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写作

浅谈“躯体写作”在西方的崛起及在中国的回应一、“躯体写作”在西方在女性主义内部关于身体和性的学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本质论和建构论。

本质论认为女性的身体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固定不变的身体。

而建构论在身体上加入社会因素。

在过去，女性身体根据男性的标准被标注为次等的、附属的，因而女性劣于男性的结论被生物学合法化。

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说”即使典型的例证，它完全根据男性的标准来定位女性的身体，将其作为次等的、有缺陷的身体。

这种根据生物学确定的两性特征，在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的重点。

西蒙·波伏娃就认为女人是被社会构建成女性的，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身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含义。

为女性写作理论做出显著贡献的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瑞格瑞，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批评。

她说：“精神分析声称俄狄浦斯情节是不变的、普遍的结构；对我来说，这是非历史的，而且，事实上是太天真了。

”她发现通过精神分析所呈现出的世界是男性的世界，女人只是男性眼中被“阉割”的男人。

俄狄浦斯情节充满了男性一厢情愿的投射，女人被描述成“匮乏”，在阴茎羡慕的心理作用下，女儿从与母亲的紧密关系中割裂放逐。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俄狄浦斯结构中，女人因为其缺憾而必须借着种种伪装进入男性欲望的体系。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精神分析建立在男性中心的“阳具叙述”上，以阳具作为文化生产与再现的意义中心，这是一个单一性别的文化，女人作为“他者”只是这个单一性别原型的反射，只能依照男性中心的差异位置被定义，甚至有时候得出的是否定式的定义。

为反转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被放逐的境遇，伊瑞格瑞强调必须在我们的文化中，寻求通过女人自己的身体、自己独特的欲望模式，来建立一个关照到女人这一性别的话语和语言。

对伊瑞格瑞而言，女人的性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

“躯体写作”说到底还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

女性主义者将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主张，认为“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赶出写作领域”。

这种新的写作主张第一次将鲜明的性别立场带入文本，她们倡导的“身体写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创作和美学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其实在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对文学传统中妇女视角的匮乏深有感触，她说，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知道最近还是由男性所创造的”，在这种作品里，“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呢？除了某种传统之外，一无所有”。

因此，妇女一定要摈弃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接着便阐述了她对妇女写作的具体设想：创作中“一位妇女必须为她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

①具有阿尔及利亚出身背景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含义，并阐述了“躯体写作”概念。

尽管西苏关于女性的表述与她的女性主义前辈有许多不同，但在论述女性写作应该反抗现实遮蔽这一点上，她与伍尔夫的看法却不谋而合。

她们都敏锐地觉察到，以往文学史由于缺乏女性观点，女性的生命状态没有得到出自女性自我的真实表①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译，参见《伍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达。

因此，西苏在这篇文章中队女作家说：“写吧！写作时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

”接着，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进一步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写吧，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阻止你，不要让男人，让愚笨的资本主义机器阻止你，它的出版机构是些狡诈的、趋炎附势的戒律的传声筒，而那些戒律则是由与我们作对并欺压我们的经济制度所宣传的。

也不要让你自己阻止自己。

自鸣得意的读者们、爱管闲事的编辑们和大老板们不喜欢真正的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富于女性特征的文本。

这类文章会吓坏他们。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西苏再次表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我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

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

我无法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

”②西苏和伊瑞格瑞的“躯体写作”理论，不仅对法国女性主义而且对英美女性主义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建立在“躯体写作”基础之上的新的写作形式，受到了许多女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欢迎，因为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适合表达女性心理和欲望的方式，它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女性写作的总结，并促进了女性主义作品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以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例如，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女宾》（1943）、《名士风流》（1953），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1962），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劳儿·V·斯坦因的迷狂》（1964）、《毁灭吧，她说》等。

她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反映了一个时代女性争取独立的奋斗历程，可以说体现了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面貌。

同时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就获得了公认，不落窠臼的表现形式使这类作品不容易被归入任何一种流派，尽管能够在作品和流派之间寻找到一些共同点，但很难用某种流派来概括她们的作品，因为她们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来叙述女人自己的故事。

法国作家安妮·莱克勒克写道：“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

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

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

”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

”她又神采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的（身体的快乐）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

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

”③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勒更是将身体写作与日常生活中的反暴力斗争结合在一起，她创作的话剧《阴道独白》充溢着对女性身体的热爱。

该剧1997年获美国奥比奖，1998年成书出版。

该剧来源于作者的访谈，恩斯勒采访了不同群体的200多名妇女，主题就是她们的阴道。

恩斯勒本人是剧作家、诗人和女性主义行动者，她曾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剧场和大学里表演《阴道独白》一剧，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自1999年以来，每年在情人节期间上演《阴道独白》已经成为国际性“反对性暴力”运动的一部分，情人节也因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揭露战争施与女性的暴力，成为剧本的一个重要主题，恩斯勒通过一位波西尼亚女性的独白来表现：“我的阴道是我的村庄，……我的阴道是绿色的田野、是流②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原载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孟悦译，1989年，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12页。

③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水轻盈的粉色田野，牛群哞叫，太阳升起，可爱的牛郎用柔软的金色稻草轻轻抚摩……”然而，这如此纯净幽美的风景被轮奸后，“变成一条流淌着毒液脓汁的河流，所有的庄稼死去，鱼死去”。

恩斯勒用充满诗意的词句描绘妇女的身体，反映战争暴力对妇女身体的摧残，成为近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女性主义戏剧。

二、“躯体写作”在中国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感召下，90年代一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勇敢地把女性的躯体经验提升到叙事的中心位置，集束式的躯体叙事在90年代女性文学文本中泛滥。

林白、陈染、海南、张颀、徐小斌、陈坤等一大批年轻的女作者以各自迥异于他人的姿态，活跃于文坛。

面对文坛女性的飞翔，文学批评者们立即给予女性主义阐释。

仿佛一夜之间，《致命的飞翔》、《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迷幻花园》等躯体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就成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有吸引力的话题。

1993年《文艺争鸣》第3期刊出“陈染作品讨论会”，赵毅衡、王干和虹影等发表文章畅所欲言。

1996年《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再次推出“陈染评论小辑”，戴锦华、孟繁华和贺桂梅又发表文章予以关注。

针对“躯体写作”进行的相关批评构成了本阶段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心，成为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宏大景观。

身体+女性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组合，也是极富争议的话题，它可以与“堕落”、“下流”相联系，也可以与“颠覆、叛离”相结合。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

肯定者不仅有如荒林、赵树勤、林丹娅等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者，而且评论界许多并未完全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者和评论者都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如王岳川、谢有顺、李洁非、南帆等。

质疑者如邓晓芒、薛毅、唐利群等，陈骏涛等也从侧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而他们对“躯体写作”的质疑主要针对女性身体被商业化利用，强烈的女性经验将引起误读，极端的自我经验的书写复制会导致题材的枯竭等方面，实际上，这种质疑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表征。

在实际创作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女性写作群落的崛起对“躯体写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任何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谈到90年代文学时，都不得不提到女性写作。

一般地，人们将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晓斌等一批女作家作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

这里的“个人化写作”，以及我们谈论的“躯体写作”，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可以说，“个人化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写作理论的一次对接和实践，她们的创作题材、叙事角度多来自个人的生活，与20世纪20年代一些女作家的“自叙小说”比较接近，这一叙述特点被有的学者称为“女性意识”的创作。

④可以说，带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个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是能够以鲜明的性别立场驻足文坛，形成一个风格相近的作家群落，却是90年代文坛特有的现象。

在取材上，她们疏远公共空间，更关注个人生活的秘密性；在叙述上，她们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经常通过主人公一段离奇的经历，展示其作为“女人”的成长经历，或是一段充满挫折感的“回忆”。

其中陈染和林白的写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陈染的《私人生活》是一部叙述现代都市女性心灵成长历程的小说，从主人公隐秘的女性生活经验出发，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女人”过程中的独特经历。

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倪拗拗是一个偏激执拗的女孩，父母关系的紧张，④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