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教版高中必修2中苏论战得失论

中苏论战得失论中苏论战从1956年2月苏共20大开始，到1965年前后，双方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等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论战。

这场论战争锋相对、旷日持久，不仅对两国两党关系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苏论战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

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

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经常对中国事务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操纵的第三国际曾经多次给中国共产党错误指示，险些让中国共产党毁灭。

解放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多次提出与中国共建一支海军、建立长波电台事情，被毛主席拒绝，不久苏联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就分化了，双方先是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联终于下决定撤走了所有苏联驻华专家以及一切援助。

1950 年 2 月 14 日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

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 ,贸易急剧下降 ,军事摩擦不断 ,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中苏论战虽然主要集中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到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苏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党，而且都是世界大国，所以其影响是世界性的，对国际共运的发展，乃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苏论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这种结局的形成是与中苏两党和两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赐予了苏联共产党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方面它对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负有支援的义务；另一方面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借鉴作用，所以长期以来，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处于指导地位。

两大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

中国是东方的大国，由于中国革命的世界史影响，以及中国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有特殊的指导意义，所以使得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仅次于苏共的这种特殊地位，如今中苏论战使得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

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地缘或政权的建立与苏联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又加上苏联对他们的制约，他们（除了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站到了苏联这边。

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地缘上或文化背景上与中国的联系，又站到了中国这边。

这样在社会主义正营内部就出现了两国对立的势力，削弱了社会主义正营自身的实力。

还有些国家不站在那一边，处于中立的态度。

1965年3月，苏共领导人不顾中国的多次反对，单方面召开了莫斯科三月会议，邀请了26个政党参加，有19个政党参加了会议，还有7个政党拒绝参加。

3月2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部联合发表了《评莫斯科3月会议》的评论文章，特指明这是个制造分裂的会议。

从此之后，中共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也不派代表参加，从此，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解体。

<2>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二战结束后，美苏同盟关系破裂，随之而来的是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两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互相对立的局面。

中苏论战之前中国站在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对抗资本主义正营，中苏论战之后，中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中国从建国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努力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中苏冲突表面上是由中苏之间一系列矛盾促成的，而实际上它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世界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的强大的政治背景。

这样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逐渐向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演变。

中苏冲突是世界政治力量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但它本身又加速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中苏论战不仅对国际共运的发展，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苏两党各自以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1>继续维护斯大林体制，扭曲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常探索的进程。

中苏论战的产生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除了国家利益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是两党在对斯大林体制认识上的分歧。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出现改革的新迹象。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对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认识。

面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认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报告”对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但不久由于波匈事件的出现和中国国内发生“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中共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针对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以及各兄弟党对引发波兰、匈牙利时间深刻原因的不同认识，中国站在了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立场上，放弃了八大以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路，而而国际国内的动乱归根于苏共二十大反了斯大林。

继而得出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列主义的结论。

并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一个阴谋”。

同时，把反对个人崇拜同走修正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此次，个人崇拜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马列主义，这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政治生活秩序，中断了八大开始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正常探索。

<2>经济上，坚持“三面红旗”，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领导人开始了冲破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式的改革，例如开放市场，提高企业企业、地方权限，强调企业利润和个人物质利益，改革农产品采购体制、价格体制，扩大农民自留地等措施。

中国对此，却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是“资本主义复辟”，是“社会性质的演变”。

这种认识的产生，一是因为新中国在建立之初，以苏联为样板，一切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均来源于斯大林模式，一切有背于此的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二是因为中国刚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充分暴露。

所以，中共八大和《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仍然局限在原有的理论和模式框架之内。

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必然使实践中的改革回到原来的支点，走上了捍卫和发展斯大林体制的道路。

1957年冬，全国开始“反右倾，鼓干劲”，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率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号召全国“在生产上来一个打的跃进①”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冒进，说“真正的左比右好”。

规定“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

毛泽东还针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提出“有正确和不正确两种个人崇拜”，“要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②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导写，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面红旗”被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实质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与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样式没什么根本区别，仍然遵循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只能有两种的思路，坚决摒除其他所有制形式，用集体所有制不断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理论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在管理体制上，大跃进运动，尽管号召大搞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运动），搞体制下放，中央和地方两本账。

但从本质上更强化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求从省、地、县到乡，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现场指挥，按计划进行生产，并把执行结果上报中央。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政社合一”，使农民的生产全部纳入计划体制，也强化了集中管理。

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上，实际上否定八大坚持的以发展生产力为建成社会主义第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强调以完成单一所有制为主要目标。

毛泽东以为自己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人民公社，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来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

1958年，中国的经济生产在跃进，生产关系也在跃进，许多人民公社把大队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同时，人民公社也开始试图取消商品和货币，实施“大食堂”，开始了被斯大林认为的“无偿向居民分发面包”的共产主义。

③①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

【P67】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②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

【P76-P77】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③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Z】.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P109】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关系，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造成1959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于此同时，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大力的批评和抨击，这样，急躁冒进的建设模式的探索夹杂着中苏论战的加剧，只能是中国在“左”的道路上走向极端，也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中苏论战和冲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国家的信心。

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促进了中国的自力更生，但对自力更生的片面理解，却又助长了“闭关自守”的倾向。

建国初期，苏联的经济援助对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59年6月20日，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函中共中央，宣布苏联决定中止对中国若干经济项目的援助，即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的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及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技术资料，肃反单方面撕毁双方签订的协定。

不仅于此，1960年7月25日，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并中止按两国协议应该继续派遣900名专家的计划。

但中国人民以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勤劳智慧，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压力，战胜了暂时的困难，并且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后来毛泽东曾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④这决不仅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