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

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周祖谟先生曾指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要研究词汇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作为出发点。

又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

”[1]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这时期的语言是汉语语言研究的基点，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充分了，既可以上探远古汉语，又可以下衔中古汉语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

两汉汉语是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时期。

就汉语史词汇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系统的两汉汉语词汇研究成果问世。

《〈论衡〉词汇研究》一书（徐正考、王冰、李振东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便是以《论衡》词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词汇学相关理论，试图探讨当时词汇发展总体面貌的力作。

综观此书，胜义迭出，特点良多，今仅就此书发其菁华。

一、以《论衡》为点，以点窥面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言中说：“研究古代语言，我认为应该从横纵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

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方面的，如元剧；也可以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那时的小说、笔记、诏令等。

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

”[2]王锳先生在《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的前言中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纵横结合，熔各类体裁于一炉，这个意见无疑是中肯的。

不过这应该是一个总体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个别的研究者尽可能侧重于某些方面，然后集腋成裘，汇溪流为江海。

另外，在横的也即共时研究的具体做法上，似乎还应强调点和面的结合。

这里所谓‘点’，指的是专书词汇研究。

如能选择若干部时代确切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其中的词汇现象进行全面的穷尽式的分析排比，整理归纳，这无疑会给词汇史的研究与大型辞书的编纂打下基础。

所谓‘面’，则是从一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类或几类体裁的作品中去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以利于克服专人专著在词汇面上存在的局限。

这样经过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汉语史词汇研究的这一段空白是完全能够较快地填补起来的。

这一历史阶段新的语法词汇现象被挖掘出来之后，必将大大丰富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并为发展普通语言学、词汇学的理论做出贡献。

”[3]以上两位学者无疑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点”着手，即专书词汇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面”着手，即从一个历史阶段的几类体裁作品中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

笔者认为做任何研究都应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积累扩散的过程，词汇史研究更是如此，只有将某个时代的某部专书研究好了，才能以此为点、为基础辐射到同体裁的或不同体裁的其他作品中。

进而对那个时代词汇存在和发展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论述。

诚如董志翘先生所说：“以汉语史为例，我认为个人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工作入手，从专书词汇研究逐渐扩展到专人词汇研究，再渐渐扩展到断代词汇研究，然后才谈得上整个汉语史的研究。

”[4]（P421）徐正考等先生捃拾历史、文学和哲学价值为一炉的东汉王充《论衡》一书，并以此作为基础，对其中词汇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力图以此为点窥视汉代词汇存在和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一个极好的尝试。

二、以《论衡》为体，具有较高语料价值《论衡》作者王充，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理论家。

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

王充所处时代，图谶符命、天人感应之说盛行，王充秉持天道自然的思想，以“疾虚妄”三字为思想线索，对当时的虚妄之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耗时三十年写出了这部哲学、文学和史学力作。

论著所选用的语料犹如其底色与体制，选用语料是否合适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有价值。

一般认为有语料价值的专书应具备成书年代确定、能够反映或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有较大词汇量且内容涉及面广等方面特点。

而我们认为汉代以后的作品能够反映或者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这一特点尤为重要。

先秦时代言文还是一致的，但从汉代开始，书面语便有了脱离口语的倾向。

因此，汉代以后（包括汉代）的专书选取工作要充分考虑其反映口语的程度。

王充所处的时代，很多文人作品“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王充旗帜鲜明地反对“华而不实，伪而失真”的文风，主张文学贵在独创，力主使用口语、俗语。

这种主张在《自纪篇》中表述得很清晰，这里不再赘述。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论衡》是能够反映当时口语的。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在他的专著《中国语历史文法》“跋”《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将中国古典文献分为同时资料与后时资料两大类。

并说到中国古典文献大多为后时资料，经过转写转刊，这对我们进行汉语史的研究是不利的。

这也就是说《论衡》一书如果在辗转流传中被人们做了大量改动，那么其语料价值便会大大降低。

作者注意到了这点，依据是民国时期黄晖在《论衡校释》的“自序”中考定该书“未经后人改编”，“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

这样便保证了所用语料的价值。

从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在词汇研究中对所选语料的高度重视以及其严谨的治学风格。

在如何处理《论衡》引文这一问题上，作者对于哪部分应算作《论衡》语言，哪部分应剔除更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甄别，可见作者是在广泛收集、认真鉴别、准确识读语料的前提下分析、利用这些语料，若没有相当的训诂功力，恐怕很难完成上述工作。

《论衡》作为一本集哲学、史学、文学价值为一身的巨著，其涵盖较大词汇容量并且内容涉及面广更是毋庸置疑的。

三、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衡〉词汇研究》一书便是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佳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全面立体的描述方式以此书同义词研究为例，其一方面研究其全部的同义词组，另一方面还展示全部同义词组，并且举出典型例证，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立体式描述的铺垫下，揭示其类型、特点以及规律便变得顺理成章，令人信服，也有利于人们对所归纳的同义词组可靠性做出判断。

虽然诸如向熹先生《诗经语言研究》以及张双棣先生《吕氏春秋词汇研究》等著作中以点代面、举一反三的方法也颇值得借鉴，但笔者认为此书所采用的方法更具有可靠性和明晰性。

2穷尽式的语料梳理我们认为研究专书词汇理想的状态应是“穷尽”。

以同义词为例，刘叔新先生认为：“互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在语言一定时期内，是确定的，而且数量上有定，是有限的若干个。

换言之，同义词组总是包含着确定的、数量有限的成员，在共时的平面上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封闭的结构组织。

”[5]（P288）虽说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说出现代汉语中到底有多少个同义词组，因此在客观上很难说同义词语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封闭的结构组织。

同义词组如此，反义词组、复音词等更是如此。

加之操作方法各异、专书字数有别等因素，做到“穷尽”的难度是很大的。

但另一方面《论衡》一书的语料判定，决定了作者对《论衡》一书做穷尽式史料梳理的可能性。

《论衡》词汇在共时的平面上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封闭的结构组织，这就为作者所采用的穷尽式的语料统计提供了可能。

作者尽力做到“穷尽”，穷尽式地归纳出《论衡》中的同义词、反义词、复音词以及相关的新词新义。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今后我们在研究中应大力提倡穷尽式的全面分析，防止片面性。

这也是目前汉语词汇研究较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3从宽的归纳标准以本书同义词研究为例，此书在研究《论衡》同义词时遵循的是从宽原则。

具体做法是，只要两个或某几个词在《论衡》中在某个义项上具有同义关系，就将它们归纳为一个同义词组。

至于其间的同义关系在王充时代是否普遍存在则需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比较方能看出。

这不是从事专书研究所能完成的任务。

采取从宽的归纳标准既能保证保留有价值的部分，又与全面研究相辅相成。

这种思路对专书词汇研究是有益的。

4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古今通观的研究方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即在于强调语言系统是一个自足的表意功能系统，强调语言是在共时的平面才是有意义的，这对于认识语言的本质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这等于说，语言只有在语言符号的组合中才能表现出它的意义，单个的符号是不严谨呈现出它的意义的。

或者说，语言符号的所有意义只有在语言的组合链条中才能呈现出来。

这样，就催生了描写语言学。

描写语言学的特点即在于特别强调语言的共时描写，而对于语言的历时发展却不屑顾及，认为历时因素在语言的共时表达系统中是没有位置的。

语言研究表明，仅仅强调语言的共时表达系统，不顾及语言的历时研究，对于科学地、全面地研究一种语言是不行的，因为语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语言的表达系统是各种语言单位以及语言表义格式经过历时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的。

如果要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一种语言现象，就要既能全面地描写一种语言现象，还要能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语言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对这些语言现象做出合理阐释。

共时平面的语言现象不是单纯的，其中既有历时语言因素的积累，在共时平面上起作用，又有在作者所要研究的当代共时平面中新生的语言现象。

只有在历时演变与共时描写相结合的研究中，才可能反映当时语言现象的全貌。

本书作者很好地在书中体现了这一点，如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完全是一种共时平面的描写研究，在第四章中专门论说《论衡》中的新词新义，这种共时平面和历时演变相结合的研究是有着对语言研究的科学理论认识作为支撑的。

再如此书的反义词研究，作者不满足于对《论衡》中的单音节反义词做孤立的、静态的描写，还将其与《左传》《颜氏家训》中的单音节反义词做定量统计并分析比较，得到三部文献都使用的单音节反义词并对常用反义词演变趋势做了简要说明，把专书反义词研究纳入词汇史和语言史范畴，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个理想的专书词汇研究，也不应固守于静态描写，应具有系统观念和史的观念，将专书词汇研究纳入到整个词汇系统和词汇史研究的轨迹中去，此书作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

四、周密、严整的理论框架我们注意到，此书一个最大的也是贯彻始终的特点便是在对《论衡》各专题词语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急于对词语进行描绘与论述，而是首先进行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主要是对已有理论的反思，相关判定标准的确立以及有关词汇现象的产生机制进行探讨。

如在进行复音词研究时首先关注的是复音词确定的标准，在综合各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针对专书词汇研究复音词判定应以意义为主的标准，进而指出：“几个成分组合后，组合体的意义不是几个成分的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单一的意义，这个组合就是复音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