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李光耀治国方略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李光耀治国方略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李光耀是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其具有鲜明东方风格的执政方略将一个原本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又资源匮乏的小岛引向了成功之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在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相矛盾时，李光耀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他相信，政治稳定是民主和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经济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高于任何抽象的政治理念。1992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菲律宾商业大会上他说：“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的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个人自由。”李光耀为新加坡建立了议会民主的体制，却在这种体制中选择了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相异的“一党主政”的威权主义模式。李光耀政府崇尚法治，执法以严厉著称，实行严刑峻法，一方面其法律制度，思想，分类，渊源，推理风格等方面都直接承受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另一方面，西方的法治对于权力的制约，法治与“有限政府”相联系，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法治”，而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兼顾规制国家与规制社会，对于权力不仅强调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强调权力之间的合作，可以称为“共同体法治”。 一 、稳定发展，经济至上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刚刚完成民族独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很难从“意识形态执迷”的强大惯性中走出来，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新生的新加坡就拥有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并给了他实行实用主义的良好环境，这种环境或许是政治文化中深入华人脊髓的儒家功利主义传统，或许是东方传统的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或许是小国寡民的现实。而对于50，60年的新加坡来说，实用就是稳定，没有什么会比稳定对于一个新国家更重要。 经济发展不是保持稳定的专门设计，经济的繁荣本身是发展的内涵，它预示着人类的一种幸福。但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保持社会稳定之手段中最高明的一种。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会带来一个长久的社会稳定。因此，新加坡的经济中心政策实际上也是最大意义上的国家稳定政策，新加坡稳定优先的政治发展战略必然从“经济中心“开始。 李光耀深知经济发展对于新加坡的意义，他说过：“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2李光耀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际情况作为制定和修改政策的依据，就是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不轻信别人的言论，不纠缠于历史。他指出：“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 李光耀相信，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从理论与现实的两种意义来说，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权丝毫没有影响经济的自由。他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小规模的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的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的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对于竞争的崇尚，另一方面是对于绝对平等的抵制，李光耀深恶痛绝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绝对平均主义对于人民积极性与进取心的扼杀。他说：“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从新分配财富方面做的太过分，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必将失败。”4即使当“福利主义”思潮到来，西方社会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从新关注平等的时候，李光耀仍然坚持竞争对于经济的主导。 李光耀反对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不代表他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和人民福利事业的漠视，福利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社会稳定之必须。李光耀政府拿出一大部分国民财富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住宅，教育，医疗等的福利，改善生活环境。但其福利制度，始终维持在自由市场的底线以内：即国家提供辅助而不包办；国家指导建立于公民自助之上；政府关注造血而不是输血。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公积金制度等制度都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之内而不是之上。 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李光耀政府经济政策灵活，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发展战略。冷战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59 ——1965 年，经济恢复阶段。当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困和失业，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重点发展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二1966 —— 1979，是第二个阶段，政府重点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并以此带动其它部门的发展。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1%，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率仅为 3.3%，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三 1980 —— 1985 ，第三个阶段，1979年 7 月，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战略，也称“经济重组”政策。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四1986 ——冷战结束，第四个时期。另外李光耀政府注重发展一批支柱产业，，电子、造船、精密机械制造、光学器械、炼油和电脑软件等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经济的蓬勃发展。李光耀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1960 年到 1983 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60 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215 新加坡元；到 1983 年，增至12,890 新元。新加坡的制造业发展也很快。1959 年，仅有7.5%的劳动力就业于制造业部门，1983 年这一数字增至27.8%。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政府的威信大大提高。 经济中心与稳定政治——现代化中的决择 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经常被称为“民主化”的浪潮，这种说法有意或无意间赋予了“民主”价值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政治学家们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抱有乐观的态度,主张通过欧美国家模式的指导,直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于是，一批国家先后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大多数新兴的亚非国家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但是，很多国家喧闹一时的民主实验中途夭折，不少发展中国家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政治学家们不得不承认,进化乐观主义已变得苍白无力了，面对发展中国家令人困惑不安的政治动荡局势,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问题,自然成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新的重大现实问题，政治稳定也由此被确立为与政治民主并重的政治发展目标”5“民主化”不再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在这种对“民主化”迷信的反思中，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走在了前面。首先，在民主已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时候，关于民主的争论从价值转移到了内容。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说“……民主是一个需要注入内容的容器”6李光耀留学英国，但并不是西方民主人权观的忠实信徒，西方民主自由观在自己国家的现实中投注，折射出其局限性。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新加坡与其说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如说是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结果——西方法政文明，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就是西方法政文明在东方社会里的变态发育的结果。李光耀相信，西方民主人权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式的民主在大多数新兴国家行不通，民主人权的背后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国文化的烙印。李光耀说：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的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个人自由”。7东方文化的背景使其相对于西方更注重秩序与集体。西方的人权指的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而东方文化却强调要尊重权威，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人民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权利，东方文化则强调义务至上。对于集体利益的关注贯穿于整个李光耀的执政方略体系。其次，不管对民主内涵的解释为何，李光耀都坚决将经济发展放在政治民主之前，他认为，经济发展是民主人权的基础，实行民主应该以政治稳定为前提，要取得一个行得通的民主体制,比要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来得艰难，给予人权更大的尊重是一个可贵的目标，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发达国家的民主人权历史显示民主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李光耀说：“法律的目的在于能够保证良好的政府，以及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法律严格，才能秩序井然，为了制止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动用特别权力，如逮捕权和拘留权，这种特别权力似乎不符合人身保护令的概念，也不符合两个世纪以来的英国所宣扬的个人自由，但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情况，却使我们有必要断然摒弃英国的模式。” 二、威权治国 李光耀将人民行动党作为政治斗争的起点，。1954年11月，李光耀参与发起成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其成员主要是一批受过英语教育的华人知识分子，但成立初期的人民行动党人员成分复杂，有崇尚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费边社成员、劳工和工会领导人等。当时党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以民主和非暴力方式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人民行动党几乎以“列宁式”的组织原则来组织政党，严密的基层组织随之建立起来，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民行动党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的共产党人和工会领导人合作，利用其威望，扩大了本党的实力，顺利取得了政权。但由于与共产党人和劳工领袖在政治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人民行动党与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后，人民行动党利用政权的力量，清除了党内坚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和工会领导人，使人民行动党拥有一个思想路线一致、团结合作比较好的领导核心，从此新加坡开始了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的历史。虽然允许多党存在，但人民行动党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长期垄断政权。国家宪法也并未规定人民行动党为唯一执政党，除共产党外，其他一切政党都享有合法地位，并且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同人民行动党进行平等竞争，但由于其他政党过于弱小，根本对人民行动党够不成威胁。从1968年到1981年，议会中维持了人民行动党占据所有议员席位的局面。 新加坡的威权治国依靠官僚精英。新加坡是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小国，人口也仅有４００万，资源贫乏，生存只能靠人力资源，因此新加坡始终强调人才的作用,并推而进之鼓吹精英理论另外第一代建国领袖基本上受过精英教育，人民行动党的第一批领导人本身都是留英精英，在选拔人才时自然倾向选择奖学金得主等精英人物。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主要靠实绩、制度和人才三大要素，人民行动党尽量挖掘和网罗有限的精英人才，因此基本上已成为了一个精英政党。李光耀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精英治国论者，他坚信国家只能由少数精英来治理。看看他对精英主义经典的表述：“新加坡是一个刚上轨道的小国，必定要由它的人民当中最能干和最卓越的人才出来掌管政府，稍微差一点也不行。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现有的一切，而且在现行的基础上向上发展,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就不能够由庸才担任部长或常任秘书。”“在政界、政府、内阁、行政服务和法定机构里，都必须要有能干和有才华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顶尖人才一旦挑起重任，他会把其他能干的人集中起来，并且把他们组成一支有结合力的队伍，使计划顺利推行。”他反对大众政治，不同意把“民主和平等”绝对化，并告诫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破坏性，“如果庸才和投机主义者在我国掌权，人民就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只要由这批人执政五年，大概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新加坡就要跪地求饶。几十年苦心经营，在社会组织、工业、银行、商业、旅游业等方面建立起来的成就,在几年内就会被摧毁”。9他认为，优秀、能干而且强有力的政治精英能够补偿制度的暂时缺陷。有些国家尽管暂时被认为还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新加坡公务员拥有作为职业官僚的稳健能干,享誉全球。 为“民主”而“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