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外域文化上，中华民族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一个高潮。中国固有的儒、道、玄等文化，通过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会通交融，获得新的营养而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这一点，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三者合一的许多描写。以唐朝为例，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医术及至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使得首都长安成为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明末清初，西方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带来了西方文明。虽然这时的中国已渐趋保守，文化的包容性有所减弱，但许多有识之士，仍提出了“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李之藻：《刻同文算指序》）的主张。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大批热血知识分子仍然不忘吸取西方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文化开放心态，正是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格的表现。

第二，中国文化长期吸取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汉代北方民族的器用杂物、乐器歌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司马彪：《读汉书·五行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华各民族大融合时期，充满生机的北方民族文化，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盛唐是中国最为开放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首都长安更是“胡化极盛一时”，胡汉文化相互融合，促进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华文化具有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华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不同地域的文化。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扩展，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又促使这些地区文化相辅相成，渐趋融合。

第三，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为对诸家学说采取兼收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它当做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春秋战国是中国农耕经济的重要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诸子竞秀、百家争鸣的兴盛时期，儒家的仁义醇厚，道家的清静超逸，墨家的谨严兼爱，法家的因势严峻，各家尽管主张不一，但是通过社会变革的洗礼，诸子百家在争鸣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儒道融合，综汇百家，中国文化得到新的发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正反映了先秦百家学说精华相互包容荟萃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