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态探讨论文

学术生态探讨论文

一、学术生态：一个新的命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

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高校是一个小生态系统，或者称为生态群落。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主要指这一群落的生态环境。

高校学术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这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多维交叉镶嵌的复杂系统。自然环境主要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有气候、空气、噪音、地理、地貌等等；生物环境有动物群落、植物群落、植被、绿化等等。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经济、科技、家庭等因素，以及校内的系科、专业、班级，学校的管理机构、设施、制度等因素。文化环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如社会风气、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舆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校园文化等等。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心理素质，如智慧、德性、心态、性格、情绪、风格、个性，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理。

二、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高校学术生态又可以分为内部生态(小环境)和外部生态(大环境)。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内和学术群落(学术团体)之间的氛围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后者主要指高校学术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生态要素的关系。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既存在“历史问题”，也存在“现实问题”。

中国历史上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认识论哲学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采取的是“经世致用”的哲

学。清代晚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师夷”以强国，大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论哲学基础。虽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推行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严酷的客观事实使“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原则始终在中国大学无法实现。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1957年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最不讲学术原则的批判和迫害；“文革”10年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梁效”的恶劣影响。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总是首当其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历史悲剧。

中国高校背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因而其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新办院校更为突出。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办院校为“麻雀”加以剖析，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工业区和城市带。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地方不惜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创办一批新大学。令人振奋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大批内地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拓荒创业。创办之初，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南来的专家教授也意气风发，要在几年内建设起与内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政府官员抱怨：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学校总是上不了层次；引进那么多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