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及苏联问题

计划经济相对与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科学的社会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

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保证。只有实现计划经济这一科学体系，社会经济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才能达到社会经济高速、平稳和健康的发展。

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其余的三种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1)

-------------------------------------------------------------------------------- 2006年11月07日 18:03 新浪读书

连载: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作者：冯建辉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文化模式逐渐形成，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文化现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问题皆政治化，都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论问题上的背

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8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仅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地分为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并把两种文化的关系说成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把自然科学也分为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如苏联出版的一本《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书中，就把生物学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后者被

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90。有一个时期，苏联学术界甚至盛行“两种文化”产生“两种语言”的理论，把语言也分为“资产阶级语言”和“无产阶级语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问题政治化的总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改变，随着“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尖锐”理论的出现，更加走向极端。这正是把一切学术上出现的不同意见统统当成阶级斗争事件，把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当成阶级敌人处理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所在。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然而它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产物，更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发展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抛开前人的成果另搞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与政治的关系，有的直接些，如哲学、政治学、法律学。有的疏远些，如文学艺术，特别是其中的花鸟虫鱼画和山水画，很难和现实的某种政治主张相联系。社会科学中的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医学、自然科学等，本身与政治则没有联系。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有的可能与政治有关联，有的则与政治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文化发展中的认识不同与主张有异，即学术观点的分歧，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统统装入“阶级斗争”这个筐里呢？

第二，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91。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来：首先，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行政管理单位，便于使用、管理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严格的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否则，就可能被处分、降职，乃至被赶出研究单位。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丢掉了饭碗。斯大林晚年也从局部感到这个问题，他曾举例说：“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情况，……都会遭到语言学的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职和降级”92。其次，实行“理论专制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对理论、科学的自由讨论，大搞理论专制主义，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从理论上确立独断专行的唯我主义、‘理论皇权主义’，以斯大林的三本书来垄断社会科学的创造权和发明权。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布道式的讲坛”93。对于学术界的争论问题，学者没有发言权，只有领导才能定是非，学者的任务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办事，连对《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准讨论，只能照办”。

苏联的这一套管理文化的体制，不仅扼杀了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导致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僵化，学术研究变成领导人推行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位外国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94。正是这种诱惑力，使一部分学者堕落成为“不学有术”的文化政客。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2)

-------------------------------------------------------------------------------- 2006年11月07日 18:03 新浪读书

连载: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作者：冯建辉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第三，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

苏俄十月革命以前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占70%。据苏俄1922年公布的调查数字，1914年，在校中学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为591645名，农村只有14575名。大学生总数为127000人，在校大学生仅36000人。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高尔基曾向他介绍苏俄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导致的愚昧状况：“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出迷信的恐惧。

当他们在农村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子对自己画了十字，喊道：‘喂，压死我吧！’接着，他扑向轮子下面”95。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列宁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以后，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他曾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多次批评藐视、鄙视、敌视知识分子的现象，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96。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请看下表：

（引自《196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