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综述_邹利林

收稿日期：2014－11－02作者简介：邹利林，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评价和土地利用规划。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功能冲突权衡的乡村景观格局优化研究”（编号：41401210）；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南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协调机制研究”（编号：2014C112）。

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综述邹利林1王建英2（1．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泉州362021；2．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摘要当前中国农村正步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推动下，农村土地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各类规划与整理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形态与优化调整。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作为推动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丰度、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指明中国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将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归纳为：西方乡村地理学影响下的农村聚落景观描述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背景下的感性认知阶段、农村聚落地理学视野下的理论框架构建阶段、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下的居民点空间理性重构阶段等4个阶段。其次，从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区位评价与影响因素、形态特征、布局演化及驱动机制、布局优化策略以及研究技术方法6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在与国际相关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在：制度变革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理论框架的完善；城乡一体化引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配与体系重构；规划与整理推动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要素的细化与深入分析；资源约束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下的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控制；GIS技术支持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成果的应用性研究。关键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进展；中国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4－0059－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08

2013年中国乡村人口约为6．3亿，考虑到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增长，预计2030年仍将有大约6亿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可见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居民点仍将是中国农村人口聚居的主要形态和场所［1－2］。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社会经济等原因，以及缺少必要的规划引导与增长控制，造成中国农村居民点普遍存在形态、布局、用地散乱，用途与功能配置不合理，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等问题［3－4］，这极大地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持续关注。关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学者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5个方面：①农村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英国学者Ｒobert较早对村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做出系统划分，指出应该从点和位两方面对农村居民点区位选择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并认为这些条件会随村落单元的发展而改变，以使该区位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适应性［5］；②农村居民点等级结构。19世纪30年代，Christaller对德国南部居民点规模、当地的服务等级以及

居民点之间的距离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此后Losch、Isard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区位理论基础［6］；③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Pacione对欧洲不同地区的农村聚落形态、聚落类型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将居民点空间分布归纳为规则型、随机型、集聚型、线型、低密度型和高密度性6种类型［7］；④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法国乡村社会学者Mendras在总结1980年代乡村复兴时指出，经济社会发

展、政府政策制定、家庭经济收入变化、人口增长等对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具有显著影响［8］；⑤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异。Knapp研究指出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都可能导致不同类别的农户产生不同的居住需求，进而导致以往建立在传统血缘或亲缘基础上的农村居住空间结构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开始发生分异［9］。

近年来，西方学者更加注重从微观视角探索农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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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25卷第4期CHINAPOPULATION，ＲESOUＲCESANDENVIＲONMENTVol．25No．42015单元的内在联系，同时强调自然、空间与文化融合的结构演化。如为促进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Njoh指出在政府资源日益短缺的现实困境下，“市政议会”、“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等为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选择［10］；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内部功能转变，Nath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居民点的形态、功能和空间结构发生急剧改变，并从“空间重构”、“适度规模”、“功能结构”等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的功能转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11］；为划定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Porta等在对居民点内部功能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主张对居住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进行隔离，并提出基于人口迭代的贪婪算法对居民点的边界进行自动识别［12］。从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趋向来看，农村居民点在微观尺度的演变受到关注，居民点内部必要的生存空间及其附属设施成为改善农村居住空间结构的重要载体［13－14］，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冲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对居民点优化机制的考察出现经济、制度、文化转向［15］。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可为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但由于西方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发展及其空间演变研究比较缺乏，导致应用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适用性有待改进。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丰度、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因此，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全面回顾的基础上，从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区位评价与影响因素、形态特征、布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布局优化策略以及研究技术方法6个方面，着重对国内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找出其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差距，进而指明中国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1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在西方相关研究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主要是从乡村地理学和聚落地理学的视角展开，并逐步形成乡村聚落地理学学科体系。中国学者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方乡村地理学影响下的农村聚落景观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人文地理学者Brunhes的《人地学原理》传入中国，由此引导我国地理学界开始重视人地关系。该时期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地形地貌条件下农村居民点的特征描述，如朱炳海和严钦尚的《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地区乡村聚落和人口之分布》以及陈述彭和杨利普的《遵义附近之聚落》等。（2）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背景下的感性认知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居民点空间规划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引起农村居民点的性质、类型和分布发生根本变化，“并村定点”和“居民点分布规划”被认为是当时居民点规划中最核心的内容。由于该时期成果主要来源于学者们的实际工作体会，因此研究结论局限于感性认知层面。（3）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农村聚落地理学

视野下的理论框架构建阶段。80年代末，农村居民点被纳入农村聚落的研究范畴，金其铭对农村聚落地理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农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阐述，并对中国典型地区农村聚落的形成、区域差异及其分布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进入理论框架构建阶段。（4）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下的

居民点空间理性重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乡村发展步入转型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面临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尤其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的各类规划与整理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形态与优化调整。该时期大量研究从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揭示了国家、区域、省、县、村等不同尺度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与人地演化规律，该研究进入理性重构阶段。

2中国相关研究重点回顾与评析

2．1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相关理论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孕育于不同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或社会环境，总体上乡村聚落理论是指导其发展的基础理论，该理论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的形成、发展及分布规律的研究，侧重揭示居民点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16］。如刘沛林

等以传统聚落景观“意象”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

［17］；周国华等将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

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并指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8］。

近年来，国内土地科学、乡村地理领域的有关学者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农村空心化、乡村转型发展、乡村空间重构等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示范，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刘彦随以实践总结为基础构建了新农村建设研究的地理学理论框架，评价了不同功能类型区的农村发展状态与机制，提炼了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发展模式，阐明了新农村建设的·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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