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

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

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

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

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

2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具体的研究可谓琳琅满目。

在社会生活史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10卷本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发行4种。

另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也是这个领域不可多得的好书。

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除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外，还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性别集团，如妇女史；身份职业集团，如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年龄群体如老年1参见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比较系统的论述见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及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论》（上卷），32-37页。

2前者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纵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便融进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说明；后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之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则分为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社会阶层与阶级、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8章。

由此可知，他们其实是在讨论通史编纂的问题，而主要不是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人、儿童的历史等。

在社会惯制史方面，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以及建筑在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宗族制度。

通论性的家庭史研究以王玉波的一系列家庭史研究著作为代表，3其他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常建华的《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

断代及地域性的家族史研究如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见，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把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逐渐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研究。

这种“眼光向下”的研究倾向是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研究旨趣的一次间断后的接续，但不管从规模，还是从研究领域拓展的广度以及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的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

这就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4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下而上”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有可能避免新旧史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二、“自下而上”：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总是在相互促动中进步的。

在重新反思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史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若仍旧基于学科定位考虑的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和否认社会史为历史学分支的方法说和范式说。

这些说法的出现既可以说是对以前看法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史理论认识的深化，表明了社会史研究界的学术多元化格局。

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开始出现于80年代末，如王家范就认为“不赞成目前认为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而提出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解：“说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联姻而诞生的婴儿，虽然未必确切，但也不算离谱。

依据‘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代思维模式，它只能被确认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再归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

”5集中反映这一派观点的还有由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编著者大量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认为“社会史虽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6新方法、新视野和新研究范式说出现在90年代以后，其中赵世瑜在90年代初就提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3包括《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国家庭的起源与演变》（河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代的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

4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5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见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总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史学”。

7两年后常宗虎又在全盘否定社会史的学科化努力之后，提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主要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新史料、新手段和技术的运用。

8此后，由于坚持“分支说”的学者在许多文章中对“非分支说”的理解有误，赵世瑜便将有关想法系统成文，提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

9这种观点将社会史研究提高到取代政治史旧范式的新范式的地位，试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史在20世纪初的起源。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应打破研究领域的局限，使得任何史学课题在新的研究范式的关照下，都可以被做成社会史研究的作品。

与这种看法合拍的恰恰是“自下而上”看历史，正是因为后者不忌讳研究政治、研究事件、研究精英。

近年来许多国外汉学者的被认为社会史著作的名著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孔飞力的《叫魂》等不只是“眼光向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看历史。

当然，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对“下”就没有丝毫了解，因此“自下而上”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的。

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

它不仅是研究课题或对象的问题，而且是方法论的问题，它都集中反映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野。

同时，正是由于它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学者10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思路，使社会史开始成为多学科协同用力的领域。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区域史并不等同于分门别类的叙述一地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因为“区域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10也就是说，区域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史的研究视野。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性差异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和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方法；同时，整体社会史的研究最可能的是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尝试，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这既是一种整体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的地域范围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个别区域，而是把研究目光投放到各级地区，大到包括若干省市的区域和省市，小到一个县、一个镇（乡）、一个村落，研究范围的扩大极大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整体的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

二是注重地域社会“整体的历史”，即全方位地立体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并且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入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结构与功能共时性的分析，这对于向整体社会史方向的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学术界产生了相当一批区域史研究成果，如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系统描述了1840年以后的华北乡村社会的主要变迁。

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

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重点研究市镇的经济问题的做法，也开始把视野扩展到整体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