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以载道

从“器以载道”到“器体道用”
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就是“技以载道”，即通过形态语言传达出一定的趣味和意境，体
现出一种审美愉悦和审美功能，是我国古老的一种道器观。《周易·系辞上传》有“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不仅以形式语言的形式体现古人对形式美的认识，还
通过有形之“器”，传达无形的“道”， 道器并举，把形而下的制造如具体功能操作、技术
劳动和形而上的理论结合起来，指出了哲学上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器物的造型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各
种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的烙印，被赋予不同的象征。《考工记》中描述“轸之方也，以象地
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意思是说古人造车时，车厢是方的，象征大地，车盖是圆的，
象征天空。这种造型观体现出了当时人们一种朦胧浅薄的宇宙观，即“天圆地方”的观点，
并深深影响了人类的造型观念。在这里，车的造型是可以看见可以感知的“器”，“天圆地方”
则是不可言说的抽象的“道”，将不可言说的“道”，落实在可感可知的“器”当中，意味着
抽象的观念得到了具象的认知途径。因此，器物的造型不但是形式的表现，而是蕴藏了人们
深刻的思想观念，承载了一定的形式意味的，即所谓的“技以载道”，或“器以载道”。
中国器物文化包含了“道”与“技”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技以载道”，是“道”
的人性化的表述，也是“技”的神圣化的表述。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龙这一形象的崇
拜无以复加，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有龙纹的器物都是皇族御用，经过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
代表着地位的至高无上，权力的威严神圣，同时也期盼能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
太平盛世。而现代，龙文化也随处可见，建筑、雕塑、家具、手工艺器物以及民间的风俗活
动，龙的应用无处不在，而龙的形象也已经延伸到了吉祥幸福的含义。
然而春秋战国时代，却已经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诸子百家对“技”大多持
有一种抑制态度，出现了重道轻器的倾向。老子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要求“不贵难
得之物，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庄子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
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
也”，认为机械技术会使物失常性：“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我国的造物设计水平得到急速提高，带来社会繁荣的同时，也滋养了贵族阶层
的奢靡。对“技”的抑制，就是从社会统治的要求出发，提出的对社会奢靡的一种批判。而
另一方面，道家又对所谓能载道之技大加赞赏，颂扬了“技”在悟道中的不二地位，使得“技”
带有一种神秘化的倾向。从“庖丁解牛”（《养生主》）到“轮扁斫轮”（《天道》）到》)、“郢
匠运斤”（《徐无鬼》）再到“疱偻承蜩”（《达生》），无不体现了对“技”的崇拜和对“道”
的追求。
到了明代，在我国造物活动中曾长期占据主体地位的“器以载道”思想逐渐被“器体道
用”所取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人们审美观念的逐步提高，使人
们更多地关注起器物本身的功能性和艺术性。二是人本思想的觉醒引发人们对带有传统封建
教化思想的“道”的怀疑和否定。
明代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思想也比较开发的时代，这是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的时
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道寓于器”的观点，认为“非器则道无所寓”，强调
了“器”的本体地位。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则进一步阐述，他说“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
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认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进一步强调了“道不离器”。
他们的这种“器体道用”的思想在明清时代的造物活动中有着很多体现，如明家具对功能的
重视就可以表现。明代家具吸收了中国“线”造型的传统，线条流畅舒展，古朴大方。其中
以椅子的造型最具代表性。明代交椅造型简练，突出线性结构，线条流畅，稳重不失纤巧，
匠人主体的生命性在造物上得到充分体现。又如明式家具中的圈椅，线条的造型曲中有直，
直中有曲，纤巧活泼，背板呈“S”形，符合人体背脊的曲度。
但是，到明代中期，工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条件日渐好转，财富不断集中以
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显现出了它的脆弱性，贪欲滋长，奢侈风行，政治腐败成
为了社会的普遍现象。再加上外患，旧有的道德体系已经完全不能显示出束缚力。这种情况
下，道德的重建就成为了迫切的问题。
因此，从“道体器用”到“器体道用”，历史带领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却都是只看到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和作用，无法深入到双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都只
是通过有形的技去探索无形的道或者是在有形的技中体现无形的道，归根到底都是把道当做
根本，当做孜孜以求的对象，技则沦为附庸末节，丧失了独立性。对技的崇拜根源上是出自
对道的追求。
相对于道家的模棱两可，儒家对“技”态度比较统一。孔子说“文质彬彬”，即要适度。
推而广之，就是说文饰和功用要相合适，形式与内容要相一致，可以避免坠入形式主义或只
讲究功能的倾向。这是儒家的“文质彬彬”思想影响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准
则及人造物和人的关系等方面，始终保持着形式与内容并重的价值取向。但是孔子也说“君
子不器”，君子不要成为只有某种技能的人，总的看还是偏向道。他还是认为道是根本，对
技能的过分追求会影响对道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