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辩论案例

法学辩论案例【篇一：法学辩论案例】喜宴上的不义之财2012年5月8日晚，雅莉让丈夫张山陪自己参加同事的婚宴，现场气氛热烈，性格豪爽的雅莉与同事们频频碰杯，至深夜酒席散时已有醉意，丈夫不断催促该走了，雅莉顺手拿起“自己的”手包坐上张山的汽车回家。

第二天一早，雅莉发现桌上放着两个相似的名牌手包，一个是自己的，打开另一个，发现包内有钱夹、化装品、少量现金，及叫王萍的身份证和驾照。

雅莉问过丈夫后，知道自己的手包一直由丈夫保管，自己走时拿了别人的手包。

丈夫让雅莉赶快把包还回去，雅莉口头答应，但一直懒得行动。

三天后，雅莉见既没有人找来，也没人向自己问起拿错包的事情，遂将该手包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一个渴望该名牌手包已久的朋友，将包内身份证和驾照等丢弃。

一周后，公安机关根据失主报案及相关线索找到雅莉，雅莉马上退还了6000元，并辩称自己当时想还，可找不到失主。

经估价鉴定，该名牌手包价值16000元。

控方观点：雅莉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辩方观点：雅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当买官遇到骗子王正是南山县副县长，年轻有为，政绩突出，得到当地干部群众公认。

适逢县长到市里任职，王正作为竞争县长的人选，在干部群众中呼声很高。

马东是王正大学好友，在县里经营一家名为“东顺大酒店”的四星级酒店，效益很好。

对王正竞争县长一事，马东作为好友非常支持，同时觉得王正当了县长，对自己酒店生意也会照顾。

王正虽自感工作能力各方面有一定优势，但考虑到县长是市管干部，市委书记起关键作用，而自己与市委书记在工作上接触、联系不多，彼此不太熟悉，多次在与马东的私下交谈中对此表示忧虑。

马东闻言后也多次想找门路帮助王正。

一天，李明被一群人前呼后拥来酒店就餐，马东无意中听到人称其李局长，并请求其在一项重大工程项目招标中帮助，认为李明一定是大官，便借酒店老板名义前去敬酒，通过相互交谈，得知李明曾是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现在是省国税局局长。

后马东找到李明，请求李明找市委刘化雨书记帮助王正在此次县长竞争中胜出。

李明提出这事可能需要点活动经费，马东问需要多少，李明说至少得100万。

马东因与李明交往不深，担忧受骗，就说我先给你30万花着，事成之后再给你70万。

马东回家取存折时，其妻得知此事表示反对，说：“这事一下子拿出去这么多钱，人家王正都不知道，算什么事啊？”马东劝说道：“你这就是妇人之见了，凭咱和王正这种关系，他要是真当上县长，以后的回报可不是这么多钱能换来的啊！”在马东坚持下，其妻勉强同意。

马东在付给李明30万之后，多次催问此事进展。

两个月后，李明找到马东，拿着一张市委组织部拟同意王正为县长提名的文件，说这件事市委刘化雨书记已同意，组织部也已经批准，马上通过人大选举程序就可以了，要求支付其余70万元。

马东遂支付其70万元。

王正因各方面优势明显，顺利被提名为县长人选并经县人大会议选举后任命。

后经群众举报案发。

经查，李明是无业游民、江湖骗子，其向马东出示的市委组织部文件系伪造。

王正对以上全部事实不知情，在其选任县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不正当行为。

控方观点：马东的行为构成行贿罪。

辩方观点：马东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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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法学辩论案例】法学经典案例〔二〕散文吧>>法学经典案例〔二〕一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1964背景介绍被上诉人〔初审原告〕：sullivan。

sullivan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montgomery〕市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三名民选委员之一，负责监管警察局、消防局、公墓局和测绘局。

被上诉人在亚拉巴马州初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纽约时报以四名个人被告(均为黑人牧师)和其他个人的名义所刊登的政治广告含有不实之词，构成对他本人的诽谤。

陪审团认定虚假陈述指向被上诉人，并裁定纽约时报赔偿50万美元，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维持初审裁定。

被上诉人主张其名誉权受到了纽约时报于1960年3月29日刊登的一个以《倾听他们高亢的声音》的整版政治广告的侵犯。

最高法院判决“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

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员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假设寒蝉。

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并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忧付不起诉讼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远离非法禁区’。

这种法规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而且针对公职官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当政府公职官员〔public officials〕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使个人的名誉可能受到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actual malice〕。

什么是“真正的恶意”呢？最高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使得美国新闻界没有后顾之忧的迅速发展起来，也成为今日公众自由的象征之一。

吉迪恩没受过任何法律专业教育，连中学都没毕业，他根本搞不懂那些法律术语的含义，对复杂的刑事审判程序更是一无所知。

在挑选陪审团时，吉迪恩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否决权”，以至于陪审团完全按照检察官的意愿组成。

由于吉迪恩无力缴纳保释金，所以直至开庭他一直被拘押，无法为自己调查取证，更无力请律师或私人侦探进行调查。

虽然在法庭上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但吉迪恩对交叉盘问的技巧一无所知。

在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哈里斯检察官犀利的指控下，吉迪恩显得非常无助。

最终他被认定盗窃罪名成立，并被判处5年监禁。

之后，被告人吉迪恩向州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声称其联邦宪法权利被侵犯。

州最高法院拒绝提供救济，吉迪恩被投入监狱。

在州监狱服刑期间，吉迪恩利用狱中的图书馆刻苦自学法律，向州最高法院申诉无效之后，吉迪恩利用法律规定的穷人免费申诉特权，在狱中用铅笔给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

吉迪恩声称，他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请律师辩护的宪法权利，依照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因此，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

最高法院判决收到吉迪恩的申诉书后，最高法院很快决定立案审理，沃伦大法官推荐福塔斯〔abe fortas〕出任吉迪恩的免费律师。

在1963年1月的法庭辩论中，福塔斯律师口假设悬河，慷慨陈词。

他认为，在美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中律师是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法律极度复杂，连律师打官司都需要请律师或律师团出庭辩护，可见律师的重要性。

相形之下，宪法第六修正案所规定的律师权，如今已沦为富人才能享有的法律特权，这显然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中关于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

他进一步强调：宪法第六项修正案规定的律师权条款应当属于第14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份，州公民的律师权应纳入联邦政府的保护范围，而不应由各州政府自行决定。

福塔斯特别指出：“历史已经明确证明，贝茨诉布拉迪案裁决是错误的。

”1963年3月18日，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全体一致裁决：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14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

布莱克大法官〔hugo black，1937—1971任职〕在判决书中指出：“理智和思维要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系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

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布莱克法官的结论是：“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而非奢侈。

”〔necessities，not luxuries〕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1966〕中，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级法院应为穷人免费提供司法援助。

美国警察在抓获嫌犯后必须高声宣读的“米兰达告诫”中的第四条——即如果犯罪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的规定——就是源于1963年对吉迪恩案的判决。

请输入标题三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miranda v.arizona，1966背景介绍 1963年，一个23岁名叫恩纳斯托。

米兰达〔ernesto miranda〕的无业青年因涉嫌**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

在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

米兰达文化不高，这辈子也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

经过两小时的审讯，米兰达全招了，并且在供词上签了字。

亚利桑那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米兰达案时，检察官向法庭和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签字的供词，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米兰达既无职业又无收入，属于一贫如洗的贫困阶层，根本雇不起辩护律师。

但是，根据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义务为被控刑事重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律师。

于是，主审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尔〔alvin moore〕的公共辩护律师为米兰达辩护。

这位莫尔律师当时已73岁高龄，而且缺乏刑事案辩护的经验。

在出庭辩护时，他声称，根据宪法第6条修正案的条款以及最高法院关于穷人律师权的判例，嫌犯被捕后警方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但涉案警官却违反规定，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审讯米兰达，因此，米兰达的供词属于被迫自证其罪，违反了宪法第5条修正案，这种供词是无效的。

最高法院判决 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裁决地方法院的审判无效。

最高法院的理由是：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自证其罪〕不仅适用于正式法庭审判，而且同样适用于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场合。

由于涉案警官在审讯米兰达之前没有预先告诉他应享有的宪法权力，所以米兰达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这种供词在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

最高法院强调：警方强制性的关押和审讯环境对犯罪嫌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刑讯逼供或恐吓成招，司法程序应当从一开始就对嫌犯的宪法权利予以有效保障。

沃伦法官提出：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犯时，警方应及时宣读以下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