出一个个贪官，造成一连串震慑，使人们不敢贪、不再贪。
另一种思路是寄望于建立民主体制，引进多党竞争，开放新闻自由，通过分权制衡来反腐。
这两种思路各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很难说就找到了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首先看第一种思路，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法家治理思维的现代翻版。
这种思维方式相信严刑峻罚，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中央集权。
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促进体制外下情上达的道路畅通，无法建立体制内自我约束的良性机制。
从长远看，法家式治理无益于形成开放、透明、健全的权力系统，而是相反，容易导致专制、集权甚至极权，后者恰恰被公认为腐败的重要制度根源。
更重要的是，法家式治理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把人民当成小人来防范，把官员当成奴隶来管制，无助于确立人民的独立人格，无益于培养官员的主体意识。
按照它的逻辑，人们因为害怕才不贪不腐，一旦不怕则必贪必腐。
然而，一套以人与人相互监控构成的体制，也容易因为人与人相互勾结而归于无效；一套以人与人互不信任为基础的制度，也必因为人与人相互猜忌而走向瓦解。
以严刑峻罚为主要特点的治理思维，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的抨击，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法家式反腐行不通。
第二种思路实际上是民主反腐思路。
这种思路，就其倡导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而言，无疑有极大的合理性和诱惑力，所以它在今天非常流行。
然而，这套治理思路的局限性也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与腐败程度并无明确的反比关系。
恰恰相反，不少政治大幅民主化的国家，腐败程度不但没降低，反而继续盛行，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其次，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以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为特色的西方民主体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它无助于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迅速确立有效的权威，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因而也未必能在短期内形成抑制腐败的有效机制。
春节节前廉政教育
春节节前廉政教育廉政教育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的重要性1.中国传统文化中经由过去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廉政”，是个人、团体和政府要遵守的一种道德规范。
2.廉政概念关乎到每个人责任的尊严，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各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提供保障。
3.因此，要实现“廉政”，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推行正当的心态，建立完善的系统架构，从而促进廉洁社会的发展。
二、春节如何加强廉政宣传1.春节是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最为重视、最热烈庆祝的节日之一。
在这一特殊的节日里，可以有效地借助全社会力量，展开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廉政宣传。
2.通过组织一些主题活动，巩固社会的廉政观念，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生活，以及宣传以道德目标为导向的信念。
这样可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健康的社会思想，营造一种廉政天性的氛围，并派遣巡视组对贪污腐败活动进行检查和审查，以期在春节之前更有效地整治腐败现象。
3.同时，应在学校、办公场所和各种社会机构等重点场所举办教育宣传活动，努力使普通群众熟悉廉政概念，坚定公民的道德观念，为保证社会的廉政环境和政治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春节期间应该关注的重点1.由于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为了保证春节顺利过去，除正常宣传外，尤其需要重视节前审慎安排，禁止任何形式的官员考察，减少官员的奢侈行为，尤其是禁止官员接受任何财物及宴请等。
2.另外，应完善财政货币管理体系，以防资金投机，禁止盗刷等违法活动的发生，并加大检查管理的力度，及时查处各类干部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打击从事偷税漏税、行贿贿赂等不法行为。
3.积极推行反腐教育，把反腐教育作为春节前重要任务，强化对廉政法规和规定的执行，加大廉政检查力度，加强廉洁公正及正确导向的健康宣传，严查违纪行为，从严治理腐败。
四、总结春节前的廉政教育是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完善的系统架构、有效的宣传活动等为基础，通过加强宣传、安排、检查和反腐教育等措施，做好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促进廉洁和真理社会的发展，坚持核心价值观，从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红包――变了味的中国腐败文化
红包――变了味的中国腐败文化红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礼节，它表达人们对亲情、友情的一种联系，寄托着人与人之间的一份祝福和感恩的心愿。
过年了，长辈要给来拜年的晚辈包红包；年终了，公司老板要给员工派红包；下乡了，领导要给受慰问的老百姓发红包；结婚、生孩子、乔迁、过生日，亲朋好友们要送红包；走亲访友、看病人，要给红包。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腐败现象不断扩散或泛化，红包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腐败文化，“红包文化”正在被赋予新的涵义。
一些红包已经从热热闹闹的喜庆人群走向了无人打扰的安静角落，赠送者不必高声祈福，受赠者也不必大言称谢。
红包的赠送过程就像是一次无声的交易，无需鞭炮，无需喧嚷，它只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心愿，在被赠者领受着红包的光鲜与祝福的华丽之时，心里也笑纳着对方的良苦用心。
包在最外面的，依然是祝福、感谢，包在最里面的，却可能是超越了正常人际交往的灰色交易。
在前些年，行业腐败还主要是集中在某些拥有公共权力或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或部门。
从媒体报道来看，涉及的主要是建设、交通、国土、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公安、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
但最近这几年，一些平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似乎也不拥有公共权力的“冷门行业”，也不断曝出行业腐败新闻。
在当今的中国，除了你花钱买东西之外，几乎办任何事情都要送红包，不送红包似乎什么都做不成。
在官场上，不送红包，不行贿，一点升迁的机会都没有；行贿，虽有风险，但影响不大，做个检查，给个处分，还能在原来的位子上继续干下去，甚至还有升迁的可能！在“行贿者无罪，买乌纱有效”的无奈现实“鞭策”下，官员谁敢不向领导行贿？而要有资金向领导行贿，谁又能不去贪污公款或者接受下级行贿？而无数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在中华大地上频频上演，只不过是当今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官场上流行的红包腐败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医生收受红包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月“工资3千，红包2万”在一些大型公立医院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2篇)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专项工作情况报告
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专项工作情况报告(2篇)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专项工作情况报告1 监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安排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运用法治思想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措施。
根据会议部署，我谨代表市监察委员会报告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专项工作，请审议，一、主要工作情况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于心、反复强调了的大事。
市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的重要检视精神，坚决履行主体职责，专门作出安排。
在XX市监委与市委的坚持领导下，近几年，市监委仔细履行宪法与监察法赋予的责任，坚强以人民为中心，运用新时代“XX 经验”健全基层监督体系，深入推动清廉建设和基层治理融合贯通，强力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一)保持高压态势，以小切口治理提高群众获得感聚焦政策落地系统开展专项监督。
监察工作是政治工作，也是民心工作。
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决策，紧盯打贏三大攻坚战、减税降费、“最多跑一个”改革等重大安排，加强日常监督，坚决查纠“中梗阻”问题，严肃查处啃食群众利益行为。
围绕疫情防控、“六稳六保”等着重工作，强化市镇村三级联动监督，有力保障惠民富民政策在“最后一公里”落地见效。
聚焦群众反映联动实施专项治理。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积极拓宽信访举报渠道，遵循“发现得了，调查得清，处置得好”原则，推行就地受理、分流、办理、化解、分析“五就地”工作法，坚强初信初访与重信重访并重，以办案准绳办信、以审理准绳把关，实行首办职责制、分级审核制，开展监委班子包案与专项治理。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总量、检举控告量、重复举报量、农村信访举报量连年下降，有关做法得到省监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聚焦着重问题精准推动专项治理。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反腐的发力点。
我国转型期行政腐败的成因及治理
我国转型期行政腐败的成因及治理摘要本文首先从思想文化和经济层面归纳了我国现阶段腐败出现的原因；然后通过分析腐败防治与党的执政能力、公民的基本权力需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关系，说明腐败防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最后，从行政许可的执行、市场经济的调节及监督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提出转型期我国行政腐败防治对策。
关键词行政腐败政府监督行政审批公民参与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一、我国转型期行政腐败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专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政治上维护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及皇权至上的封建君主制。
实际上长期以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二是权与法德关系。
前者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者导致有法不依，以权压法，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
其次，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上的人被分为各个等级。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上层社会拥有下层社会不能拥有的特权，处于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居于被统治地位而在权利上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
于是，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封建专制政权为后盾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
再次，我国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前提的。
由于封建宗法关系的影响，宗法观念深入人心，这就使得社会缺乏强烈的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动因，很容易形成社会关系中的依附关系。
最后，历史上一些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侵入公共生活领域，对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大力治理我国行政腐败的意义首先，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
我们党执政以来，带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各种艰难和曲折，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
其次，这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
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不仅负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和促进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义务，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服从、被动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
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
无论是高层贪污腐败，还是基层腐败行为，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本文旨在对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揭示其原因和影响，并探讨有效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一、腐败问题的存在和表现1.高层腐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权力的集中，高层腐败问题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增多。
这些高层腐败案件涉及政府官员、企业领导和党员干部，涉及面广、金额庞大。
这种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基层腐败与高层腐败相对应的是，基层腐败问题同样严重。
基层官员滥用职权、利用资源谋取私利，甚至扰乱了社会秩序。
这种腐败现象影响到社会基层，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和不安。
二、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1.制度缺陷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反腐败制度方面存在一些缺陷。
权力分散不均、监督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不充分等问题，都给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此外，腐败的高涉及利益链条也让利益集团和权力腐败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使得腐败问题难以根除。
2.道德观念淡薄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道德观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
物质利益的诱惑和道德标准的失衡，使得一些人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种价值观的崩溃让腐败问题滋生和蔓延。
三、腐败问题的影响1.经济损失腐败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腐败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错配，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阻碍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2.社会不稳定腐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削弱了人民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增加了社会的不满和不稳定因素。
在网络时代，腐败问题的曝光和讨论会进一步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定的因素。
四、有效对策和解决方案1.建立健全的制度完善政府监管和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公共资源的监督，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
新时代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境及破解对策
新时代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境及破解对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作出部署，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更是对反腐败制度建设上的新要求。
“不想腐”，就是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党员干部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动机。
这个目标最终要通过加强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法规教育以及培育廉洁价值理念来实现。
因此，有效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的重要一环，也是促进反腐工作由治标走向治本，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的重要支撑。
一、廉政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廉政文化作为一种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密切相联系的特殊文化形态, 其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创新性。
“廉者，政之本也。
”中华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并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不断丰富。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蕴涵着丰富的廉政思想, 这是加强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不可忽略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家思想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廉政思想, 这是传统廉政文化的主体内容。
儒家学说的廉政思想, 着重体现在强调“修身为本”、“为政以德”、“民为邦本”、“洁身自律”、“淡泊名利”等方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也离不开这些传统廉政思想的基础作用。
同时，学习和借鉴传统廉政文化, 必须面向时代、注重创新。
以反腐倡廉为核心内容的廉政文化, 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更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因此，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形成崇廉、尚廉的社会文化，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廉政文化建设在预防和治理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在永不停歇的反腐败斗争道路上，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是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免疫工程，对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浅谈中国腐败问题浅谈中国腐败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官员腐败现象，本文就将对腐败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反腐策略!一、腐败现象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史的古老国家，封建官僚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官员们互相帮助，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普遍。
清朝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贪污数额按现时折算高达875亿元。
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出现了第一贪官羊舌鲋，而羊舌鲋生活的时代刚好和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时代相同，这足以说明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贪污这种现象！当然，我们相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光辉灿烂的，腐败问题只不过是跳梁小丑，涵盖不了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由于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糟粕，以及现代人受西方不良思想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欲望，最终抵制不住诱惑，走向了贪污腐败的罪恶深渊！二、新中国建立后的腐败现象(一)建国初期的腐败问题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此前国民党政权由于各种问题，其中也包括严重的腐败问题而走向没落，最终退居台湾。
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有了前车之鉴，便很注重反腐，再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腐败问题更是不能容忍！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第一例腐败案发生在天津，由毛主席亲自处理。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预言：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果不其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贪污、挪用公款171****0000元（旧币，约折合今人民币1716272元）。
最终两人被判处死刑。
可笑的是两人太不值了，因为他们的贪污数字与现在的官员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然而在当时却是震惊全国。
这从反面说明中国现在变富了，所以官员也更有东西可贪了。
（二）改革开放后的腐败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腐败问题也严重了许多。
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反腐败的对策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腐败问题也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痼疾。
腐败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还妨碍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本文将探讨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对策措施。
一、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1. 权力过于集中中国的权力过于集中，给了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一些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形成了权力寻租的局面。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存在问题，部分地方政府对中央监管不力，导致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2. 缺乏监督与透明度中国的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监察部门的权力受到限制，难以有效发现和打击腐败行为。
同时，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资金使用等方面缺乏透明度，容易引发腐败问题的滋生。
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也较弱，缺乏有效的舆论监督。
3. 薪酬体系不合理现行的薪酬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一些公职人员来说，薪酬并不高，而他们却有着巨大的权力。
这种不合理的薪酬体系容易导致腐败问题的发生，一些官员可能通过滥用职权来获取非法的收益。
4. 社会道德观念淡薄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普遍较为淡薄，一些人缺乏对道德底线的约束，容易被腐败所诱惑。
同时，一些人对腐败的态度较为宽容，甚至存在“能捞则捞”的心态，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
二、反腐败的对策措施1. 改革权力分配机制为了减少腐败问题，中国需要改革权力分配机制，实现权力制衡和监督的有效运行。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当更加明确，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力度。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力，提高打击腐败的能力。
2. 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中国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监察机构的权威性和效率，加大对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
同时，还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能力。
3. 改革薪酬体系对于公职人员的薪酬体系需要进行合理调整，确保他们的薪酬与权力相匹配，避免因薪酬不高而滥用职权。
家族主义伦理：传统中国腐败的文化之维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是一项权力监控制度 ， 由 御史行使弹劾权 ， 对权力进行监督 ， 它 的发展经 历 四个关键期。 御史本是 内廷官员 ， 具有君主“ 私 人” 属性， 秦汉时弹劾制度草创， 御史被赋予弹劾 权， 监督权力的运行。 唐代弹劾制度进一步发展 ， 并最终形成风 闻弹劾的具体规则及定 型化 的弹 劾文书制度。两宋时君主集权进一步强化 ， 官僚 制亦 随之出现职 、 权分离趋 向， 弹劾制 度于此时 出现重大变化 ， 台谏合流趋势逐渐形成。清代集 历代之大成 ， 在制度设计上有 “ 民族 ” 性色彩 ， 但 科道合一使得两宋 以降的台谏合流最终完成 ， 同 时弹劾文书形制进一步规范 ， 奏折的使用具有强
及里 。 但是 ， 要实现党的作风建设 的制度化 、 规范 化、 常态化 ， 必须在治标基础上强化治本 ， 有效解 决“ 四风” 问题 的制度性 、 体制机制性根源 ； 必须 深人分析“ 四风 ” 制 度 根源 之 差异 ， 找 准 着力 点 、 对症下药 ， 避免泛泛而谈制度建设 。
刘红凛 ／ 整肃“ 四风” 的成功经验与治本之策 “ 四风 ” 问题 的思 想根 源 ， 主要 在 于一 些党 员 干部党性不强 ， 群众观 、 权力观 、 事业观 、 政绩观 等异化 ； 其制度性 、 体制机制性根源 ， 主要在于权 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 、 不科学的选 人用 人机 制与 干部 考核 机 制 、 不 健全 的权 力 监督 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严整“ 四风” 成效显著， 其 成功经验主要有 四个方面 ， 即对 “ 四风” 奉行“ 零 容忍 ” ， 从 严从 细从 实从 长 ， 突 出重点 、 抓 住关 键 、
厂 ｜ 晕 譬 廉政文化研究２ ０ １ ６ 年 第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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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腐败治理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苏丁奕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文化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同样也是解决腐败的着手点。
本文对腐败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明确定义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及二者的关系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
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措施，进行一个较为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腐败社会学一、腐败的定义腐败问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以是老生长谈，但是通常来说，人们把腐败与贪污联系在一起，认为腐败必定贪污，贪污必定腐败，但实则这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从本质上讲腐败是一种现象，而贪污是一种行为。
即腐败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一种表述性描述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用并且腐败的对象可以是所有公民，而贪污是一种具体行为是一种动作，具有法律效用，贪污的对象则是国家公职人员。
要探讨腐败，必须先对腐败做定义。
根据第《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将腐败分为两种：公职人员的腐败和私营部门的腐败。
“决议对公职人员的腐败定义：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
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
私营部门的腐败：企业管理人员或者代理人员在任何时间，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无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以换取做出与业主事物相关的不正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本文我们主要讨论公职人员的腐败。
如今腐败问题早以不是某个国家或社会单独的问题而已经上升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害，世界各国需要共同的标准，以采取有效措施打击跨国腐败犯罪。
不同学科对腐败的定义也所有不同，根据不同的学科性质对腐败的定义主要分为：经济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以及从法哲学或法律的角度。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学的角度，这种界定把腐败分为两类，一类作为法律现象的腐败，即国家法律禁止的滥用权力行为；一类作为社会现象的腐败，它不仅包括法律规范所禁止的，更多的是违反纪律规范、道德规范的行为，以及社会舆论不赞成的其他消极行为。
这两类腐败的共同点是：都与权力的不正当使用有关，并且都违反了社会规范。
其区别在于：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前者的适用范围小，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后者不但包括前者，还包括违反纪律规范、伦理规范等行为；前者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造成的危害较大，且衡量的标准明确，容易定性和处理，后者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且标准不清晰，定性处理较难。
（转引自詹复亮，《当代中国反腐败问题与对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10月版，第4页。
）i二、中国传统文化及缺失钱穆先生在《中国的文化精神》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应成为道德的精神。
”在《民族与文化》中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
”在百度百科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如下定义：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传统文化的四个显著特点：1，世代相传；2，民族特色；3，历史悠久；4，博大精深。
ii温家宝总理在访问西班牙的时候用了四个描述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解释：其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其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其三，民本为纲、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其四，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沉淀，是人民群众思想智慧的结晶，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共同持有和秉持的基本伦理道德和行为模式，是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一种内在的机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期间出现过多次的繁荣与昌盛，也出现在过危机与动荡，在这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兼包并序，宽容的对待所有的外来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共同发展。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专职色彩的，到后期演变成专制主义文化和完全利功、利他的病态文化。
这种文化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中国向来是注重国家和家族利益，从来不正式对待个人利益，所作的一切必须从民族大义出发，凡是要以社会或者集体的利益为重。
真正虔诚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以天下为己任。
宋代的张载曾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中国文人最普遍而崇高的追求。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与利。
”孟子同样说过要“舍生取义”。
这种提倡本身是向积极方面的，其优点在大同、在责任的实现和对群体利益的思考。
但是正如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史观》中提出的基督教所提倡要廉洁自爱，要爱人济世，十诫等教义一样，越是禁欲越是压抑反而越容易使事物发展的方向与所预期的方向相背离。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我们要为国家大义做牺牲，这样的要求反而迫使更多的为谋一己之私的现象的大量存在。
何况发展到后来的中国文化变质了。
尽管包括孔、孟、老、庄等在内的中国最早的、有记载的哲学家、思想家都能合理对待人性本身——比如孔子就说“食色性也”，但是发展到后期的中国文化就变得专制和压抑。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演变或者说变异成一种违背人的天性的思想，趋利避害是每个人都要遵循的自然法则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是要剔除这样的本性。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韩云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弥补》一文中通过对比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思想文化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其一，权利意识的缺乏。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没有权利的概念。
“从宗法制到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之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权力的要求，而只有义务的规定。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iii其二，是民主意识的缺乏。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是将人民大众放在主体的位置上对待的，而中国则放在客体的位置。
无论是民贵君轻还是民本思想，其实都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国家的统治以及社会的稳定提出的施政策略与方针。
其三，缺乏自由和平等的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教育大众的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自己在家族内和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在写李贽的时候曾向我们描绘了李贽辞官后曾经为了避免承担家族事务而不愿意回故乡也不愿意于老家的人相往来的事情，并指出李贽辞官归隐有部分原因就是不愿意承担家族长老地位，负责家中一切事务。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缺失凸显了专制主义的实质。
而且，这些压抑无疑让人会想尽办法更加疯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严酷的、最压制人性的明清两超也是人最疯狂、贪污最为严重、生活最为糜烂的朝代。
专制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时就失衡。
任何的专制都会导致失衡，文化领域的专制会让思想僵化，没有不同意见的提出会让思想堕落和死亡。
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代都是在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
先秦的百家争鸣、魏晋的思想解放佛教的传入和兴起等等都给中国文化带来了繁荣。
但后期发展的专制让思想界万马齐喑。
所有的一切都是定好的，不能对古训有任何异议，或者说不能对当权者解释的古训有任何异议。
专制导致没有任何挑战也没有任何创新，然后就是死亡和堕落。
专制导致了腐败，压抑人性变成了人性的更加疯狂的释放。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腐败问题的关系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这样一种有着完备封建体系的专治中发展和延续的。
在这种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就是中国的官僚。
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极高的社会地位，以及严密的选拔机制，同时也有森严的等级。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腐败的问题进行的界定，我们主要讨论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君权向人民主权过度的中介，他们是中国官僚体系的辅助工具，他们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的密臣，理论上他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社稷为重。
然而利益的驱使和家国天下的思想使他们在实质上他们只对君主负责。
由于缺乏监督，缺乏有效的管理，更缺乏民主思想，导致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两种矛盾的对立：其一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其二是君权与“官权”的对立。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所以土地是农民的身家性命但是土地基本都掌握在地主阶级当中。
全国最大的地主名义上便是本朝皇帝，实质上是以他为中心形成的整个统治阶级。
所以从我们刚才的定义“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就是历朝历代最大的腐败源泉，（尽管或许有个别起初皇帝并不想如此）。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现象的腐败，它不仅包括法律规范所禁止的，更多的是违反纪律规范、道德规范的行为，以及社会舆论不赞成的其他消极行为。
皇帝自己是法律的最终解释，即使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思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基本没有实施，同时更有官僚阶级也有“刑不上士大夫”的传统。
且“王子”并非“王”本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皇帝，这是权大于法的表现。
皇帝的权威和权力大于法律，其舆论工具将其塑造成代天行事的“天子”，皇帝的话必须被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是其法律的根本。
这样使得腐败有产生的土壤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监督，是造成历朝历代的不稳定因素。
即使中国古代设有言官、御使，但这些“官内监督”真正能有多大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当局，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整个国家。
朱元璋是最痛恨贪污的，甚至为此动用了特务统治，但这并没有阻碍明朝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
“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不能形成社会的认同，会产生不合法感，即认为现存不平等系统是不合法的，从而形成不稳定冈素，甚至冲突。
”iv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朝代的更替都是在激烈的革命中完成，而每个末代王朝的灭亡似乎都与本王朝的贪污腐败现象盛行有多关联。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贪污腐败是直接导致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说只有在王朝末期才有腐败的出现，只能说这种现象更加普遍更加盛行且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其实每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都有腐败的现象，只是大与小，多与寡的问题。
皇帝的驾驭能力直接影响着本朝的腐败问题，两种矛盾的调和也关系到腐败的发展。
如果是皇权的掌控力大于相权，那么大部分财富将集中在国家或者说是在皇帝手中，并能为民所用，这种“腐败”可以说还是有利于国家的；但是如果一旦相权大于皇权那么结果则相反，大部分财富将集中在士大夫阶层，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再度激化，这种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容易使社会成员产生不公平感，即对相对剥夺的体验与不满，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革命性行动即王朝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