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研究第六八期 2012年06月07日 星期四

第六八期 2012年06月07日 星期四 北京城市病源于日积月累的城市规划失误 最近，有媒体报道人们生活在北京郊区新城的生活状态，得出“通州不通、顺义不顺、大兴不兴”的惨痛感受。近十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建新区新城，城市在急剧的扩张蔓延。如果我们把城市看做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话，这些新城彷佛被打了催长素的孩子，带着各种先天不足来到世间，被拔高被拉升，急速的扩张加剧了病痛的扩散，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自然要承受着诸如交通拥堵、缺乏医疗教育设施等种种城市病。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北京自然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以流水账的形势，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史，或许可以找到北京新城之痛的原因。 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制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确定旧城改造的第一个目标是，将北京从工人阶级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1/4以上的莫斯科型大工业城市；将北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城市，彻底改造成为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按照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首都。城市格局上，北京走上了单中心道路；产业布局上，北京走了一条与上海类似的工业化道路。 在1954年的城市规划草图上，北京的西部、东部、东北部、东南部，都规划了大片的工业区，此后几十年里，北京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布局，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到1979年，北京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达63.7%，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北京因此成为重工业占主导的城市，高大的烟囱成为城市风景。 然而，纵观世界各地的首都，都是以服务业为主导，北京也不能逃脱城市发展的规律，怎能让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肆意发展？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的建设做出了四项指示，明确提出，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发展要适合首都的特点，今后基本不再发展重工业。 于是，北京东南西北的工业区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曾经是化工区、冶金区的土地上，被建造成了各式楼盘或别墅区。声名远扬的798是前苏联援建的国营电子工业的老厂区，如今也脱胎换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此同时，80年代的怀柔平谷之类的远郊城市还在默默生长。 90年代初，北京的城市发展实行“两个战略转移”：市区不再扩大规模，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转移到郊区，强化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就这样，远郊卫星城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连接中心城区和卫星城的放射干线公路和高速公路，在地图上如藤蔓一样“长”起来，中心城难以承载的产业和人口随之疏解到卫星城，散枝发叶。此刻的卫星城如同一个没有减掉脐带的孩子，就业生活娱乐都要依赖中心城区，依靠着仅有的几条通道，人流来往于卫星城和中心城区。 卫星城与新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在内涵上却明显不同：卫星城多依赖母城而建，功能不配套，以生活居住区为主，如回龙观、望京；新城则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配套和特色产业集聚，城市功能齐全，居住、工作、交通、娱乐休闲相对完善，满足多元需求，对原来中心城区更少依赖。 或许是意识到卫星城的弊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开始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以“更加独立、功能更加完善的新城取代卫星城；突出首都特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此刻，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经历50年的发展，管理者终于摸清楚了北京的发展路径。这版规划注重独立新城的建设，规划了11个新城，其中，顺义新城、通州新城、亦庄新城是发展的重点。 遗憾的是，北京的城市格局，在90年代的卫星城建设时，就已定型，要改变，谈何容易？ 一方面，人口在聚集，一方面，城市在蔓延。依靠地铁和快速通道，郊区的人们往来于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每日潮涨潮落、人来人往，许多人将生命和精力消耗在上班途中。城市的膨胀使北京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日益严重，或许是某些政府官员也感受到大城市之痛了。于是，北京“十二五”规划，把人口疏散和拥堵治理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北京上演了一出出“低端业态退出”、“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人防地下室禁止出租”的悲喜剧。 如此强硬的行政调控，会缓解北京城市之痛吗？短期而言，或许有用，长期来看，显然不可能。因为不疏散产业，只疏散人口，城市病会更加严重。 北京的城市病，源于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而人口的集中，源于权力和资源的过度集中。作为首都，北京的政治地位带来了强大的资源控制力，放眼望去，优势的教育资源、资本资源、大项目、大企业、优良的工作机会都集中在了北京，人往高处走，资源和权力的集中自然引发人口的集中，如果不疏散资源和权力，新城之痛，恐难以治愈。（TLM）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一一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陈功：城市公共建筑短命源于管理效能低下 建设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却不到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近日被爆破拆除。沈阳绿岛体育中心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室内足球场，曾是沈阳引以为豪的“世界体育场馆排行榜名列前茅的豪华室内体育场”，堪称沈阳城市公共建筑的一项丰碑之作。然而，就是这座曾被冠以“豪华、地标、最大”等字样的体育场，在投入使用后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被拆除的主要诱因。近些年沈阳奥体中心、铁西体育场等大型体育场馆的相继建成，使地处郊区的绿岛体育中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威胁，利用率较低，无奈沦为仓库，迅速破败，最终无法摆脱被拆除的厄运。类似的“短命建筑”在国内各地频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除了规划、设计和施工质量原因外，“短命”建筑更重要的“祸源”是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的低下。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很多地方公共设施楼龄只有3－5年，就已经显得破败、混乱不堪。主要原因是“重建设，轻管理”。实际是没有能力管理，这是中国城市化困局的一个侧面。在安邦看来，相对于其他类型建筑，缺乏管理的公共设施比一般的建筑物更短命，这与城市公共建筑的性质和运营效率低下、管理落后等都有直接的关系。（SHY） 未修复的城市毒地将成为定时炸弹 近年来，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而其遗留的大量毒地悄悄变脸为高楼林立的城市花园、人流熙攘的购物广场。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数以万计，仅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自2004年以来，毒地开发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陆续被曝光。2004年4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2006年7月，位于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2007年春节前，武汉赫山地块施工中，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获救。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然而，被曝光的毒地属极少数，更多毒地在政府和居民毫不知情之下，仍悄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无疑是潜伏的一颗颗定时炸弹。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毒地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对地方政府而言，面对城市毒地的威胁，应提高警惕，建立并执行严格的土地生态安全准入机制，将毒地排除在土地交易市场之外。着眼城市居民健康与城市环境安全，在毒地再次入市之前，严格进行生化修复处理，排除潜在隐患。（SHY）

城市公共服务涨价并非“稳增长”良方 日前，由于外需不振、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趋缓，国家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国家财政不可能再次大手笔的加大基本建设投资，面对这样的形势，怎么办呢？将近期一些新闻联系起来便可发现，在公用服务领域，似乎有一股力量正驱动着老百姓去“投资”！水、电、燃油、教育、高速公路等一系列事关民生的调价听证会陆续召开：涨水价，补充供水投资；涨电价，补充供电投资„„基本公共产品的涨价会带动一片，自然GDP就上去了。这种提高公共服务费用的做法是一种可怕的数字游戏，不但不是真正的“稳增长”，反而可能使“防通胀”面临考验。公共服务涨价并非是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选择。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各地应该恢复建立公用事业管理局，这个机构是专注民生的宏观管理部门，它管价格、管服务、管补贴的投放。如果公用事业服务全部都市场化，会极大地降低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以牺牲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作为代价，来换取表面数字的“稳增长”是非常不可取的。（SHY）

“宗亲回归”是地方招商引资的另一扇门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华侨回到祖国寻根问祖，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宗亲回归的热潮。据报道，5月19日，世界郑氏宗亲聚首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来自港澳台地区、内地17个省份及10个国家的共3000多名代表与会，这也充分体现了宗亲文化内在的、强大的凝聚力。宗亲聚会增强了宗亲文化的传承，促进了信息交流，加强了回报家乡的愿望，这也带来了民间资本整合的良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认为，中国很多地方的宗亲宗祠的传统文化影响还很庞大，但这类宗祠在文革时期都被摧毁，宗族的后人也散落世界各地，可以考虑恢复乡村中的名人宗祠，作为凝聚宗亲回归的平台，吸引他们回归家乡创业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不应紧盯央企之类的巨无霸，家乡的名人宗族之后，也是挖掘对象，而通过宗亲回归来凝聚民间资本，或许可以成为地方招商引资又一重要路径。（SHY）

日本中小企业转移中国是新机遇 2011年，日本的电子产业和汽车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力日益减弱。日元升值、劳工保护、法人税、贸易自由化迟滞、减排压力、电力短缺被日本企业称为“六重苦”，特别是日元的急速升值，严重影响了其在全球的竞争力。松下、索尼、夏普三大电机企业在2011年的亏损总额累计达1.6万亿日元。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