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张 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我们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协调多元的利益关系，有效地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协调和稳定中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利益关系均衡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和本质要求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引起了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人们在改革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追求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从而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一个调整全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导致他们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格局出现了明显差异，利益格局出现了分化和重组。历史发展也已证明，体制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它必然会引发社会结构及其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并伴生着矛盾和冲突。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最为突出的时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人们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与此同时，随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利益的分化，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社会负面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社会公正秩序遭遇挑战，由此带来利益格局失衡的状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不公正、不和谐的现象。“社会之所以不和谐，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是利益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突出的表现为：

（一）、分配不公引起的收入差距过大日益明显 一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1984年以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加上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特别是1997年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偏低，1997－2003年，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仅为3.96％，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增幅8％的一半，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984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72:1，1989年2.28:1，到1997年为2.47:1，2003年为3.24:1，已超过国际公认的3:1的警戒线，而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1000美元时，最合理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1。如果考虑到农民的收入中有大约1/4用于生产投入，加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种种福利和补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会更大，已达到了5:1到6:1。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2000－2003年，西部12省（区、市）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为

 张敏杰：《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全国平均水平的87％、86％、85％，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2002年，35个全国大中城市中人均收入超过万元的城市有8个，分别为深圳（21914元），广州（13361元）、上海（13250元）、宁波（12970元）、北京（12464元）、厦门（11768元）、杭州（11432元）、济南（10094元）。收入位于后5位的是西宁（6433元）、兰州（6555元）、银川（6845元）、长春（6963元）、呼和浩特（6996元）。位居前5位城市的人均收入平均收入数与名列后5位城市的人均收入平均数之比为2.19:1。三是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有较大的差别。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外经贸、旅游、电力、煤气、供水、电信、运输、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比全国企业平均水平高出50％－120％。1978年金融保险业是农、林、牧、渔业的1.30倍，1990年为1.36倍，2000年扩大为2.60倍，2003年则扩大到3.00倍。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按世界银行统计标准，基尼系数控制在0.3－0.4之间为合理的贫富差距，0.4是个警戒线，一旦超过了0.4，就应引起高度的警觉，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5，并继续成扩大趋势。据统计，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8.50倍，是困难户的10.31倍。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近一半，而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 （二）一些农民、工人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未能共享改革的成果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农民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而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利益牺牲。据统计，1978年改革前30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大约6000亿，用于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农民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但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很不公平。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和部分乡镇企业收入及外出打工收入，没有其他来源。“为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源源不断的农副产品、作出巨大的显性或隐性贡献的中国农民只能享受初次分配的收益，却不能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工资、奖金、津贴、退休金以及就业、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享受再次分配的收入和福利。”总之，中国农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劳保、养老、福利等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务等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系统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增多，再就业问题非常突出。我国目前有“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千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这样一个主要由失业下岗人员、

 郑建勋、陈洪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载《理论观察》2005年第4期。

 《温家宝总理等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03.3.18。 农村贫困人口等人员组成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应有权利和占有份额未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其公正待遇也未能得到制度的有效保证。“从道理上讲，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代价应当由全社会来承担，但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部分失地或无地农民和下岗的国企职工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这个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巨大的影响。 （三）由于利益均衡机制不完善，导致各种利益矛盾激化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目前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均衡机制不完善，使得一些主体往往以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导致各种

 虞云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理论动态》第1665期。

 孙立平：《和谐社会·用制度规范利益表达》，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3期。 利益矛盾激化。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企业劳资矛盾凸现，劳资纠纷陡增，工人下岗，静坐、怠工、罢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频繁，劳动争议的数量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到2002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平均每年增长34.09％，涉及人数每年递增31.63％，集体劳动争议平均每年增长率也达到了31％。二是一些涉及部分群众共同利益的矛盾，如企业改制重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农村征地引发的“失地农民”问题和城市拆迁引发的拆迁户权益保护等引发的矛盾，牵扯范围广，处理难度大，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信访案件数量持续上升，据统计，2003年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5%，这其中反映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占80％以上。三是干群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地方机构重叠，干部数量太多，其需求的各种费用，加重了群众的各种负担；有些单位与部门的干部，为了突出自己的“业绩”，搞浮夸、虚报、摊派和形象工程，不惜加重群众的负担，直接侵犯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有一些干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设租、造租、寻租等谋求权力资本化，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干群关系。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分配不公和利益失衡乃是社会秩序失范和社会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也正是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的关键时期和利益矛盾日趋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

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