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经济危机

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57年-1958年）二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战争期间，美国非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其生产能力反而有了巨大增长。从1939年到1942年，美国工业生产即增加近一倍，1945年又比1940年增加116%。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出口贸易占%，还集中了世界3/4的黄金。不仅如此，美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明显。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西德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着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外，美国以盟国的保护伞自居，军费长期居高不下，也增加了美国产品的出口成本。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其一是，危机期间物价上涨，即所谓“滞胀”。形成滞胀的原因很多。从微观机制上看，二战以后，工会力量普遍增强，形成所谓名义工资的增长刚性，而雇主对付工资增长的办法便是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形成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成本推动型长期通货膨胀趋势。石油涨价也可归于这一大趋势，但情况更复杂一些。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由于石油生产国相互竞争，石油价格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而相应的工业品却不断涨价。石油生产国之间加强团结后，就相当于工人加强了团结，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导致物价上涨。从宏观上看，二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各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用财政和货币手段扩大需求，需求拉动型的涨价成为通货膨

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汇率贬值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工具，从而使通货膨胀带有主动的战略意义。因此，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期现象，只是程度有别而已。但是，与二战前相同的是，国内国际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尤其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过多投资追逐过狭市场的矛盾并未解决，因此世界经济危机还是会不断降临，只是危机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破产、开工率下降、投资下降、库存增加，而较少地表现为价格下降。

另一个新特点是危机的同步性下降，即使是同步性危机，其严重程度也相差较大。其原因在于，各国经济竞争力距离较大，各国干预经济的程度增强，因此各国经济的独立性也有所增强。例如，从1950年到1966年，美国发生过1953年到1954年危机，1957年到1958年危机，1960年到1961年危机，而此期间西德经济却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危机，只是每次美国危机时西德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下降。1966年到1967年，西德经济发生危机，但美国此时却正经历着二战后的一次长期繁荣。但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各国竞争力差距再度接近，各国间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危机的同步性又显着增强。继1973年到1975年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各国都经历了一段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接着就是1979到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失业率都上升到空前水平，然后是1990年到199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无一例外深陷其中。九十年代后，美国经济表现异常，在欧洲和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波低通胀高增长的所谓“新经济”，其实是巨大的泡沫经济，似乎各国危机的同步性又被打破了。但紧接着就是自2000年3月开始的更加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带动欧洲、日本经济进一步衰落。

1957年-19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二战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国际经济良性循环阶段发生的。问题在于，良性循环中各方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随着投资不断扩大，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英国和美国则相对衰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英国存在经常性的贸易逆差，英镑危机频繁；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缩小，至1958年时第一次出现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黄金外流。

危机以前，各发达国家都出现投资高涨，其中以日、德为最。从1955年到1957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10%，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是，由于美国的工资和汇率较高，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美国的投资最容易出现过剩。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国经济落入危机，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的生产量下降一半以上（这两个部门正是日本和西德发展最迅速的部门），1958年第三季度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失业率上升到%，是危机前的一倍。与战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并未导致物价下跌，相反，危机期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因此，危机并没有增强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相反，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削弱。1958年美国出口总值下降了%，贸易顺差从1957年的亿美元减少到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国际收支第一次出现亿美元的逆差。这样，美国的危机持续时间延长了。

危机迅速波及加拿大、日本及西欧各国。由于日本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日本的危机深度和持续时间仅次于美国。日本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批发物价指数下降%。英国（忽略加拿大，因加拿大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强国）紧随其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而西德的危机持续时间却只有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仅为%。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龙头，也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震中和首发地，但是美国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不足以向外转嫁危机，因此不能最先摆脱危机。相反，西德经济却具备了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成为摆脱危机的领头羊。

美国仍然用财政和货币两手对付危机。财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公路和住房建筑支出（亿美元），增加军费（58亿美元），从而使1958年1959年国债总额增加142亿美元。在滞胀的前提下，支出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提高利率，则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危机会加深；反之，则通货膨胀会加剧。无论如何，美国于1959年2月工业生产指数超过危机前最高点，进入周期性高涨阶段。但高涨仅持续一年，又落入1960年-1961年危机中。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体现。危机期间钢铁产量下降%，汽车产量下降%，建筑业下降%。失业率最高上升到%，全失业人数达500多万，半失业人数400多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有较大下降。危机期间，还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危机随后即影响了英国、西德、日本等各国，但除英国外，程度都比较轻，因此这次危机没有被认为是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

二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1973年到1975年）

从1961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8年的繁荣期。危机使美国工业的工资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带动军费支出猛增，国内需求不断膨胀，更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是美国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企业现代化投资占全部厂房设备投资的60%-70%，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高达%。这一繁荣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61年到1965年为第一阶段，经济增长迅速，物价比较稳定。此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至1966年下半年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就国际经济而言，1965年上半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1966年至1967年西德爆发经济危机，增加了美国进出口的压力。只是由于侵越战争升级，军费开支猛增，才阻止了一场危机的到来。代价是累计财政赤字高达亿美元，再加上信贷扩张，为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同时，美国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到1968年时已不到10亿美元，国际收支则连年巨额逆差。1969年至1970年，由于尼克松采取紧缩性政策，并开始分期从越南撤军，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新一轮危机。危

机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止，工业生产下降%，其中设备和耐用品制造业面临日本和西德的激烈竞争，降幅最大，分别达%和%。失业率上升为%，而且带有长期性和结构性，1972年经济进入新的高涨阶段后，失业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此次危机还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美元危机频仍。1970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猛增，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储备急剧减少。

但是，这次危机对西德和日本的影响仍然较小，虽然德、日两国生产亦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由于德、日两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加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美元贬值、减税、扩大政府支出、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美国的危机亦得以摆脱，从1972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又进入周期性高涨。

这次高涨持续了23个月。由于美元贬值，美、日、德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激化。为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除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外，各国制造企业纷纷开始向海外迁移，世界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因此，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加速到来。终于，1973年12月，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

触发这场危机的是石油涨价。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售价从每桶美元上涨至美元。在一个需求螺旋萎缩的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涨使需求萎缩突然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了。

在美国，危机从1973年12月持续到1975年5月，GNP下降了%，工业生产下降了%，其中建筑、汽车、钢铁三大支柱产业受打击尤为严重。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企业的设备投资1975年比1973年下降48%。企业和银行倒闭均创下战后的空前纪录。失业率高达%，失业人数达825万。道·琼斯指数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跌达%。而与危机相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1975年上涨11%。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在1973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又在1975年春或夏走出危机。

日本受危机的打击更严重。因为日本的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石油价格暴涨后，不但国内需求萎缩，而且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了%，超过其他主要工业国。纺织、造船、汽车、钢铁、建筑等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均大幅下降。1974年，日本企业倒闭数创战后最高记录，达11738家，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闭企业超过万家，刷新了记录。这一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在这一轮倒闭风潮中倒下，如阪本纺织公司，东京钟表公司，“兴人”公司等。其中仅“兴人”公司一家即负债2100亿日元。官方公布的完全失业人数高达112万，也创战后最高记录。

英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1%，其中粗钢产量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小汽车产量下降了12%。大批企业倒闭，565的企业开工不足。危机中最高失业月份的失业人数达125万。企业纯利率从1973年的%下降到1974年的%和1975年的%。英国股市崩溃，1974年12月股价比1972年8月的最高点跌落了%。由于英国工

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危机期间贸易逆差上升到123亿美元，比1973年增加了115%。在生产下降的同时，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却高达%，1975年又增加到%。批发物价指数更高，1974年达%。

西德的工业生产下降%，首次达到两位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失业人数增至万，失业率从1972年的%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但总的来看，西德受影响的程度比美、日、英等国轻。

为摆脱危机，美国的对策是赤字财政。1975年财政赤字高达532亿美元，是二战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当时正值越战高峰）的两倍多，而且此后财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无减。西德三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从亿马克增至亿马克，而1966年到1967年危机时财政赤字最多仅为70亿马克。英国着重控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1976年的%下降到1978年的%，而代价则是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

日本的应对措施看来最得力。在萧条期间，日本企业减量经营，抑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强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生产能力数量扩大的投资占设备投资的比重1965年占%，1971年为49%，1975年下降为%，1978年更降为%。经过技术改造，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费下降%，金融费节约27%，库存费用节省%，营业所和工厂关闭节减费用%，其他费用%。以钢铁工业为例，连铸比从1973年的%提高到1980年的%。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到之间，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这样，日本既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同时又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顺利渡过1980年-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1980年-1982年）

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各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美国经济从1977年1月到1980年1月为高涨阶段，但37个月时间里工业生产仅增长%，折合年均约%，比以往各次高涨都低。英国则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连德国、日本经济都落入滞胀，无法自拔。

然而，旧账未清，新账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各主要工业国再次陷入危机，而且危机程度超过上一次。在美国，危机历时三年左右，几经起伏，工业生产指数呈现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线。1979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美元涨到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从而触发了经

济危机。公司纳税后利润在1982年仅为556亿美元，比1979年下降43%。企业倒闭数急剧增加，相当于1933年的水平。失业人口从1979年611万增至1200万，失业率高达%，刷新上一次的记录。危机期间，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对外贸易逆差也创下364亿美元的新记录，出口值从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

英国于1979年7月陷入危机，于1981年5月达到最低点。工矿业生产指数降幅为%，刷新上一次危机的记录。其中纺织、冶金、和建筑业下降最大，1981年第二季度与1979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9%和%。如果不是北海油田的开发，1980年英国工业生产还要下降%，GDP还要下降3%。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猛增。1980年8月失业率达%，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仅次于30年代的大萧条。和美国同样的是，物价上涨率达两位数，1979年、1980年、1981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8%，%，只是由于撒切尔政府采取以抑制通货膨胀优先的政策，1982年通货膨胀率才降到8。6%。其代价是经济进一步衰退，1979年，1980年，1981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8%，-2。4%，-2。4%。

由于西德马克不断升值，工资成本提高迅速，国际竞争力下降较快，西德的危机更严重。从1980年3月到1982年12月，西德的危机持续了34个月，时间之长远在其他各国之上。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了%，固定资本投资下降%，失业率从%上升至%，失业人数从万猛增到万，同时，则是物价年平均上涨率高达35%。为了应对危机，三年里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574亿、761亿和700亿马克，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赤字，1980年时逆差高达286亿马克。

日本受危机的影响最轻。危机持续时间最短，没有出现连续6个月的生产下降，而且生产下降幅度很小.以年率计算，1980年，1981年，1982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工矿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同时，物价上涨幅度比其他国家小。只所以如此，是由于日本企业将上一次危机变成了技术更新的强大动力，重新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结束后，日本节能型的家电、汽车涌向世界各国，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1985年起，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二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1990年到1991年）

在1980年-1982年的危机中，面对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困境，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美英两国发动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革命，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而置失业和生产下降于一旁，结果危机迁延反复，变得更加深重。里根政府的对策是借失业削减福利，削减工人工资，强硬打击罢工，同时削减税

收，给企业以各种税收优惠，刺激企业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在理论上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同时，实践上大规模增加军费，增加国内需求。这两手相配合，终于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底摆脱危机，进入自70年代以来少有的持续高涨阶段。1983年到1989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年均达%。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失业率降到%，通货膨胀率降到%%之间。

这在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就。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里根政府的经济反革命政策作用下，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降至低于西欧主要工业国的水平，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竞争力。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又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里根赶上了石油和初级产品降价的好时代。石油价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考虑到七十年代以来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这一价格已经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与涨价相反，降价扩大了市场需求，并且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仅有这两条还不足以维持长达8年的繁荣。里根8年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达13382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672亿美元，是70年代财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间，不仅政府债台高筑，个人通过分期付款和信用卡贷款方式积累的债务也急剧增长，而且股票价格在1980年到1989年间上涨了181%，推动了个人需求的增长。

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却是一波三折。先是从1983年到1985年强劲扩张，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全世界惊呼日本的经济侵略。接着是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压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从1985年2月到1986年8月间，日元竟升值69%，到1988年又上升28%，这就使日本进口大增，出口停滞，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1986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随后，日本经济被泡沫化，内需旺盛，大批豪华型服务项目、娱乐设施、高档轿车纷纷上马；企业大量投资，从1988，1989，1990三年的设备投资增长率分别为%，%，%，投资额超过美国同期的投资额；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狂涨，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755点，涨至1989年末的38915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从1986年的1000亿美元下降到1990年的700亿美元。但是，泡沫经济毕竟不能持久。1989年底起，泡沫开始破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

西德从1983年1月起开始经济回升，但增长乏力，曲折较大，失业率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1983年1月失业率%，到1985年10月，升至%。1983年-1990年平均失业率高达%。这一失业率高于日本（%）和美国（%），但低于同期英国（%），法国（%），意大利（%）。当然，以失业为代价，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1983年到1990年间通货膨胀率仅为%，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在失业的压力下，八十年代名义工资增加缓慢，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使得进出口连续保持顺差。

八十年代的繁荣极不平衡而且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以跨国公司为后盾的保守主义的经济势力主宰各国，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工人的福利和工资削减，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相互竞争，初级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发达国家政府、企业、个人债务也越来越沉重，国际间竞争更加激烈。唯一从中获益的是发达国家的各垄断

财团和跨国公司。但是，到八十年代末期，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能力投资过度，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又降临了。

实际上，美国经济走向危机的历程应该从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算起，美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1987年第四季度为最高点，接近7%，从1988年第一季度开始即逐季直线下滑，到1989年第二季度降到%，第四季度降到接近零，到1990年变为负增长。这次危机从表现上看似乎比较温和，实际上其严重程度比上一次更甚。这次危机经历了历时约两年半的始发阶段，即1987年10月至1990年初，经历了为时三个季度的恶化阶段，又经历了历史约两年半的危机后期阶段，共历时五年又三个季度，呈现W+W型。直至1993年9月23日，美国财政部长小劳埃德·本森特在华盛顿就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一事向新闻界吹风时，仍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的“经济衰退”比做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滑出跑道”，并呼吁日本和西欧作出努力，“以避免发生连续第五年的全球经济萧条。”在危机的恶化阶段，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1990年企业破产数达6万家，8月以后每周宣布破产公司达1500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也严重衰退。1991年上半年企业破产430033家，其中商业、服务业、运输和公用事业占%。失业率于1992年6月达最高值%，但直到1993年8-9月间，仍达%，高于危机始发时的%。

日本的情况更糟糕。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危机或萧条。从1990年到1992年8月，日经指数下跌了62%。1992年日本股票市值与土地市值共损失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万亿日元的87%。在泡沫高涨的年代里，日本金融机构持有大量股票和房地产，并且还大量贷款给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者，形成丰厚的账面资产和利润。泡沫破灭后，资产转眼间成为负债，银行的不良债权大幅度上升，多家信用社和银行倒闭。其中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宇宙信用社的不良债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72%，消息传出，该信用社即发生挤兑风潮而倒闭。日本大藏省1995年6月公布，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40万亿日元，相当于全部放款额的6%。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泡沫破灭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其次是营业外亏损增多，第三是流动资金缺乏。因此，工业生产连续3年下降（降幅为%），企业设备投资连续3年下降，企业经常利润连续4年下降。

为摆脱危机，日本银行连续8次降低利润，1995年8月竟至%，仍然不能奏效。从1993年起，财政出现赤字并且逐年加大，至1995年赤字占GDP的%，经济情况也不见好转。但是，在萧条期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一直很高，每年约为1000多亿美元，出口数量逐年增多。同时，日本海外投资的利润回流也不断增加。1985年海外利润回流为24亿美元，1989年即增至163亿美元，1994年更增至410亿美元。回流的利润和贸易盈余缺乏投资出路，在日本银行低利率的逼迫下，纷纷投入美国证券市场，是促成美国九十年代股市狂涨的重要力量。在日元升值一倍，日本工资增长率远高于美国的情况下，日本产业仍然展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在如此巨大的贸易盈余和利润回流下，日本经济仍不能摆脱萧条，说明日本此次萧条之严重。九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稍有回升即又跌落，东南亚金融风暴后，日本经济更加萎迷不振。九十年代的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时至今日，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日本经济衰退之势加剧，日经指数

跌破10000点大关，日本银行体系的坏账进一步增长，而日本政府却已经债台高筑，累计债务高达GDP的130%。现在还看不到日本经济回升的前景。

在美国陷入危机时，由于两德统一，西德正处于“统一景气”中。为接管东部地区，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每年投入1500亿马克，形成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89年的%升到1990年的%和1991年的%，机器设备投资增长率1990年、1991年分别为%和%。但是，投资很快饱和，而国际市场却仍处在萧条之中，于是德国经济于1992年第二季度起陷入危机。危机是严重的，20个制造业除原油提炼外都出现负增长，且传统的优势行业遭受的影响尤其严重。其中，汽车业下降%，机械制造业下降%，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下降达%（西部地区为%）。失业率直线上升，1993年底西部为%，东部为%。这次危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超过西德前三次危机，除周期性因素外，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1992年，德国全年实际工作时间只有1519天，美、日分别是1857小时和2007小时。1994年，德国西部地区工人的小时工资为马克，而其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仅为马克，美国仅为马克。此外，德国的社会保障费用已达工资总额的85%，占财政支出的1/3。这样，德国的直接和间接工资成本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由此付出的代价，一是即使在经济恢复增长后失业率仍居高不下，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全德失业率分别高达%、%、%、%。二是进出口顺差缩小，国际竞争力削弱。三是财政赤字继续扩大，1996年债务总额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2%。

由此可见，除美国以外，日本、德国及西欧主要国家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摆脱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而是陷入了长期萧条。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高度流动性，日本和西欧以及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萧条，反而促成了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意外的营养。

从1993年底起，美国经济摆脱危机，进入新的高涨期。

二战后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2000年--）

美国这一轮经济高涨可谓声势夺人，同时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三大目标，被称为“新经济”。从1994年到200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失业率降至5%以下，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3%以下，财政赤字也逐年减少，1993年到1997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903亿美元，2594亿美元，2030亿美元，1638亿美元，1073亿美元，226亿美元，至克林顿任期末甚至出现结余。这种良好的局面出现在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的确是一种“奇迹”。奇迹的背后另外一组数字，一是各类债务增长，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万亿，企业债务万亿，居民债务万亿。二是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1999年高

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高达约4500亿美元。三是股票市值高速膨胀，吸引大量境外游资、国内居民存款和各类基金进入股市，造成收入虚增，消费支出猛涨。

换言之，尽管这一轮新经济的繁荣有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作依托，因而似乎显得理由充分，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一轮股票和债务的投机性繁荣。世界各国赚了美国人的钱，又送回美国证券市场，供美国人消费和投资所用，而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或者不至于负增长。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

果然，随着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逐渐陷入了危机，并带累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各国经济的衰退。这必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由于这场危机在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资料来源：

《危机时刻——200年来的经济大动荡》，林晨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史纲》，孙执中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7月；

《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张海涛，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7月；

《日本：又一次失败》，朱文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詹姆斯·托宾，何宝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世界经济史》（上、中、下），宋则行，樊亢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韩德强，成稿于2001年12月31日，发表于《财经研究》2002年第4期。

Real World Macro, Edited by Ellen Frank John Miller, Alejandro Reuss, and the Dollars and Sense Collective, Published by Dollars and Sense, Autum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