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袖论辛亥革命

革命领袖论辛亥革命 [发布日期： 2011-01-11 ] 本文已被浏览过 2078 次

麻建科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许多革命领袖都作过精辟的论述，他们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及条件，对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认真学习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100年前爆发的那场革命是大有裨益的。 （一）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指出：“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直接采取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都有这种形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发形式上是内部矛盾特别尖锐性的表现，实，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沦为其殖民地。但是，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使列强无法实现其目的，反而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于是，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列强将对华政策调整为“以华治华”，援助日益腐朽的清王朝，以维持其既得利益。从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了。正如列宁所言：“对欧洲无产阶级怀有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就这样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同盟。”因此，反帝反封建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民主革命的必由之路。 20世纪初年，民族灾难更加深重，农村经济崩溃，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广大工农群众自发的抗暴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一切极大的促进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觉醒。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权利运动等，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蕴藏着的巨大力量，给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让“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回已感到惶惶不安，这可以从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历史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了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担心”。1908年，列宁就预言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他说：“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运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历史发展证明了列宁预言的正确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泛宣传民主思想的同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民主革命纲领，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全国力量汇集起来，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董必武曾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对中国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腐败到了极点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国家的存亡危急之秋，拒绝任何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一步一步变成了外国侵略者的走狗。中国各族人民在极端穷困和痛苦的境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当时中国已经面临这样一个局势，就是中国必须经过一次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免于殖民地命运。

(图为1961年10月10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集体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 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纲领反映了广大人世间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提条件。在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质成为广大民众一致追求。尽管“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当时不仅一般的人们不能领会，即党员也未尽通晓。然而当时全国革命志士都依附先生，那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隐然符合革命群众的心理”。刘少奇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主张经过革命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民主宪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政。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要求。在他们的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 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使辛亥革命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这一点。”首先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公开向人们宣传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主张，大造革命舆论。鼓吹革命的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些书刊还分析了革命对象、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领导力量等问题，后来通过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使三民主义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革命运动不可扼制地迅猛发展。朱德国回忆辛亥革命时指出：“我就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广大的群众的响应，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董必武说：“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了这个条件，革命的发展就很快，真是所谓„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那时清朝统治者因为倒行逆施，出卖祖国利益，日益不得人心。到了最后，甚至有许多地方的谘议局都跟它作对起来了。1911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保路风潮，就是在谘议局里面闹开来的。特别是广大群众参加的四川保路斗争，对辛亥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中进行策反，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敌军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进行策反，具有代价小、收益大的特点，有利于达到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斗争策略。朱德对此策略表示肯定。他说：“孙中山先生当时很重视军队工作，注意有敌军中开展工作，这对辛亥革命起了重大作用。”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昌起义基本力量是湖北新军。革命党人不顾反动派的压迫，长时期在新军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新军中的大部分起义士兵争取过来了。起义前夜，革命领导机关全部被破坏，革命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仍然发动了起义，把民主主义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与广大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参与分不开的。海外的华侨资本家长期受人岐视、剥削，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使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及以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所需经的活动经费，大部分来源于海外华侨的大力援助，有的华侨还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对此，董必武曾作过高度的评价：“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革命的华侨，有工商业资本家，也有更多的工人和小工商业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肮脏气，迫切期望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他们对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但从经济上给予帮助，而且积极参加。” 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爆发了。对这场革命，毛泽东指出，“这个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二）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辛亥革命、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称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称为“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说：“第一次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革命领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曾指出，“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持续不断：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特别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在总体上保持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依靠一个手中没有任何实权的皇帝对中国社会进行局部改良，试图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变法维新仅持续了百日便夭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度了比较完善的政治纲领，成立了全国统一组织，在广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不断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时，董必武说：“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面踢下来，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共和国，对于身受专制制度统治的人民，曾经是多么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件。”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皇帝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辛亥革命把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下子打倒了，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图为革命党人组建湖北军政府） 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广大人民中造成民主精神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严重地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在人们中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清朝专制政府相联系的一些陈旧体制，封建陋习如等级制度、官场礼仪、苛酷肉刑、尊卑身份以至缠足蓄辫、服饰等等，都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在政治上、思想是得到了觉醒，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进步。周恩来评价：“辛亥革命以后，异族间通婚的更多了，民族间的界限也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民主、平等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列宁称赞辛亥革命是“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中国的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是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最真诚的同情和对他们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经历这种高涨”。这次在全国革命范围引起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因为“皇帝都可以打倒，还有什么反动的东西不可以打倒”。中国的政治生活的氛围从此就活跃起来了。列宁指出：“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 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绩就在于它没有重复几千年改朝换代的旧例，公开声言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将是民主共和制。革命派的大力宣传使共和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谁要是想在中国搞复辟，必将遭到社会的唾弃。对此，董必武明确指出：“自中华民国的名称确定以后，帝制被抛入茅坑，便再也爬不起来了。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不过百日便被迫取消。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更快，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十天功夫就把北京的辫子军肃清了。无论帝制也罢，复辟也罢，都很快地塌台，这都是受了建立民国的影响”。在在此之前，是人们都想不到的。七十年前，林伯渠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经常被低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列宁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建立高度赞扬：“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三）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辛亥革命的失败，发人深思。 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阶级结成反动联盟，敌强我弱的革命态势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列宁在考察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时，看到了革命敌人的强大，——“对欧洲无产阶级怀有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同中国各个反动派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反对这种联盟对孙中山的党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