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试论副文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意义
试论副文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意义作者：王乐棋来源：《资治文摘》2017年第04期【摘要】译本的副文本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反映出译本在目的语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生产和接受机制，并为我们研究伪译现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副文本能够揭示出文本研究不能说明的东西，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副文本；翻译研究；意义一、副文本和译者要对译者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就需要对其翻译作品进行研读，除了通过研读翻译作品来对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守法和翻译策略进行了解之外，能够充分体现译者思想的内容是译本之中的序。
翻译人员二可以在翻译作品的序之中表达译者自身的翻译观念，序中的文字可以对作者、原著的思想和社会环境进行介绍，对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和文化予以分析，并对该作品在翻译之中的难点和障碍进行讨论。
在翻译行业的研究和探讨之中，许多译者都认为通过对译作序的研读可以看出翻译人员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目的等内容，并了解译者的个人观念和思想。
通过研究序，研究者可以解释译者在翻译工作之中的冬季和策略，研究译作序文是进行翻译家研究的重要依据。
世界翻译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翻译家都中医译作之中序文和后记的写作，而在为译作些序文之外，译者还可以通过在译作之中添加注释的方式来对原文的内容和作者的思想进行阐释，因此，译文注释也是译者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译文的注释之中译者现身说法，通过注释的内容来表达了对原文的理解和文化的介绍，通过译注来表达其对原文的理解，重构文化语境，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理解作品。
这一现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体现，为我们解读译者的翻译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部分译本之中，副文本的存在也是译者表达自身的个人观点，超越翻译工作之中的既定规范，反对文化霸权，重新对原著内容进行书写和介绍的工具。
译者可以利用在翻译时间之中的序文、后记、注释等副文本形式和改写手段来显示主体性，并表达翻译者的某种个人意图。
例如女性主义译者通常利用译者签名、加写前言和脚注直接表明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立场，以显示女性译者的身份。
翻译领域副文本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意义
翻译领域副文本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意义作者：胡燕娜来源：《读与写·教育教学版》2019年第05期摘要：翻译领域的副文本是连接译本与译本外围信息的重要纽带。
然而长期以来，译界对副文本的关注大多从序跋和注释角度出发，忽略了封面、封底等副文本的其他因素，从而降低了副文本对于推进译本生产、销售、传播等方面起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典范，鲁迅小说蓝诗玲译本的副文本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翻译领域副文本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意义。
关键词：副文本《鲁迅小说全集》蓝诗玲蓝译本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9）05-0005-021 翻译领域的副文本理论概述经国内众多研究者考证，副文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
为了阐释这一新的议题，他相继出版了三部法文版著作《广义文本之导论》《印记文本》和《门槛》来阐述这一论题。
但因为法语为小众语言，三本著作出版后在理论界并未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
直至1997年，译者Jane E.Lewin将他的著作《门槛》翻译成英语，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学、文化、理论”系列丛书之一进行出版，英语学界才得以第一次从总体上了解副文本这一理论内涵。
因热奈特本身是著名的文论家，他提出副文本理论的初衷是作为文学理论来阐释文学批评和叙事学领域的新问题的，但后来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理论从原初的语言学阐释视角转变至文化转向研究，副文本在连接文本与文本外围的强大功能中脱颖而出，日益受到译界的广泛关注。
1996年芬兰学者Urpo Kovala用副文本概念阐释了英美文学的芬兰语翻译。
2000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翻译大会”上直接以“翻译中的副文本要素”作为主题，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90余篇。
后来，这些论文被集结出版，书名为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翻译边缘：翻译中的副文本元素》）和Text，Extratext，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翻译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
《神仙传》康儒博译本副文本重构
第41卷第1期2022年1月哈尔滨学院学报JOURNALOFHARBnN UNnVERSnTYVoi.41Nc.1Dec.2022［文章编号］104—5856（2020）1—0132—04《神仙传》康儒博译本副文本重构翟全伟12（1.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2.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442002）［摘要］文章以副文本理论为视角，通过梳理对比分析《神仙传》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指出康儒博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排序重构、文本重构、图像重构、注释重构等策略，对《神仙传》英译本副文本进行了重构。
［关键词］《神仙传》；副文本；重构；康儒博［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dci：1.3969/j.issn.1004-58562020.1.033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公元284-364年）所撰《神仙传》记载了近百位仙人得道升天的故事，描绘了神仙形象、神仙事迹与长生不老现象,生动地反映了道教神仙崇拜的传统与思想,是研究中国道教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长期以来，中西方学者通过研究道教典籍来阐释不同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其中译介最多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英译本数量超过12个，含全译本和节译本）和庄子的《南华真经》（17个英译本，含全译本和节译本）,［1］其他典籍如《搜神记》等也通过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流行于英语世界。
相比较而言，葛洪《神仙传》在英语世界受到的关注度较少，这与《神仙传》作为中国唐朝前期志怪小说中的代表作品，古代神仙传记中叙事完备的早期神仙代表作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亟待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神仙传》的英译本共有2个，一个是翟林奈（Lionel Giles）版本，该版本只翻译了一部分传记，属于节译本，另一个是美国汉学家康儒博（Robert F.Campa-ny,1959—）版本，此版本完整翻译了《神仙传》，康儒博根据自己的研究对《神仙传》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对康儒博《神仙传》英译本的研究拓宽了道教典籍研究的范围，为全球化时代翻译和传播传统中国文化提供一些启示。
中国航海典籍《瀛涯胜览》英译本的副文本解读
An Analysis of Use of Paratext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autical Classic Yingyai
Sheng-lan
作者： 季翊[1];刘迎春[2]
作者机构： [1]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2]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出版物刊名： 外国语文研究
页码： 102-112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4期
主题词： 航海典籍《瀛涯胜览》;英译本;副文本解读
摘要：中国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真实地记录了郑和船队的海外见闻以及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英国汉学家、研究型译者米尔斯的《瀛涯胜览》英译本是迄今为止郑和航海文献的首部、最重要的外文全译本,可谓西方汉学家郑和航海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本文将对该译本中的标题、序言、编辑说明、导言、插图、注释、附录等七种副文本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副文本在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翻译中的有效运用发挥着协调多元主体互动、实现多元文本互现、拓展多元文化互通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翻译与国际传播.希望本研究能够为中国航海典籍翻译、中外海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宏印汉译《哈姆雷特》的副文本研究
第２２卷第５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２２Ｎｏ５２０２１年９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ｐ．２０２１
王宏印汉译《哈姆雷特》的副文本研究朱安博１，陈 洁２（１．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１０２２０６；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７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０７ ［作者简介］ 朱安博（１９７２—），男，博士，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莎剧汉译研究、翻译与跨文化研究；陈
洁，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副文本（ｐａｒａｔｅｘｔ）是翻译文本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它参与正文本意义的生成和确立，丰富甚至阐释了译文的正文本。文章基于杰拉德·热奈特（１９９７）提出的副文本理论，以王宏印教授汉译《哈姆雷特》副文本因素进行分析，解读赞助人的推介、译者翻译观、译本的外部生产环境和接受机制，以期全面与客观地揭示该译本的价值。
［关键词］ 副文本；《哈姆雷特》；王宏印译本；翻译研究［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８３／ｊ．１３⁃１２７７／ｃ．２０２１０５０５１０７
一、引言《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因不朽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和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甚至被誉为莎剧中“巅峰上的巅峰”［１］１。从１９０３年上海达文社出版的《澥外奇谈》中收录的《报大仇韩利德杀叔》至今，《哈》在中国的汉译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历程。其中具代表性的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问世的梁实秋译本、４０年代诞生的朱生豪译本、５０年代产生的卞之琳译本，以及文革前结稿而其后出版的孙大雨译本。而后，又有王宏印、黄国彬、辜正坤和许渊冲等译本陆续出版，国内掀起了一阵《哈》翻译的热潮。迄今，汉译《哈》的研究成果已洋洋大观，但研究对象多为译本中的正文本，虽然从朱译本开始，国内莎剧译者开始关注“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有关的一切研究，包括莎士比亚的身世、作品的历史背景、著作和出版日期、素材来源、版本校勘、文本注疏，等等”，但“以往的《哈》译评介与研究多聚焦于朱、梁、卞等旧译，对新世纪以来的新译研究得明显不够”［２］２５。２０１２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英汉对照的形式推出了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历时九年，数易其稿译成的《哈》新译本。作为“学者型”翻译家，王宏印教授以深厚的莎学研究造诣为基础，把文学批评借鉴到翻译实践之中，因此《哈》的特色和创新非常明显，这是因为他的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在翻译莎剧时都参考大量的相关莎学研究文献，不仅在译本序言或前言中详论莎学源流和版本考证，还在译本中加入详尽的注释，是典型的“厚译”，提升了译本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典型的学者型译者风格。作为学者型译者，王宏印译（以下简称王译）《哈》中的副文本信息丰富，特别是体现了对《哈》翻译的认识及重译原则。［３］９７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副文本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和研究价值，“副文本研究渐渐成为国内近五年翻译研究的新兴热点，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动向。”［４］２２但这些信息至今并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这与《哈》译本的地位很不相称。为此，有必要将“副文本”引入研究之中。本文将结合王译本，从《哈》译本的封面、译者／译本简介、封底、出版前言、译者序言、译文评点、剧本注释、后记等诸多副文本因素等进行分析，解读赞助人的推介、译者翻译观、译本的外部生产环境和接受机制，以期全面与客观地探索王译《哈》的价值意义、翻译动机和翻译过程。５２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二、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副文本”的概念，原是法国文论家杰拉德·热奈特（ＧéｒａｒｄＧｅｎｅｔｔｅ）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指的是“协调读者和正文本之间的语言和非语言材料”［５］１。热奈特还对副文本进行了分类，即两大
副文本理论视域下《史记》俄译本的“深度翻译”
副文本理论视域下《史记》俄译本的“深度翻译”作者：颉利丽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06期内容摘要：“深度翻译”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提出的翻译术语。
本文以《史记》俄译本前三卷为研究对象，根据副文本理论梳理总结“深度翻译”的类型和具体实施方法，分析《史记》俄译本透显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副文本理论《史记》俄译本“深度翻译”《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它既是一部中国历史巨著，也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不朽之作，集史学研究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于一身。
如何将这部承载着浓郁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典籍进行合理译介，是国内外翻译界密切关注、不断探索的课题。
现存《史记》的外译本有：英、韩、日、德、法、俄、丹麦等译本，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英译本，如：华译本、倪译本、杨译本，以“《史记》、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共检索到41篇文献，其中36篇以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仅有一篇概述了不同时期的《史记》俄译本及其特点。
本文借助副文本理论总结“深度翻译”的类型和实施方法，探究越特金俄译本中文化现象的翻译策略。
1.“深度翻译”在翻译研究领域，文化翻译已然成为一个备受青睐的话题。
文化翻译研究的是语言中的文化信息转换问题，要求译者具备敏锐的文化意识、充实的文化知识以及较强的文化阐释能力。
就这一点，文化翻译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相通之处。
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对他族文化进行描写阐释，文化翻译则是将一种语言文本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
二者的任务都是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语文化的特征，使其他文化承载者理解该文化。
因此，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深度描写”对文化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早提出“深度描写”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之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将其引入文化人类学研究，他认为，文化不是促进社会事件、行为、体制或过程产生的力量，而是它们得以被深度描写的语境。
《浮生六记》两译本的副文本形式及功能分析
《浮生六记》两译本的副文本形式及功能分析摘要：翻译副文本包括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浮生六记》是我国清代重要的文学典籍作品，考察其英译本副文本的形式及功能对于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典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对比分析《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和白伦、江素惠译本，发现两个译本的内副文本形式主要有封面、序言、插图、注释、附录等，外副文本主要包括个人文化身份和著作时代背景，这些内外副文本在提供译者与原作者相关信息；彰显译作价值，引导潜在读者；阐释文化因素，揭示译者翻译思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浮生六记》英译；副文本；形式；功能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8-0073-03（商丘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商丘476000）沈复在《浮生六记》中用简练的笔触描绘了和妻子安贫乐道的生活以及个人游历，展现了清代官场失意文人充满闲情逸趣的生活。
《浮生六记》作为我国大中华文库中华文化典籍英译作品之一，现共有英译本四种，林语堂译本，白伦、江素惠译本、布莱克译本和桑德斯译本。
本文以林语堂译本（简称林译本，1999）和白伦、江喜惠译本（简称白译本，2015）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内、外副文本进行解读，能够在宏观上管窥副文本的研究价值，探讨副文本发挥的功能，为文学典籍外译、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一、林译本与白译本中内副文本的存在形式（一）封面。
林译本《浮生六记》封面较为简洁，主要包括中英文对照题目、作者与译者、左侧有林语堂的个人肖像，出版社情况。
在封面上凸显译者，而这实际上与出版社的选题策划有关，林译本出版说明中介绍了重印的三个原因：1.作品影响之深远，林语堂文学造诣之高，英语之美妙；2.介绍林语堂的其他英文作品；3.解释林译本中添加的译者个人及与家人的合影；4.指出林译本在翻译上受时代局限存在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林译本中的副文本详细介绍了出版作品目的、译者身份及译者的高超翻译能力。
白译本英文版封面主要包括题目、原作者姓名和作者沈复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封面主色为淡黄色，主页顶端绘有关于古代生活的彩绘图，主页上除英文题目外，还有沈复对自己生活的描述总结，让读者第一眼便能了解到《浮生六记》中沈复所描绘的神仙般的生活。
深度翻译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化传递--以理雅各《诗经》韵诗体英译本为例
第42卷第3期2021年3月哈尔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RBIV UNIVERSITYVcd02No.3Mar.2021［文章编号］1004—5856(2021303—4110—45深度翻译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化传递----以理雅各《诗经》韵诗体英译本为例李雯璐（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244469）［摘要］在全球化趋势下，典籍英译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章在阿皮亚的深度翻译理论基础上，通过探析理雅各《诗经》韵诗体译本在“文本外”和“文本内”中文化元素的翻译策略，总结出合适的翻译方法，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更“深”、更“美”的层面上得到传递，以此为我国典籍英译的文化传递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深度翻译;《诗经》；文化［中图分类号JH315.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404-5856.2021.03.027典籍英译隶属特殊的翻译种类，具备一般翻译活动的共性，属于“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0［1］（1>1）在全球化趋势下,典籍英译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
《诗经》是中华民族典籍作品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国内外的译本层出不穷。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971年、1876年和1877年三次对《诗经》进行翻译和修改，分别出版了散文体和韵诗体版本以及《东方圣书》。
22世纪后，涌现了一批以汉学家为主的译介主体，最著名的有英国汉学家韦利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22世纪6年代，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诗经》英译本问世,其翻译注重“传神达意”的“美”之感受。
可见，《诗经》翻译历史已有二百余年贝旦对其研究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本文从深度翻译的视域探究理雅各《诗经》韵诗体英译本（以下简称“理氏韵诗体译本”）的翻译策略，旨在为典籍英译提供启示,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一、深度翻译理论概述深度翻译理论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在1993年提出的，它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进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2其实这种译法早已出现，只是未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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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副文本理论（Paratext Theory）是由法国文学学者杰拉尔·热尼支（Gérard Genette）提出的，主要研究文本内容之外的所有元素，如标题，序言，出版社，封面设计等，这些被称为“副
文本”。
对于译者来说，副文本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对于
典籍的英译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译者的身份和评价
副文本理论认为，作者在创作完成后，会将作品丢给其他人进行评价审定，而译者也是作者之外的另一个身份。
对于典籍英译而言，评价其译者的身份至关重要，因为一个不合适的译者会对原作的风格、文化属性、情感渲染等产生影响。
因此，副文本中关于译者的信息往往被作为评价其译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例如，《红楼梦》的英译版，其副文本中有译者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es)和陈宪章，这两位译者都是享有盛名的中国
文学翻译家。
他们的身份不仅证明了这部典籍的重要性，也增加了英译本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刺激了英语读者对《红楼梦》阅读的兴趣。
二、版本的选择和研究
大多数典籍都经过多次重新修订、校勘，因此在翻译时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版本。
副文本中有关版本的介绍往往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家的聚会》（The Ambassadors）的英译版中，译者蒂姆·福尔斯特(Timothy Fuller)在序言中提到，他选择了莱昂内尔·特里伯格完整版的原作，而不是有缺失的早期版本。
这一选择不仅给英语读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作品，同时也展现了译者的严谨态度。
另外，在版本的选择和研究方面，一些典籍的注释和解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常常在副文本中提供给读者。
例如，在单元版《红楼梦》的英译本上，有丰富的注释和解读，它们在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信息，使英语读者更好地领略到《红楼梦》的魅力所在。
三、封面设计和宣传宣传
封面设计和宣传也是副文本的一部分。
对于典籍英译而言，宣传必能引发英语读者的兴趣。
英语读者通常会通过书架上的书表或阅读平台上的推荐列表等方式来了解新书。
因此，一个吸引人的封面设计和宣传广告都能够大大地吸引读者注意。
例如，在艾伦·芒克尔的小说《暴露的心灵》（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的英译本中，封面设计是一个孤独的人面前有一只鸟的插画。
这个插图很好地体现了原作的主题，使得英语读者更愿意深入阅读该作品。
综上所述，副文本理论对于典籍英译是非常有用的。
这一理论强调了译者身份、版本选择和研究以及封面设计和宣传等
非文本本身的元素的重要性。
这些元素虽然看起来都是些边角料，但它们的存在和处理会彻底改变英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增强典籍英译在跨文化传播和推广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