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老年贫困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

据欧盟委员会２００５年发表的人口绿皮书，２００５－２０３０年，欧盟６５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增加５２．３％［１］。

随着老龄人口快速增加，欧盟老年贫困问题也日趋严峻。

由于老年贫困更易表现为延续性贫困，如果缺乏社会养老保障等正式制度支持，老年贫困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因此，本文试图从欧盟老年贫困的现状、表现特征以及老年收入来源特点的分析中得到些许启示，从而为目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一、欧盟老年贫困现状及表现特征（一）现状分析总体看来，欧盟老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且有明显国别差异。

２００３年，欧盟老年人口共有７４００多万，贫困老年人口就达１３００多万，２５个国家平均老年贫困风险率达到了１８％。

其中，前１５个国家１９％，新成员国９％，新老成员国之间相差达９个百分点。

塞浦路斯的老年贫困风险率达到了５２％，是欧盟老年贫困最严重的国家。

爱尔兰（４０％）、西班牙（３０％）、葡萄牙（２９％）、希腊（２８％）、英国（２４％）等国家紧随其后。

老年贫困率最低的国家是捷克，只有４％，波兰和卢森堡稍高一点，达到６％。

由此可见，欧盟老年贫困国别差距很大，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４８个百分点（见图１）。

从绝对数来看，英国的老年贫困人口最多，为２２０多万，德国、西班牙紧跟其后，都拥有２１０多万老年贫困人口。

另外，意大利和法国的老年贫困人口也较突出。

大约有９８０万贫困老年人生活在这５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３／４的老年人处于贫困风险中。

而１０个新成员国却只拥有６％的贫困老年人口［２］。

（二）老年贫困的表现特征由于社会经济条件、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老年贫困也会存在差异。

不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老年贫困具有如下特点：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贫困与不公平度量及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应用”（批准号：０６Ｋ０１６）和教育部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教外司留［２００５］５５号）作者简介：龚志民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消费经济与计量经济理论刘山湘潭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消费经济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李时华湘潭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消费经济与社会保障理论欧盟老年贫困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龚志民刘山李时华（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摘要】随着老龄人口快速增加，欧盟老年贫困问题日趋严峻。

欧盟老年贫困存在明显的国别、性别、家庭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并且养老收益在欧盟老年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养老收益的水平直接影响着老年贫困的程度。

因此，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我们应重新审视其基本目标，消除性别差异，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下，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体面生活”。

【关键词】老年贫困；养老金制度；消费平滑【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１６６（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７３－０４１．老年人是遭受贫困的脆弱群体。

与工作人口相比，老年人更易于遭受贫困风险。

如果用６０％的中位收入作为贫困线，２５个国家中就有１４个国家的老年人（６５岁以上）比工作人口（１６￣６４岁）更易于遭受贫困风险。

老年人相对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为塞浦路斯，其老年贫困风险率是工作人口贫困风险率的５．２倍。

其次是爱尔兰、斯洛文尼亚，比值分别达到２．４和２．１。

２．老年贫困分布呈明显性别特征，女性老年人贫困风险率普遍高于男性。

总体来讲，欧盟老年女性比男性更易遭受贫困风险，其中７５岁以上女性老年人贫困风险率最高。

在瑞典、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和捷克等国中，女性老年人的贫困风险率是男性老年人的两倍多。

捷克共和国的这一问题最突出，前后两者的比例竟高达６倍。

平均来看，新成员国的男性老年贫困风险率为６％，女性为１０％；前１５个国家两者的比例分别达到１６％和２１％。

３．单身老年人的贫困风险率最高。

不同类型的家庭，老年贫困风险存在差异。

绝大部分国家，贫困风险率最高的是单身老年家庭，这一比例在塞浦路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达到７３％、６８％、４１％和５２％。

另外，有孩子的单亲家庭贫困风险率也较高。

两个成年人且至少有一个年龄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其贫困风险率接近或低于总老年人口（６５岁以上）的贫困风险率。

年龄低于６５岁的两个成年人的家庭，其贫困风险率最低。

４．老年人面临更高的延续性贫困风险。

欧盟所有国家中，老年人延续性贫困风险大大高于工作人口。

由于自身特性或其他原因，许多贫困老年人没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增加收入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脱离贫困。

据欧盟统计数据，差不多８个老年人有１个曾经历过延续性贫困。

爱尔兰、葡萄牙、希腊三个老年贫困风险率高的国家，其延续性贫困风险也较高，尤其是爱尔兰女性老年人的延续性贫困率最高。

此外，芬兰、德国、奥地利三国的女性老年人延续性贫困风险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

５．没有房产的老年人贫困风险更大。

拥有房产和没有房产的老年人遭受贫困风险的程度不同。

大部分国家，没房产者老年人贫困风险比有房产者高得多。

特别是在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如爱尔兰，６５岁以上的拥有住房的老年人的贫困风险率为４３％，而租房住的老年人的贫困风险率则高达７１％，相差近３０个百分点。

另外，英国和德国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较明显。

二、欧盟老年人口的收入特点分析（一）养老收益是老年人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所有国家中，老年收入主要来自于养老收益，其他收入组成只占很小比重。

养老收益包括基本养老金、收入调查收益、慈善收益、伤残收益、生存者收益、第二支柱的养老金等等。

在瑞典、德国、奥地利、法国、荷兰，养老收益占老年人口总收入的８５％以上。

在一些国家，对５５￣６４岁的年龄组来说，养老收益也很重要，尤其是在退休年龄为６５岁以下或提早退休现象比较普遍的国家。

一般来说，养老收益占总收入的比重随年龄增大而增大。

因为，越到高龄的老年人更不可能拥有劳动收入［３］。

（二）不同收入组的老年人口，其收入来源不同如果根据收入情况把老年人进行分组，最低收入组的养老收益比重最高，中等收入组的比重稍低一点。

由于养老收益在低收入组中占了比较高的份额，所以其他收入成份通常相当低。

其他收入来源在中等收入组中占的比重也不高，如荷兰、瑞典和德国，其他收入占的份额不超过５％。

大部分国家，最高收入组的工作收入或私人资产收入所占比重大，而养老收益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三）养老收益是贫困老年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养老收益在贫困老年人口的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６５￣７４岁的老年人之间，养老收益的份额变化较大，如瑞典为７６％，希腊为８２％，而比利时则高达９２％；对７５岁以上老年人来说，养老收益份额由希腊和英国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ｓＮｅｗＣｒｏｎｏ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图１２００３年欧盟老年人贫困风险率的８７％变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９７％，变化幅度较大。

工作收入和私人资产收入在所有年龄组的贫困老年人口中所占比重都较低，大多都没超过５％［４］。

（四）不同支柱的养老金收益所占地位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在荷兰和英国，第二支柱的养老金在老年人总收入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分别占到总收入的３０％和２０％。

德国和瑞典的第一支柱养老金在老年家庭中的份额最高，都占到７０％左右。

在意大利，收入调查收益在总收入中则占相当大的比重。

三、欧盟养老金制度改革对老年贫困的影响综上所述，养老收益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高龄老年人更是如此。

因此，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会直接影响到该国老年贫困的程度。

ＡｓｇｈａｒＺａｉｄｉ，ＢｅｒｎｄＭａｒ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ｕｃｈｓ等人利用１７个欧盟国家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的贫困风险率和公共养老金给付水平为样本数据，以贫困风险率（Ｙ）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公共养老金给付水平（Ｘ）作简单一元回归分析，拟合出来的结果为：Ｙ＝－０．８００６Ｘ＋０．７２６。

Ｒ２＝０．５７。

这表明，增加１单位的公共养老金会有大约０．８个单位老年贫困的减少。

也就是说，公共养老金给付水平越高，贫困风险率越低。

反之，则越高。

公共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与老年贫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比如，塞浦路斯公共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只占中位收入的４１％，所以其贫困风险率最高［５］。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欧盟各国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

这些改革大致分为两类：参数改革和体系改革。

前者保留了现收现付制（ＰＡＹＧ），但是对缴费年限、领取条件、给付水平、退休年龄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后者却把原有确定给付的现收现付制改变成确定缴费的基金制（或非基金制），强调缴费与收益的紧密结合。

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世界银行推崇的建立个人帐户的多支柱改革（主要发生在斯洛伐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匈牙利）；二是非基金的确定缴费制（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又称名义帐户制（主要发生在瑞典、意大利、波兰和拉脱维亚）。

体系性改革将更多的风险转移给同一代内的个人，对低劳动收入者的再分配功能有限。

不管采用哪种模式，欧盟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是，公共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在逐渐下降。

据欧盟经济政策委员会预测，遍及欧盟２５个国家的平均公共养老金受益率会由２００４年的２２％下降到２０５０年的１７％。

欧盟委员会关于养老金的综合报道也确认了理论上的替代率会有明显的下降，而且在实行体系性改革的国家，这种下降会更加厉害，如瑞典的替代率会下降近２０％［６］。

由于公共养老金的给付水平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特别是低劳动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所以公共养老金给付水平的下降会加剧老年贫困。

相反，则会减少老年贫困。

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金制度是解决老年贫困切实有效的途径。

四、欧盟老年贫困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综观欧盟养老金制度改革，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其改革驱动力主要来自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考虑，而忽视了收入不公平和老年贫困等问题，特别是忽视了体系性改革对妇女和低劳动收入者等特殊群体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重新审视养老金制度的基本目标养老金制度改革具有多重目标，但最重要的目标是减少贫困和实现消费平滑。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为了实现一生消费平滑，人们需要在生命周期内合理安排其收入，工作期间建立储蓄积累为老年消费做准备。

但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其储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低收入阶层可能没有储蓄能力或储蓄不足。

为保证社会公平，使所有老年人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显得十分必要。

因此，世界银行强调，养老金制度的最根本目标是减少老年贫困，保护老年人不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影响。

目前，我国养老金覆盖率非常低。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数据，目前中国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４３５０万人，而包括４３５０多万已退休人员在内，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１．７３亿人，仅占城镇人口的３０％左右，不及劳动力人口的１５％，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