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译理论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随着科技快速发展，科技英语翻译也越来越重要。
如何翻译科技英语成为一道难题。
变译理论是一种新的翻译理论，它可以很好地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中，本文将探讨其应用。
变译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肯尼思·卡特罗斯( Kenneth L. Pike)提出的。
变译指的是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通过一定的技巧和方法，在保持原文信息和语感基础上，进行一种灵活的翻译。
在变译理论中，有三种转化方式，分别是等效、认知和自由。
等效转化是指在翻译中，可以保持语言之间的等效性，并且使两种语言的信息传达方式相似。
例如，中文中的“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可以称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这就是等效转化。
认知转化是指通过思维的转换，使一种语言的信息和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体现。
例如，中文中的“半瓶子醋”可以翻译成英文中的“half-empty bottle of vinegar”，这就是认知转化。
自由转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完全摆脱原语言形式和信息的束缚，将信息进行自由的表达。
例如，中文中的“猫头鹰”可以翻译成英文中的“owl”，这就是自由转化。
变译理论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中，可以大幅度提高翻译的质量，有效地传递信息。
科技英语翻译中，许多专业术语和概念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十分困难，但是变译理论的三种转化方式可以帮助翻译人员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例如，对于一篇描述电子产品的科技英语文章，翻译人员可以运用等效转化，在翻译中使用与原文类似的语言和术语，保持信息的一致性。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翻译人员可以运用认知转化，将原文中的概念和信息形式转换成读者熟悉的形式。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也可以运用自由转化，使语言更通俗易懂。
总之，变译理论是一种十分实用的翻译理论，可以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中。
在具体的翻译中，翻译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转化方式，让翻译更加准确、通俗易懂，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意义。
变译理论在外事口译中的运用
变译理论在外事口译中的运用
“外交无小事”是外事专员所奉行的重要准则。
外事口译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交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因此,为外事口译
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让其更加高效合理,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2014年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的口译实录和模拟口译,进而阐述变译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变译的具体方式,尝试将其与外事口译有机结合起来。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变译理论在外事口译的运用,探讨变译理论下外事口译中适宜采取的口译策略。
本文认为,在外事口译中适宜使用的变译策略有三,即增译、减译和述译。
随后,本文进一步对上述三种变译方式在外事口译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原文经过省略,在直译成目的语后无法成功传递信息时,译者可以通过增译
将其省略的部分添加进来,来保证信息完整传递；在原文出现冗余成分或者无关痛痒的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可以通过减译为自己节约时间,让译文更为简洁；当源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在目的语中没有合适的对应词汇时,译者可以通过述译来剥开源语外壳,直接传达其内在含义。
这样既节省了时间,还能够避免误解。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英语也成为世界上科技发展的重要语言，因此，科技英语的翻译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变译理论的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有可能改善科技英语翻译的质量。
因此，本文将详细讨论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首先，本文对变译理论有一个简介。
变译理论认为语言本身具有系统性，而且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
因此，变译不是一种单一的翻译策略，而是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它可以借鉴其他文化的语言特征，并加以调整以适应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
此外，本文讨论了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实际应用。
首先，变译理论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本，从而更好地翻译原文中的文化特征。
例如，翻译者需要了解关于科学术语的概念，并将它们转换成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
其次，变译理论可以帮助翻译者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并习惯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的语言差异，从而避免因翻译不当而导致的语言混乱。
最后，变译理论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在不同文化之间识别和运用意义。
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有效地应用变译理论。
首先，翻译者需要认真学习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特征，以有效地应用变译理论。
其次，翻译者需要认真阅读原文，以确保翻译准确性。
同时，翻译者也应该多多练习，以熟悉翻译策略和注意事项，以便在翻译中更有效地使用变译理论。
最后，翻译者需要及时反馈并进行自我评价，以确保翻译质量。
综上所述，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能够帮助翻译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本，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并运用意义。
为了有效地应用变译理论，翻译者应该认真学习语言特征，认真阅读源文，多多练习并及时进行自我评价。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科技英语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科技英语翻译涉及到技术性和专业性问题，不同于普通的语言翻译，需要翻译人员掌握专业知识，具备多项技能和能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变译理论被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中。
本文将探讨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以及这种应用对提高翻译质量和准确性的作用。
变译理论的基本概念变译理论是由德国语言学家约瑟夫·尼达谱尔（Joseph Nida）提出的。
在翻译界，变译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翻译任务，包括科技英语翻译。
变译理论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替换，而是需要对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重构，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交际需要。
在变译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动态等效和意志等效。
动态等效指的是翻译者应根据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特点，重新组织原始语言的内容。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翻译的文本能够被本地的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意志等效则是指翻译者需要在考虑源语言的同时，应该将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交际需要放在首位。
这种方法能够避免过多的注重原始语言的细节，而忽略了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交际要求。
由于科技英语翻译涉及到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翻译人员需要掌握相应领域的知识，并根据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交际需求，进行内容的重新组织和重构。
变译理论能够帮助翻译人员在科技英语翻译中实现动态等效和意志等效。
在动态等效方面，翻译人员需要将原始语言的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重构，以适应目标文化和目标语言的交际需求。
例如，在翻译科技文档时，需要避免使用太多的专业术语和缩略语，以免阅读者和用户难以理解。
因此，翻译人员需要动态等效地重新组织和重构内容，以便更好地适应目标文化和目标语言的交际需求。
变译理论的应用对提高翻译质量和准确性的作用变译理论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和准确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变译理论能够帮助翻译人员更好地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并重新组织和重构内容，以适应目标文化和目标语言的交际需求。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摘要】本文探讨了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实际应用。
首先概述了变译理论的基本概念，然后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其在实践中的效果。
方法论探讨了如何根据文本特点和语境进行翻译，同时也探讨了在应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结论部分对变译理论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变译理论来提高科技英语翻译的质量和效率，为相关领域的翻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变译理论、科技英语翻译、实践、案例分析、方法论、困难与挑战、应用效果评价、展望、未来研究方向1. 引言1.1 背景介绍科技英语翻译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崛起的一个重要翻译领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科技合作和交流日益频繁，科技英语翻译作为沟通的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的翻译方法往往难以准确传达科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概念，因此需要更加科学有效的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
1.2 研究意义通过对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可以更好地了解变译理论的实际效果和应用前景，为翻译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研究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实践，可以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结合，为科技英语翻译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促进科技英语翻译领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 正文2.1 变译理论概述变译理论是一种翻译理论，也称为变通翻译理论或转译理论，是指翻译过程中翻译者根据不同语言的表达习惯和语境，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式，以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
变译理论强调翻译不是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要把握原文的意思和情感，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对原文的准确传达。
在变译理论中，翻译者要注重文化背景和语境对翻译的影响，避免单纯照搬原文造成的语言障碍或误解。
翻译者需要根据原文的特点和目标语言的习惯，进行合理的调整和转换，使译文更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
变译理论注重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灵活性。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
变译理论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索变译理论是一种翻译方法论，它通过将原文中的词语、句子甚至段落进行替换、改写，以适应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特点，从而实现更加自然、准确的翻译效果。
在科技英语翻译中，变译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科技英语翻译通常涉及很多特定的术语和术语组合，这些术语在不同的领域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和用法。
使用变译理论可以帮助译者将这些术语翻译为目标语言中最贴切、准确的术语，并根据具体上下文选择合适的术语组合。
科技英语文本往往包含大量的专业知识和专有名词，这些专业知识和专有名词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很难理解。
通过变译理论，译者可以将专业知识和专有名词翻译为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可以结合目标文化的背景，对特定名词进行注释或解释，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科技英语翻译中经常涉及到复杂的句子结构和长句的处理。
在使用变译理论时，译者可以通过改变句子结构或者拆分长句，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在语法、语义和修辞等方面进行合理的调整，使翻译更加流畅自然。
变译理论还可以用于对原文中的文化和背景知识进行调整。
科技英语翻译中，一些文化和背景知识可能会导致误解或难以理解。
通过变译理论，译者可以对这些文化和背景知识进行调整，使翻译更好地适应目标文化和目标受众的需求。
变译理论的应用可以提高科技英语翻译的质量和准确度。
通过合理地使用变译理论，译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并将其转化为适应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的翻译。
这种方法既能满足科技英语翻译的专业要求，又能传达文本的意义和信息。
变译理论对于科技英语翻译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变译理论视角下的机械英语汉译探析
变译理论视角下的机械英语汉译探析第一篇范文：变译理论视角下的机械英语汉译探析变译理论，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旨在传达原文的核心意义，同时使译文在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更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机械英语汉译过程中，运用变译理论有助于提高译文质量，使译文更具可读性和准确性。
本文将从变译理论的视角，对机械英语汉译进行探析。
一、变译理论概述变译理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翻译学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和形成的。
该理论主张在尊重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适当调整，使之更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表达习惯等。
变译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变中求同，同中求变”，即在保持原文基本意义不变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二、机械英语汉译的挑战机械英语作为一种专业术语丰富的语言，其在汉译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机械英语的专业术语繁多，需要译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其次，机械英语的表达方式往往较为直白，缺乏文学性，这对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此外，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机械英语中的某些概念和表达在汉语中难以找到恰当的对等词，这也给汉译带来了困难。
三、变译理论在机械英语汉译中的应用1. 术语翻译在机械英语汉译中，术语翻译是关键环节。
运用变译理论，译者可以在充分理解原文术语的基础上，寻找汉语中的对等概念，或根据汉语表达习惯进行适当调整。
例如，将“mechanical engineering”译为“机械工程”，在尊重原文意义的同时，使译文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2. 表达方式转换机械英语的表达方式往往较为直白，缺乏文学性。
运用变译理论，译者可以在保持原文核心意义不变的前提下，对表达方式进行转换，使译文在语言风格上更符合汉语的特点。
例如，将“The function of a gear is to transmit power.”译为“齿轮的作用是传递动力。
”，通过使用更加简洁、优美的汉语表达，使译文更具文学性。
3. 文化差异处理在处理机械英语中的文化差异时，变译理论具有指导意义。
变译理论视阈下莫言小说英译方法研究——以葛译《生死疲劳》为例
变译理论视阈下莫言小说英译方法研究——以葛译《生死疲劳》为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外译如何取得成功，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等问题更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
（朱振武,杨世祥，2015：77）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居功至伟，英语译者葛浩文更是功不可没。
（孙会军，2014：82）《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西方文学界获奖最多的作品，该作在境外获得诸多殊荣和大奖。
（邵璐，2013：100）由此可见，其文学价值重大。
此外，黄忠廉于1999年正式提出变译理论，让变译现象研究系统化、明晰化。
自变译理论确立以来，其研究迅速发展，变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评介涌现出众多成果。
故此，本文选取葛译《生死疲劳》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变译理论为指导探讨其英译方法，希望以此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探讨。
1 研究综述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重点。
本文经CNKI的检索，输入关键词“莫言小说英译”，根据主题搜索得出95篇文献，经过对这些文献分析可知，国内对莫言小说的英译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研究莫言小说英译的翻译方法。
学者邵璐从翻译文体学角度，研究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中使用的隐义明示法，分析《生死疲劳》在西方文学界大获好评的原因；学者冯全功以莫言小说中的意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葛浩文翻译方法的历时演变；学者石春让和石岩分析了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中采用的异化法和省略法等翻译方法。
2）研究译者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和特点。
学者侯羽、刘泽权和刘鼎基于“葛浩文英译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分析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的风格。
学者蒋骁华以《红高粱家族》为研究对象，探讨出葛浩文最大的特点是在其英译中使用了删节和改写等翻译方法。
学者孟祥春结合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示例，探讨了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法。
③研究莫言小说的译介效果。
学者卢迪通过分析《红高粱家族》在西方文学界大受欢迎的原因，探究莫言小说的译介效果。
学者濮丽雅从译介学角度，以莫言小说英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译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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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译理论》---兼与黄忠廉先生商榷变译，其实用周兆祥博士的话说就是：“明明是用B（译写、节译、编译、改写、改编、重述等）的方法办事，却在意识上坚持B不是翻译，只有A（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才算是正确，但自称为翻译A的行业（周兆祥，2000：39）。
实际上，周博士所说的B译法就是黄先生新提出的“变译“。
这种译法，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能把它提出来。
黄先生今日之功功不可抹。
变译虽是个新颖的理论术语，但其操作方法却古已有之，从佛经翻译至近代科技、政经翻译，采用此法者不在少数。
时至今日，国内报纸、国际新闻报道、影视译制片等均采用变译手法，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有林琴南、严复等。
严复虽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全译的三字标准---信、达、雅，而他本人在传译过程中，却仍以达旨术为纲。
纵观十部严译，浩瀚达190万字，其中包括他本人写的按语700多条，约19万字，占总量的比例惊人。
如《天演论〉，译文近6万字（不是全译文），含按语30条，1.7万字。
《原富》55万字，按语300余条约8万字。
除去概念解释，按语多半是原作精神的阐发及联系古今国情的发挥，从而，形成夹译夹议的样式（王建开，2000：286）。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变译理论给国际新闻、出访剧团的剧情介绍、科技资料等的摘译、缩译、编译、译述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采用变译法，译者省时省力，出版者省版面，这是变译的优点之所在。
但是变译的使用一定要在特定的情况下方可。
变译理论虽说是译学领域的新生事物，丰富了中国的译学体系，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
然而，对新生事物而言，变译理论也不是完美的无懈可击。
这当中黄忠廉先生的《变译理论〉既给我们某种启示，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首先，书中对变译理论应用范围的界定不甚严格。
除法律条文、商业合同、招商引资政策、政治文献外，就是在可用变译理论的新闻翻译中，也不是所有稿件我们都能改编。
文件性的稿件，政治性很强，我们不能随意增删。
就是在科技作品中，非特定情况下也是不能用变译的，例如，产品安装说明书；对于涉及到高精密仪器的技术资料也不应采用变译手法，例如，航天方面的技术资料，变译后，技术员按变异的资料操作，试问那火箭、飞船能否飞上天？还有医药使用说明书及配方能否用变译手法？然而在书中275页，作者引用了一例来说明变译理论在科技领域是多么的灵验，如不懂专业知识，那位译者还能否顺利变译那些资料吗？用于安装、使用设备的资料，笔者不同意随便地使用变译方法，也不敢使用此法，万一出了事故，后果难料！这毕竟跟翻译石油业发展动向、石油报价不是一回事。
如可行的活，目前三峡工程，浙江的大型水电站还仍有几十吨、上百吨的技术资料要译，随便找人变译一下，不就完了，而且数千名译员也可获得清闲身。
变译在特定情况下，如描述科技的发展动向及发展史等，或许可取，但绝不是万能，更不要将译论神化。
理论只能指导实践，不能代替实践；反过来，理论要建立在相关实践基础之上才有现实意义。
其次，理论不应只是纯粹的在观念层面滑行，而要最大限度地嵌入操作实践。
书中81页引New Scientist,21 Sept,1996一篇题为Why Women Don't Start Wars(原文标题没打写)为例来说明变译是全译的异化。
译文中原八段变六段表示译文形式发生了变化，是表面的宏观特征。
文中第一段引用形式译没了（原文Women 到 injured为引文有引号），就连表示原说话人身份的Anne Campelle of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也译没了，原说话人的身份及其话语在引用中极其重要，不可略。
对此例他在书中84页有三点分析如下：一、与全译相比，变译的信息内容减少（内容减少即是不忠于原著与原作者）；二、变译是原作的形式大变；三、原作的风格不再，（风格不在也是不忠，不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变译可以，但一定要在保持忠于原作与原作者的内容与风格情况下进行方可。
）如黄先生这样一变原文给译得面目全非。
敢问那是原作者所说的吗？可用任何符号代码来传译文本的思想内容，但必须遵循如下这条原则：用译语（target language)表达原作者的话（source language)。
作者在书中84-85页又说：“变译的形变是相对于其宏观结构的变化，如题材的变化、结构的变化、风格的变化等等。
形式之变只是表面特征，最关键的是内容的变。
就变译目的而言，决不是单单为了删改形式，决不是拿形式花样给人看，把它当作艺术对待，而是通过形变而达到意变，改变外貌，正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内在，打破形式的束缚，让内容活脱出来，径直走向读者”。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观点有四：一、黄先生提倡译文用变译手法进行“体裁变，结构变，风格变”。
怎个变法？体裁变，是原说明文变记叙文，还是莎翁的十四行诗变成中国儿歌，情诗变成打油诗呢？结构变，是原长篇小说变摘要，还是把《红楼梦》倒译？风格变，是将 Rip Van Winkle 中的可怕老太婆的口吻译成贤良淑女式的，还是把《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话译成西方上帝的呢？这些“变”作者均未能加以严格阐述。
二、关键是在内容变，内容变了即不忠于原文的意旨，敢问那还能称作是原文的翻译吗？三、把变译当艺术对待，用变译改原作内容、形式、风格等，那合适吗？依笔者看，那不免糟蹋了艺术（原作）。
四、理论自相矛盾，“通过形变而达到意变”，这给人的最直观印象是译者借形式的转换篡改了原作的内在，从而使译文疏离原作。
而“让内容活脱出来”，则因在“意变”中已失去原作大意而无法实现变译的真正目的；倘若勉强为之，也只能表达译者主管观念，而与原作相去甚远。
翻译要面向读者，读者无非是想读到更为忠实的翻译作品。
“译事三难信、达、雅”三者兼得，未免过奢了，退而求其次，起码要信，尽量能达（止庵，2003）。
再次，索引问题不容忽视。
现在看来，中国图书市场有关索引问题极不重视，结果导致了索引不规范的严重现象。
关于这个问题，黄先生在书中阐述了他个人的观点。
书中第263页，有原文如下：“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在出版方面，港版的索引，三联版中删去了，对于这样一本极富资料价值的大著来说，这是不应该的，希望再版时能加上。
提这要求的人准是学者，而我等一般读者也就只想了解留学的事实，又不研究，所以那位评论者的意见只算作‘一家之言’”。
（黄忠廉，2002：279）此外，黄先生对此评论这给出此等评述，可见他本人对索引的态度[1]。
既然史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书，索引是非加不可的，不加索引的书意味着什么？书都不加索引（特别史书），我们做学问的线索源自何方？再者，索引问题与变译有很大关系？作为学者，理应号召出版规范、学术规范，使作者、读者均受益。
如不加索引为上策，省时间、省版面又省纸张，不知为什么《变译理论》、《翻译本质论〉要加索引？关于索引问题。
在国外书刊出版界是绝对重要的，任何稍重要点的书不仅要列索引，而且还要列全，以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查证、究源。
就此笔者呼吁国内出版界尽糟重视这一紧要问题。
最后，依我个人认为，翻译过程中应综合使用各种译技、方法。
只要能达到信与达（至于雅姑且不提），能译出好作品，翻译过程中无需将全译、变译分得过于清楚。
笔者写本文旨在商讨、交流，推动译学发展，此外别无他意。
《变译理论》展读---兼与黄忠廉先生商榷贾洪伟变译，其实用周兆祥博士的话说就是：“明明是用B（译写、节译、编译、改写、改编、重述等）的方法办事，却在意《变译理论》展读---兼与黄忠廉先生商榷贾洪伟变译，其实用周兆祥博士的话说就是：“明明是用B（译写、节译、编译、改写、改编、重述等）的方法办事，却在意识上坚持B不是翻译，只有A（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才算是正确，但自称为翻译A的行业（周兆祥，2000：39）。
实际上，周博士所说的B译法就是黄先生新提出的“变译“。
这种译法，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能把它提出来。
黄先生今日之功功不可抹。
变译虽是个新颖的理论术语，但其操作方法却古已有之，从佛经翻译至近代科技、政经翻译，采用此法者不在少数。
时至今日，国内报纸、国际新闻报道、影视译制片等均采用变译手法，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有林琴南、严复等。
严复虽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全译的三字标准---信、达、雅，而他本人在传译过程中，却仍以达旨术为纲。
纵观十部严译，浩瀚达190万字，其中包括他本人写的按语700多条，约19万字，占总量的比例惊人。
如《天演论〉，译文近6万字（不是全译文），含按语30条，1.7万字。
《原富》55万字，按语300余条约8万字。
除去概念解释，按语多半是原作精神的阐发及联系古今国情的发挥，从而，形成夹译夹议的样式（王建开，2000：286）。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变译理论给国际新闻、出访剧团的剧情介绍、科技资料等的摘译、缩译、编译、译述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采用变译法，译者省时省力，出版者省版面，这是变译的优点之所在。
但是变译的使用一定要在特定的情况下方可。
变译理论虽说是译学领域的新生事物，丰富了中国的译学体系，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
然而，对新生事物而言，变译理论也不是完美的无懈可击。
这当中黄忠廉先生的《变译理论〉既给我们某种启示，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首先，书中对变译理论应用范围的界定不甚严格。
除法律条文、商业合同、招商引资政策、政治文献外，就是在可用变译理论的新闻翻译中，也不是所有稿件我们都能改编。
文件性的稿件，政治性很强，我们不能随意增删。
就是在科技作品中，非特定情况下也是不能用变译的，例如，产品安装说明书；对于涉及到高精密仪器的技术资料也不应采用变译手法，例如，航天方面的技术资料，变译后，技术员按变异的资料识上坚持B不是翻译，只有A（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才算是正确，但自称为翻译A的行业（周兆祥，2000：39）。
实际上，周博士所说的B译法就是黄先生新提出的“变译“。
这种译法，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能把它提出来。
黄先生今日之功功不可抹。
变译虽是个新颖的理论术语，但其操作方法却古已有之，从佛经翻译至近代科技、政经翻译，采用此法者不在少数。
时至今日，国内报纸、国际新闻报道、影视译制片等均采用变译手法，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有林琴南、严复等。
严复虽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全译的三字标准---信、达、雅，而他本人在传译过程中，却仍以达旨术为纲。
纵观十部严译，浩瀚达190万字，其中包括他本人写的按语700多条，约19万字，占总量的比例惊人。
如《天演论〉，译文近6万字（不是全译文），含按语30条，1.7万字。
《原富》55万字，按语300余条约8万字。
除去概念解释，按语多半是原作精神的阐发及联系古今国情的发挥，从而，形成夹译夹议的样式（王建开，2000：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