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董仲舒

胡适论董仲舒[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胡适是比较稳健的一位。

在胡适眼里，儒学既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也是一种学术。

学问家的胡适一生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国学”。

胡适把儒学称为中国的“国教”，这一点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紧密相关。

胡适多次提到董仲舒在促进国家统一的大业和建设汉家制度上的功绩。

他对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看法具有某种辩证的性质。

他对董仲舒的学术也是充分肯定的。

在胡适看来，包括董仲舒在内的汉朝的“哲人”们造出“灾异神学”并不是他们相信“天人”之间有所谓“感应”，而只不过是要用这种极其神秘的“神学”作为限制君主权力的一种威慑力量。

董仲舒处在新思想、新制度的开创时期，他自己还没有传统文化中后来形成的一些惰性，他一直处在不断的思索之中。

胡适之所以对董仲舒有如许多的肯定之处，是因为胡适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及其社会功用有明确的认识。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深、之广，几乎无人可比。

..[关键词]胡适董仲舒儒学传统文化“天人感应”“全盘西化”..[作者]董大中（1935—），男，学者、作家，中国赵树理学会会长、原山西省作家协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民俗学。

一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又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

用这样一个人物的眼睛去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看他如何对待，如何评价，就不仅仅是个“古今之论”的问题，而且有个“中外之争”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像胡适这样的“全盘西化”派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胡适是比较稳健的一位。

他最初关注的，不是思想文化，而是文学，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

正如后来一些人批评的，他这篇文章鼓吹“改良主义”，谈不到革命。

加入到《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以后，胡适接连发表了多篇白话诗，给人以清新面目。

又发表《归国杂感》，说“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正跟陈（1918独秀等人对旧中国的认识和他们要除旧布新的目的相合。

接着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年4月），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对传统文化，对儒学，胡适一直是从两个方面去看的。

它们既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也是一种学术，这是不同的两个方面。

胡适本人的身份，也是两重的。

一方面，他是思想家、政治家。

首先，他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说他写白话小说是“遵奉了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胡适就在“前驱者”之中，因为胡适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白话诗都在鲁迅写《狂人日记》等小说之前；后来在抗战期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

另一方面，他是学问家，是搞学术的，他研究的是“国学”，他一生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

分清胡适的这两种身份，两种面目，是本文的基础和出发点。

胡适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以某某“宗教”相称。

如在《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一文（《说儒》附录）里，有：“汉初几十年中，帝国的宗教上有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以孝治天下’的观念成为国教的一部分。

”如：“这都是这位‘汉家儒宗’建立的‘孝’的宗教的内容的一斑。

”如：“当时已有曾参等孝子的故事在社会上作‘孝的宗教’的宣传品..可见当日孝的宗教的流行。

”如：叔孙通已把儒家的丧礼定为国教了。

”〔１〕早在 1919年，胡适写有一篇文章，题为《不朽——我的宗教》，说到“中国儒教的宗教..”。

接着说他自己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

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２〕所说“大我”，指我们中华民族，指中国，而“小我”是他自己。

为了不辜负这“大我”的“无穷过去”，他这个“小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性，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劣势，做了深刻的研究。

为了不辜负“大我”的“无穷未来”，他提出走民主的道路，毕其一生，坚持不懈。

二董仲舒在胡适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占什么地位呢？胡适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谈论董仲舒不是很多。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胡适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首重先秦，如写有《先秦名学史》，次重近代，写了许多单篇文章，唯独汉代说得少。

他想搞通史，但中途而废。

如《中国古代哲学史》，本来叫《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北京大学的讲稿，属通史性质，后来出版了上卷，却无后文。

对此，高长虹写了一则短文，题为《两个上卷》，说“有两本书，在中国近年出版界，都不妨说是好的书..可惜这两本书又有一个同样的缺憾，便是没有下卷”，〔３〕一本是《人类的行为》，一本是《中国哲学史大纲》。

后来这本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成为断代的了。

第二个原因，可能跟董仲舒不好写有关。

1930年胡适在上海作《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始自战国末期，终至汉代，本来有一章（第8章）专门谈董仲舒，胡适说他“改写了几次，始终不能满意，后来就搁下了”，〔４〕使这个《长编》显得不够完整。

胡适把儒学称为中国的“国教”，而这一点，是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紧密相关的。

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一章里，胡适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到秦汉之际对社会组织形态的要求，和对思想家的要求，总的说，是要求统一，从各方面实现大一统。

他说，“这个统一帝国继续了近四百年（约前 200—纪元 200）之久，中间只有十几年的暂时分裂。

这四百年的统一国家的生活，在中国民族史上有莫大的重要。

”他具体分为四点：“第一，这四百年的统一生活的训练，养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意识..第二，在这四百年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成立，为后代所取法，故汉帝国不但造成四百年的一统局面，并且建立了两千年统一帝国的基础..第三..这四百年的统一生活造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化；有了这个伟大的基础，中国民族才能吸收各民族的文化，才能同化许多外来的民族。

第四，这个统一的局面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影响是思想的倾向一尊。

”〔５〕在这个统一大业中，汉家儒宗起着极大的作用，先有陆贾质问高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从而使“文治”盖过“武功”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道路；继有叔孙通制定各种礼仪，惠帝死后，又建议在谥法上加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意。

“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文，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

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６〕这两个人好像拉开了序幕，站出来发出更大声音、提出更有力措施的自是董仲舒无疑了。

叙述这两人的思想、功业，各为第三章的一小节，作者本来要在第 8章，用一整章的篇幅写董仲舒，如前所述，他“改写了几次，始终不能满意，后来就搁下了”，从而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遗憾。

董仲舒在促进国家统一大业上的功绩，胡适多次写到，尽管他有时不提“董仲舒”的名字。

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 7章的《董仲舒与司马迁》一节里，胡适把两人的政治理想和经济思想做了比较，说董仲舒“理想的社会是一个重新封建的调均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引《春秋繁露》语）。

“但他也明白这个平均土田的制度是不容易恢复的了，所以他只主张实行两个比较和缓的主张：一个是禁止官府贵族与人民争利，一个是限民名田。

”〔７〕接着说：“..董生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马（彘）之食’。

这种现象也自然要引起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与抗议，故干涉的政策，均贫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计划，都一一的起来。

..后来的儒家比较占势力，而后来的道家学者又很少像司马迁那样周知社会经济状况的，故均贫富、抑并兼的均产主义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８〕在《儒生的汉家制度》一节里，胡适说：“董仲舒提出的问题，除了已见上文的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的注意。

一个是反对专用刑罚的问题..同这个问题相连的，是教化的问题..教化问题的一部分是太学问题..同教育制度有关的，是选士任官的问题..他还有一个提议，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思想最大的，就是定儒为一尊的政策..董仲舒的许多主张，有一些后来竟成为汉朝的制度。

他的限田法，哀帝时师丹、孔光等人当权，想要实行，因贵族外戚反对而止。

他的选举任官计划，本和汉文帝以来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及举‘贤良文学’的制度无甚冲突，故更容易实行。

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这更近于董仲舒的主张了。

他的太学计划，也在武帝时实行..”〔９〕在《中国中古思想小史》里，胡适似乎对以上所论做了总结，他说：董仲舒（死约在前 104）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

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

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举制度的起源；如罢黜百家，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

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10〕胡适说到董仲舒在建设汉家制度上的功绩还有：在《中国传统与将来》里，胡适把中国历史分为五个时代，他说：“第三个历史的大进化是公元前二二一年军国主义的秦国统一了战国，接着公元前二○六年第二个帝国、汉帝国的建立，以后就是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在一个大统一帝国之下的生活、经验——这两千多年里没有一个邻国的文明可以与中国文明比..”他特别称赞了“逐渐发展一个挑选文官人才的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等。

〔11〕在《谈谈中国思想史》里，胡适说，从汉到宋这一个时代“发生了极新的问题，一是国家的统一，一是新宗教佛教的传入，而普遍全国。

于是由此引起了两种思想，即：（一）在武力统一政治下，如何建立一文治政府，减低人民压迫。

（二）如何挽救全国人民的宗教热。

前者如何建设文治政府，遂产生了四种工具。

”〔12〕依次是文官考试制度、太学、法律等，而前两项是由董仲舒提议的。

人们都知道，在人生下来是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上，儒家的几位大师有不同的意见。

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

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以“禾”和“米”的关系做比，说：“善如米，性如禾。

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

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

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

天所为，有所至而止。

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

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更重视教化的作用，教化有如把禾碾成米，不教化，禾仍是禾，不能成为米。

他强调“王教”，加强“王教”，人的性“不得不遂”。

在这点上，董仲舒接近荀子。

但是他又跟荀子不同，不同处在于，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

在董仲舒看来，“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冯友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