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音乐剧行业发展的几大外因

影响音乐剧行业发展的几大外因 (2013-09-13 22:16:29) 转载▼ 标签： 音乐剧 妈妈咪呀 猫 产业 文化 分类： 产业解读

这些年来，业界一直在谈论和期待着音乐剧的春天。春天的标志是什么？大约得有一个量化的指标。以个人的看法，至少偌大的中国，五部音乐剧同时上演，或者至少，一个城市里，三部音乐剧同时上演，连演三个月以上。做到这些，大约算得上音乐剧的春天吧。事实上，这些指标虽然只是一些预设，却不苛刻，百老汇与伦敦西区不能比，即便韩国与日本，也早已将这些指标远远地超越了。

前一段时间看文章，谈到互联网行业很多强大的跨国公司，如雅虎、谷歌、易趣等，纷纷在中国遭遇落败，而且都败给了本地同质化的公司。这些声名显赫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发展得大多兴旺，唯独在中国落败，是何原因？如果只是一两家，也许是经营问题，但集体落败，不免令人感到与“更大的因素”有关了。

由此联想到音乐剧行业近些年来的发展，似乎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作为西方舶来品的音乐剧及其运作模式，在中国多少有些水土不服。拿上海来说吧。十几年来，上海引进多部海外经典音乐剧，证明了其市场是全国最好的，为此很多公司萌发了在上海开始音乐剧产业化的雄心壮志。可多年过去，无论原创还是本土化，大型音乐剧能长演三个月以上的一部也没有，更不用说三部大戏同时长演了。也就是说，上海的音乐剧产业还远未成型，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

值得留意的是，一家落户上海本地的音乐剧制作公司，两年里陆续推出《妈妈咪呀》和《猫》中文版，第三年又推出改编自韩国的音乐剧《寻找金钟旭》和《公主的盛宴》中文版。这一系列举措，可谓成果丰硕、阵势不小。但是，如果将其反响与当年亚洲各国相比较，会发现巨大差异。30年前的日本与十几年前的韩国开始音乐剧本土化的时候，属于爆发式增长，即一经上演后，多个城市长演不衰，随即音乐剧的产业模式开始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我们的音乐剧本土化的反响，相比就小得多，更谈不上爆发式。首轮演出一两个月，依靠一系列宣传，尚有不错反响，到了第二轮，情况便会明显弱于前一轮，到第三轮，会更弱，显得后继乏力。换句话说，我们的音乐剧环境缺乏惯性消费，只要不大做宣传，就难以引发市场长期自发购票的状况。

原创音乐剧是如此还情有可原，因为创作的提升非一日之功，即便日本和韩国，音乐剧产业已经不小，但原创的成果依然不大。但奇怪的是，同样是本土化制作，同样制作的品质也不错，走着相同的发展模式，为什么结果却不相符？而这发生在一个拥有巨大人口与市场，按理说应释放出几何倍数的市场能量的国土，为什么？这些状况不免令人感到与“更大的因素”有关了。

马云说“赢在细节，输在格局”，我深以为然。在竞争激烈的格局下，内因是细节，做不好，同类的竞争中就赢不了。但如果大格局不成熟，细节做得再好也是不够的。所谓水道才能渠成。这世上无论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人的作为，都离不开背景与平台，而这所谓“更大的因素”便是决定了一个行业能在什么平台上讲话，也决定它在某一历史阶段下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本文并非唱空音乐剧产业，只是在经历多年所谓业内工作后，深感行业内的很多问题，根源其实在行业外。本文便是试图对这“更大的因素”做一些解读与分析。在此之前，先谈一谈音乐剧自身的行业特点。

首先，音乐剧是小众的高消费娱乐行业。与其他舞台艺术一样，音乐剧一周最多八场，场次有限，而一个剧场能容纳的观众数量一般在2000人以内，也是有限的。与电影可以同时在全球无数屏幕放映相比，与电视可以同时在无数电视机上播放相比，与网络可以跨地域多点的播放与下载相比，音乐剧显然是小众的。正因为小众，在带来独特的现场感官体验的同时，也决定了观众需要花费比其他娱乐产品更高的代价才能享受得到。这在国外也是一样的。观赏一部歌剧或音乐剧，票价就是比电影贵很多。百老汇和伦敦一部音乐剧的票价，大约就是电影的4至12倍。如果我们希望音乐剧的票价尽可能低，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可能地长演，摊薄运营成本。但即便如此，音乐剧的票价远高于其他大众娱乐产品，是这个小众娱乐行业的特点。

其次，音乐剧不是赚快钱的行业。相比于电影与电视，音乐剧的回收周期要长得多，投入资金却不低。特别是如今的大型音乐剧，动辄上千万，甚至几千万。这些年来，百老汇的音乐剧投资上亿的也不少见。这些音乐剧成本之高，甚至需要一个剧场天天满座连续上演好几年才能够收回。如果拿音乐剧的单日票房和电影大片相比较，则不是一个量级。像《狮子王》、《剧院魅影》、《悲惨世界》、《女巫》等经典作品，标榜票房收益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但不要忘了，那是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世界无数家剧场靠一点一滴的票房积累而成的。我们可以说，在西方，音乐剧一旦获得成功，钱赚起来可能比较稳定和长久，但绝不快。

第三，音乐剧是专业人才密集且需要持久付出的行业。音乐剧不像电影或电视的从业人员，再辛苦再累，拍完就完了，一散了之，音乐剧需要拴着一群专业人士长期为之服务。很多情况下，创作与制作是充满热情与期待的，而开演后，进入运营阶段，才是真正磨人的开始——固定不变的运营成本、演职人员的不稳定、巡演的联络与场地的布置、宣传推广与票务营销······等等，使得剧目持续上演反倒成为挑战。从工作状态看，演职人员每天重复同样的桥段，对耐力也是一种考验。最终，这些“艺术工作者”们，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职业化，如同朝九晚五上班一样，投入热情，不报幻想，才能持久。因此从另一方面说，音乐剧这个行当很难依靠大明星，明星可以玩票，但长时间投入是少见的。更不用说大多数明星演不了音乐剧。

第四，音乐剧需要特定的传播渠道——剧场。剧场决定了音乐剧这一娱乐产品的表达范围和表现方式。没有剧场，音乐剧无从上演，没有可供长期演出的剧场，大多数音乐剧也将难以收回成本。百老汇和伦敦的好剧场永远是紧俏的，特别是地段好、设施佳、人流量又高的剧场，往往会成为优秀剧目竞相争取的对象。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剧院业的发展极不均衡，虽然大型城市的核心剧院依然紧俏，但除此之外的很多城市，因为缺乏成熟的市场和有效的管理，剧场闲置的现象很普遍。

上述这些音乐剧的行业特点，也是音乐剧这一艺术门类区别于电影电视与网络娱乐的行业特点。从感受上说，音乐剧的最大优势，在于独一无二的现场感，但从商业模式看，其弱点也在于现场感。现场感制约了表达的方式、传播的途径、受众的数量，如果是大型制作，也制约了成本的回收。

结合上述因素，大致可以理出这个行业在商业上成立的依据： 1. 为数不小的资金； 2. 足够优质的剧目内容； 3. 足够专业和稳定的演职团队。4.可供长期演出的剧场。最后第5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足够多的观众购票。

前四个要素——资金、剧目、演职团队、剧场，是这个行业的内部因素。近些年来，原创音乐剧与经典音乐剧本土化制作纷纷出炉，有些品质还不低，其实足已证明内在因素虽还不够完善，但已不成为音乐剧制作的重大障碍。

问题在第五个要素上——是否有足够多的观众购票？这涉及到行业的外在环境，也就是所谓 “更大的因素”，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有六大外部因素对音乐剧甚至整个演艺行业产生着巨大影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空间。

外因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挤压了文化行业的空间 过去几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凭借人口巨大红利，我们成为了世界的制造工厂，也激发出巨大的投资与消费市场。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以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维持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投资拉动、低附加值制造的弊端也日益严重，产业结构的日趋不合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文化产业恰恰仍在各产业中处于弱小地位。201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产业所占GDP（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虽然持续上升，却仅为2.85%。而美国2010年文化产业占其GDP近16%，英国2010年文化产业占其GDP的8.1%，日本为7%，韩国为6.2%，均大大高于我国。如果按城市比较，纽约与伦敦的文化产业可占到城市GDP的1/3以上，东京占22%，首尔占14%，对比2011年北京占近11%与上海占7.3%，我们的差距是巨大的。

文化行业是人才的行业，这个行业的成长需要产业内部资源的相互支持与流动，当其所占整个社会的盘子小时，大格局就难以形成，高质量的从业人员和相关资源就会缺乏。如同一个池塘和一个湖泊，所容纳的鱼的种类、数量、大小必然是不同的，更不用说音乐剧在中国的文化产业中，是属于极小的部分。你可想过？为什么在纽约和伦敦一经发布音乐剧演职人员的招募信息，就能排起长队，而且参选的人来自各行各业，而在上海和北京却不行？这从一个侧面，已经说明了行业大与小的差异。

外因二：收入分配不均，多数人可支配收入低 这些年中国的贫富差距呈越来越大的趋势。据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储蓄率分布极不平均。55%的中国家庭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却占到社会财富的85%。这样的财务状况，直接决定了大多数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对于音乐剧这样的相对高成本消费的娱乐门类会产生很大影响。据上海市统计局显示，2012年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为40188元，居全国之首。但不要忘了，因为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它的真实情况是小部分有钱的人和一大批穷人的平均值。以笔者所见，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大都是月光族。而多数刚结婚的年轻人，在40岁之前，仅住房一项就可能占据其支出的大头。一部平均票价300元以上的音乐剧，一买就是两张，有那么多钱消费吗？

再往大里说，根据《2011年中国薪酬报告》，2011年中国国民收入占GDP的40%，这被认为远低于合理标准。按国际标准，合理的国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以上，也就是说，政府和企业拿走的GDP不会超过40%，而在中国是颠倒的，且近些年，这趋势还在拉大。因为人口众多，算到人均GDP时，差距就更明显。 2011年北京市的人均GDP是东京的1/17、纽约的1/8和伦敦的1/7，可见财富被不合理地一次分配后，再度被人口稀释。也有人说如今是国富民穷，是有一定依据的。

我常听到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抱怨演出票价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抱怨的是自己可支配的收入太低。虽然舞台艺术的票价远高于电影，在全世界都一样，虽然音乐剧有它独一无二的现场感，但在这样的收入状况下，放弃4至12部电影的代价来只为看一部音乐剧，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外因三：剧场消费习惯尚未形成 习惯这东西，看似不实在，要改变起来还真要点时间。如今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没有进剧院看戏的习惯。在传统，看戏是中上层社会的专属享受，近代北京天津上海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市民阶层喜欢在剧场唱唱小曲听听戏，但这些买票看戏的传统在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之后，就被中断了。几十年来，剧院行业伴随着文艺院团国有化，多数是在计划体制下发展的，看戏不要钱，在过去是常态。如今渐渐恢复买票看戏的习惯，对很多人（特别是中老年）还是不习惯的（他们才是有经济实力的人群）。我还记得多年前上海大剧院制作越剧版《红楼梦》时，设计了一句广告语——“孝顺长辈，就请他/她看《红楼梦》”。广告语的效果很好，中青年人踊跃为长辈购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上真正喜欢的受众却不愿意花钱的奇怪状态。对比欧洲（也包括受其影响的美国），他们进剧场看戏的习惯没有断过，剧场对它们不仅是娱乐消遣，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和生活方式。看音乐剧，多多少少是从耳濡目染的歌剧传统中带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