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做一般的表述。一旦他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他们就被解释明白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告诉了我们“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这样一个事实，也告诉了我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的是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物质生产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创作，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和把握；而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受自身特有的规律的制约，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领域里，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是不成正比例的。这一是由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动力不是单一的，决定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水平。同时，我们在谈论文学的发展时，是就文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言的，因而我们必然运用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两个尺度来进行分析、评价和判断。当我们以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及其社会进步的尺度来审视文学现象时，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会很突出，但当我们从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维度中的文学现象时，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与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现象，会感到文学在其历史中似乎只表现为某种演变的历程。中国古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学与当时的生产状况的关系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并且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整体上，同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部分之中。

首先，简要阐述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状况。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灾荒连年，战争不断的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这一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的乱世不仅是一般的战乱，它还伴随着统治阶级的仇杀，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性皇族被诛；刘裕夺晋，司马氏宗族覆灭。原先朕即国家、富有四海的天子顿成阶下囚、刀头鬼。他们尚且不保，何况臣下。政局的险恶、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成性，使名士成批的被杀，加深了内部的裂痕，加剧了内部的分化，以致从营垒内部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甚至敌视③。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学成果。

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