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治理的新加坡

李光耀治理的新加坡
在李光耀的高明统治术的领导下，新加坡的闽南人社会实现了经济方面的极大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鲜为人知的一点是，新加坡曾是一个闽南人为主体的城市。

大概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刚刚获得自治的新加坡的通行语言就是闽南语。

时至今日，新加坡人中祖籍福建（仅指厦漳泉地区）的依然超过半数有余。

如果说唐宋时代南下汉人在晋江、九龙江流域开拓的这块农业地带是闽南的第一时空，清代中叶直到甲午战争前漳泉移民在台湾建筑起的米糖富庶之岛是闽南的第二时空的话，第三时空的闽南就应当是十九世纪末南下的福建人在莱佛士河口参与兴建的这片国际商贸中转之城新加坡。

闽南族群正是通过悠悠拓展的新航线，在西南太平洋相隔千里之遥的三地构筑了一片围绕南中国海的闽南文化核心地带。

尽管古老的语言和传说几乎都来自厦漳泉三角洲，但有关闽南文化开拓、创新的意涵则联系着台湾、新加坡这两片同样言语相通的土地，并且联手缔造了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业已稳固的现代闽南人社会系统。

但是，在国际冷战风波和非殖民化浪潮的作用下。

传统意义的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不论在实力还是精神方面的影响都逐渐消失，分属三个时空下的闽南社会也终究分道扬镳，各自开启了独立于另二者的发展道路。

新加坡这一暴露在南洋灼热阳光之下的小型闽南社会，亦在此巨流的生拉硬扯之下开始探求自己的前途命运。

首先，当然是经济上的白手起家。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当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迈上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之时。

它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邦政府、一套行之有效的法治制度和一支经历过政治纷纭的群众。

因此，对于独立的新加坡来说，经济上的开基立业便成为了新加坡发展的当务之急。

闽粤人身材矮小、却精力充沛。

自古以来以内部滥斗为目的的私会党盛行。

同时，闽粤人普遍的个性精明、但极其缺乏良好的教育。

所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普遍羸弱，只得通过出卖廉价的体力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之间博取稀薄的利益。

因此，如果任由闽粤人组成的社会体系充分自由运作的话。

那么那种着力于短期利益的、好勇斗狠并且自我消耗的倾向就会占据上风，并且劣币驱逐良币地排斥任何长远的、整体的利益。

新加坡的社会不单将因此乱成一锅粥，甚至于独立自主的地位都将被动摇，摆脱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被剥削地位的企图更将沦为一纸空谈。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深知这一点，并且良好的家境出身，留学英国的特殊经历，都使其在个人的层面发现了一些破解闽粤人发展弱点的方法：即高度地克制和压抑
潜在的“热带”冲动，利用特殊的时间窗口在不利的条件里充分的积累，最终实现劣势朝向优势的地位逆转。

他的家族通过这一方面实现了致富，他个人审时度势依靠这种禀赋实现了政治上的成功，他认为这样的方法对于新加坡社会也将行之有效。

所以，李光耀开出的经济药方就是克制和忍让。

压抑新加坡第一代人的正常需求和个性，换取新加坡下一代人与世界各国的有利地位，并且力争在第三代人实现经济上超越。

事实上，李光耀的策略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仅仅在第二代人的青年时代，也即一九八零年代新加坡就已实现物质上的极大突破。

国际购买力平价超越英国本土，极为扎实地跃升发达和富庶的经济社会。

这种克制和压抑并不是不加区分的，事实上他鼓励个人对于经济和智力成功的探索。

个人的需求是丰富而多元的，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前一阶段的需求时才能发展下一阶段的需求。

但事实上，假如需求体系中的弱者一味地只是按部就班，他将永远无法追赶前者的脚步。

这个世界最令人着迷的一点就在于庞大的必然之中微微露出的一角偶然，他就犹如高耸入云的山系面前垂落的一支登山绳索，犹如即将升空的齐柏林飞艇风帆扬动的尾部彩旗。

当弱者充分控制生理上的极度渴望时，转而追求更高更强的目标或者机会。

那么机会平等的铁一般自然定律亦将垂青于他，使他在概率学的帮助之下超越人性中的薄弱环节，高瞻远瞩就将实现逆风高飞！
考察闽南人的历史，他正是借助这种公正的历史概率学方法实现几次可贵的突破的。

依据人类体质学的关联研究，闽南地区人口中大比例的基因来源是南方的越族。

所谓“衣冠南渡、士人播迁”的传说更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南渡”和“播迁”。

在基因和体质方面，闽南人的矮小身形可能并不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更遑论对体力要求更高的早期工业时代了。

因此，本身贫瘠的地理禀赋，糟糕的人力条件本应使闽南沦为西南云贵、川藏、越南等文明边缘地带，无缘参与古代中华的文明构建。

但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宋室时富家天下的巨港泉州，还是明清之际走私致富的漳州月港。

其所孕育的社会的繁华程度，无不令时人及后人瞠目结舌。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物质积累的背后，是闽南地方社会政治和组织力量的极大发展。

元末时泉州亦思巴斯战乱中代表元廷的组织参与方是莆仙和惠安的宗族力量，他们在主宰东南板块的战略发展时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作为本土的闽南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明末时，郑芝龙、郑成功领导的武装海商力量更是搅动了东南半壁江山，一度有中原逐鹿的意图和实力。

这其中两次崛起的力量正是建筑于极大的克制和压抑，并且超越当下的短期利益的行动的结果。

商业贸易对于贫者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他意味着赤贫的农民要舍弃仅有的一些口粮换取远行的盘缠，甚至于需要通过卖妻鬻子以支撑船只的修造。

但是，
商业又是一本万利的勾当。

纵使在官府的恐惧之下，面对浩瀚无际充满风险的大洋，极有可能一去不得回。

这样的方式依然是贫者改变命运最好最佳最理智却也是最痛苦的抉择。

事实上，在一切以物价单位为基础锱铢必较的时代。

资本投资的风险是高于商贸投资的，其回收利润的周期更是相应地比后者长远。

而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亦是如此，他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见成效，前人入土后人方才能够乘凉。

新加坡李光耀政府的卓越成功，正是其带领新加坡闽南人极度压抑当下，目向前方义无反顾的一种求仁得仁的善果。

与此同时，漳泉和台湾的这两片传统时空的闽南在吸收祖先的经验逻辑，进行物质和时间上的投资博弈的过程中就要逊色地多。

漳泉地区的落后状况自不待言，但这并非是历史的绝对不变的唯一面貌。

依据笔者的考察，早在民国时代，一大批的闽南侨商即以其庞大的资产担保，并结合从南洋殖民者身上学得的先进经验。

以无穷的勇气在闽南地区筑路修桥，兴学立业。

与上海等地的洋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的是，厦门当地最初的水厂、电厂、电话局都是由富庶华人出面组织开办的，而福建地区名列第一的漳厦铁路也是由南洋华侨以过人的胆魄与清廷、西方殖民者多方交涉并且投入巨资才得以修筑的结果。

在没有成体系的财政力量、中央银行和独立的财税制度的支撑下，高素质的闽南侨商们主导的闽南社会完成了漳泉地区的初步近代化。

这即是闽南社会早在民国末叶的本来面貌。

但讫止于七十年代末，漳泉地区民生凋敝，群众以番薯草叶为食。

尽管时至今日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闽南人依然给世界留下了不重教育、不参与公共建设、只顾制造金融骗局和生产伪劣产品的糟糕影响。

而漳泉闽南社会当下的文明与富庶程度相比于新加坡又相去甚远，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和悲剧。

台湾的情形比漳泉则要优越了许多。

在日本殖民当局和蒋氏政权的前后领导之下，台湾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但台湾的发展很大程度是建立在美国军事、经济援助和蒋氏政权对台湾农村的高度剥削之下的。

台湾的城市居民对此虽有投身，但克制与投资的程度、烈度均不及于新加坡，所获的回报和结果亦不如后者。

时至今日，在脱离了威权体制的牵制之下，台湾的社会在自由的时代下发展得亦不甚乐观。

李登辉、陈水扁两任“台湾人（闽南人）”总统的南进经济政策均效果不彰，而台湾年度的经济规模增长率近年来也已没落于四小龙的其他三者。

对于台湾而言，即便已经跻身发达经济体，但是人均GDP20，000美元与50，000依然不可同日而语。

为实现心目中高度发展的岛国蓝图，李光耀推动了严厉地威权政策，在两代人的世界里将新加坡人的心智推高到了成熟与理智的现代水平。

但同时，为了实现国内的社会团结，巩固发展的果实。

李光耀又以削弱新加坡闽南的语言和文化的方式巩固新的国族认同，并且实现剥皮去骨的去除新加坡人前现代思想流毒的目的。

这给新加坡未来的发展留下的隐忧，毕竟盲目地对祖先所留下的一切刮骨疗毒不单将造成极大的阵痛，亦可能有损旁支的肌腱，动摇骨骼的根基。

新加坡本为闽南人社会在南洋群岛中的一颗明珠，今日却无色驳杂不现旧貌，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毕竟，仅仅依赖不甚纯正的华语和舶来之物英语来构筑族群认同是不够稳固的，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强人统治的条件灭失，则民意可能无所依附，群岛之光或许只有作鸟兽散。

另外，漳泉地带曾是东亚沿海极其贫瘠的一小片狭小地带，根原漳泉的闽南人也仅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贫困、矮小、眼中目露凶光的不起眼群体。

在李光耀的高明统治术的领导下，新加坡的闽南人社会实现了经济方面的极大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