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首题为_贾生_的咏史诗看晚唐文人的怀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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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1-30
作者简介：陈瑜（1979-），女，福建泉州人，福建江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从两首题为《贾生》的咏史诗看晚唐文人的怀疑心态
陈
瑜
（福建江夏学院人文学院，福州350108）
摘要：对于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人们往往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从而表现出文人对此的不同心态。

李商隐与王安石都有一首名为《贾生》的咏史诗，二人对这一历史人物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认同与否定的取向，揭示李商隐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心态，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到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再到对历史传统的怀疑，并由此产生深刻的哲理性思辨是李商隐诗歌的特点。

若联系时代背景来看，这种怀疑心态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他所处的整个晚唐社会的，是晚唐文人群体意识的缩影。

关键词：咏史诗；怀疑心态；哲理性思辨；群体意识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3）01-0085-03
2013年1月
第12卷第1期（总第61期）
安阳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n.2013
Vol.12No.1（Gen.No.61）
一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咏史”冠名作诗的是汉代的班固。

然推及咏史诗创作的源头，则发韧于诗三百。

咏史诗的创作发展到晚唐蔚为大观。

谈及咏史诗，我们首先要对它的范围做一个界定。

与咏怀诗相对而言，咏史诗多因事兴感，抚事寄慨，所寓者多为对历史人物的见解态度或历史鉴戒。

换而言之，咏史诗就是借助史事，特别是历史人物来寄托情志意趣，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传达个体的情感体验。

随着咏史诗的发展，一些历史人物如“三良”、商鞅、息夫人、伍子胥、勾践、西施、屈原、荆轲、项羽、虞姬、贾谊、王昭君、杨玉环、岳飞等，逐渐成为诗人笔下集中表现的题材，这些历史人物以意象化的符号形式承载了密集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了咏史诗所特有的历史人物意象群。

而对于同一历史人物意象，诗人们往往能根据情感表达的不同需要，对史料进行综合筛选，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有的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追慕和赞赏，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向往；有的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说，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的则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从而使诗作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旨归。

同样是写王昭君，瘐信的五言诗《昭君辞应诏》，写昭君走到汉边界时的心情是“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

”于中寄托了对昭君出塞的深切同情，而杜甫则在诗中写道：“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年琵琶作胡
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讽刺汉元帝只凭看画像来分辨美丑。

李商隐在《王昭君》中吟道：“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在谴责奸佞的同时影射王室，隔生春指春天年复一年过去，汉宫里像昭君那样被冷落的宫女，年年都有。

王安石亦有两首《明妃曲》，前一首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在替毛延寿翻案的同时，进一步指出酿成昭君悲剧的原因，不在画工，不在元帝误信，而是帝恩浅薄造成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皇帝的专断和不辨美丑，造成了天下多少无辜的失意，从而使主题得到了深化。

而后一首则写道“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更是翻出了新意。

同样写诸葛亮，杜甫在《蜀相》中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美其才、赞其功的同时，叹其出师未捷，志决身歼，以此自喻，为古来失路英雄所共鸣。

温庭筠却道“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因人”，叹其徒劳无功，寄托了历史的更替非人力所能改变的感悟，写出无限感慨，无穷怨恨。

而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

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对诸葛亮的赤胆忠心顶礼膜拜。

同样写商鞅，王安石的咏史诗《商鞅》颂扬“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称赞商鞅敢于变革的果断和坚决，肯定商鞅变法的成效；而邵雍的《商君吟》则对商鞅深恶痛绝，诅咒商鞅“当其命令炎如火，车裂何如都不知！”
2013年安阳工学院学报
由此可见，咏史诗虽以历史为内容，但并非简单地述古叙事，而着重在表识见，言志向，咏胸怀，抒感情，一般都是有所寄寓的，是历史意识、现实观照与诗情对中国文人心灵的多重渗入的直接结果。

咏史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诗人内宇宙的反映。

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诗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以及人生态度等多方面的材料，有助于我们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诗人的心态。

二
关于贾谊的政治遭遇，也是历来咏史乐道的题材，但因各人识见，立意不同，往往所强调的方面也不同。

晚唐的李商隐和北宋的王安石各有一首题名为《贾生》的咏史诗，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经历，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立意，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心态的差异。

《旧唐书·李商隐传》载：“（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綯在内署，检排李德裕逐之。

（郑）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

”《唐才子传》亦载：“更依桂林总管郑亚府为判官，后随亚谪循州，三年始回。

”据清人冯浩所作《玉谿生年谱》考，《贾生》一诗大致做于此间：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
《史记·贾生传》载：“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贾生数上疏言诸候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诗歌咏述的正是这段历史。

汉文帝召贾谊入朝，面对贤臣不问治国之道，却问鬼神之事的故事，嘲讽了封建帝王表面推重人才，实际并不真正用才的昏庸。

而怀抱利器、欲以大济苍生的贾生，却成了皇帝鬼神典故的咨询者，这里远远超出了一般“士不遇”的感慨，指出即使蒙受皇帝恩遇，但被询问的如果不是有关“苍生”的问题，而是鬼神之事，那就辜负了贾生的无比才调。

诗中蕴含了诗人对君臣遇合，或者说是“士与知遇者”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

如果个人的政治见解，理想抱负不能为知遇者所接受、理解、采纳，自我的真正价值未能实现、得不到知遇者的认可，那么即使身被恩宠，也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诗作在辛辣的讽刺背后，更多了一层对自我价值的体认与反思，百思不得其解的彷徨与苦闷，以及在苦闷与彷徨之中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消极情绪。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诗人主体意识的自觉。

无独有偶，北宋的王安石也有一首题为《贾生》的咏史诗：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

三年，王安石拜相，在守旧、顽固派的全力反对声中，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

这首七绝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诗歌沿用班固《汉书·贾谊传赞》的观点，举出事实，说贾谊的政治主张差不多大体上都已付诸实行，驳斥那些认为贾谊“不遇”、汉文帝恩薄的观点。

并由此深化，认为贾谊不是真正“不遇”，真正“不遇”的是历代那些“爵位自高”，而政治主张却被君王废弃不用的高官显贵。

全诗在对“遇”与“不遇”的关系的思索中，看重的是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否得到实现，即自身的价值是否实现。

在王安石的观点中，贾谊的政见多已被施行，个人的自我价值已得到实现，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肯定。

这是诗人主体意识的张扬。

三
在对“士与知遇者”，“遇”与“不遇”、个人价值实现与否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中，两位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究其原因，在于诗人的立意不同。

李商隐在对个人价值思考的同时，意在借此使用人者警醒；而王安石在翻案的同时，意在激励自己。

立意的不同，又在于二人经历、体验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心态。

宋神宗力排众议，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付托之深，信任之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安石自然能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贾谊的境遇。

再联系李商隐一生的经历来看，李商隐早年曾抱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凌云壮志。

希望在挽回唐王朝衰落的命运中，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作用。

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多年沉浮，李商隐的政治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

早年他以文士的身分，游历公卿之间，到老仍是个弹铗依人的幕僚，公卿士大夫们赏识他过人的文采和才华，用他于笺启章奏等文字之役，却没有在政治上给以他应有的重视，就连他的岳丈王茂元以及后来待他最厚的柳仲郢也不例外。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夹隙之中，他的内心深感苦闷。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总是事与愿违。

欲兼济苍生无门，欲归隐田园不能，忧郁深隐的性格特质使得他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之中难以自适，个人价值得不到预期的承认更使他难以自处。

在现实与理想严重失衡中苦苦挣扎，深隐的苦痛渐渐转变为对现实的怀疑，并且不断扩大，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到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再到对历史传统的怀疑。

这种怀疑的心态在李商隐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多层面的表现。

首先，这种怀疑的心态使得李商隐的诗歌往往能够透过一层，深刻地体悟到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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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责任编辑：王念选）
所不易感悟到的人生悲剧底蕴。

如，世人都希望月圆，因而不免在月缺时感到惆怅，而诗人却透过一层说“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点出希望原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其次，由怀疑的心态而产生的对人生悲剧底蕴的深刻体悟，使得李商隐总以一种悲剧心态去感受世间的万事万物，从而使得他的多数诗作中带有一种哲理性的感伤。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他的这些名句之中无不带有一种哲理性的思辨和难以言明的感伤。

再次，李商隐的诗歌常以疑问、假设、推想等语气来写。

如，“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
四
李商隐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怀疑的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哲理性思辨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他所处的整个晚唐社会的，是晚唐文人群体意识的缩影。

晚唐是唐代政权乃至中国封建制度衰落的开始时期。

封建制度灿烂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唐统治集团一蹶不振，每况愈下。

安史之乱，动摇了唐政权的统治，也动摇了文人的历史信念。

面对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文人们躁动不安的心态逐渐趋向于收敛与冷寂。

他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命运的衰亡感，使他们感到生无所寄；他们的心态也从昂扬奋进转化到颓唐消沉，他们虽然仍眷念朝廷，怀抱希望，但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虽然仍关心朝政，有一定的抱负，但已经没有贞元、元和年间他们的前辈那样的改革锐气。

在对现实与历史的反观中，晚唐文人表现出共同的心理倾向，即对现实种种的怀疑与哲理性思辨。

首先，晚唐政局的动荡、混乱使文人们对封建统治制度的稳固性，对重建儒家经典中所塑造的强盛的封建王朝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特别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封建礼法纲常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

一方面，由这种怀疑的心态而产生的对现实的不断反思，使文人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有更深刻的洞察和更真实的反映。

在他们的诗作中，对政治动乱、社会灾难、民生疾苦，均有所关注。

韦庄的《秦妇吟》，聂夷中的《咏田家》，杜旬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再经胡城县》等诗作对民瘼与世
乱都有深刻沉痛的描写。

另一方面，面对种种问题，文人们想要回答却又无从入手，企图自我解脱却又无法解脱。

内心的矛盾、痛苦在无可奈何中通过放荡不羁与佯狂的行动表现出来，转嫁在诗歌之中便成为诗歌外在形式的声色犬马、华丽旖旎和思想内容的深沉思考与竭力追求；成为诗人抒情形象的放浪形骸、不拘绳检与诗歌情感的凄怆苦闷。

如，“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

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

”（杜牧《念昔游》其一）“花月楼台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壶。

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

”（郑谷《席上赠歌者》），“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

这些诗作均是诗人此种心态的反映。

其次，在对现实与历史的反观中，文人们常常把一些人们认为是普通值得肯定的论题，从反面提出疑问，引起读者对事物两面性的思索，从而使诗作呈现出一种哲理意蕴。

如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暂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之战是以吴蜀联军的大胜而结束的，也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但诗人却来一个假设：如果周瑜等人不能趁东风猛吹而火烧魏军船只，那么曹军必然会大举渡江灭吴驱蜀，曹操的铜雀台上就会收纳大乔、小乔两位倾国倾城的美人。

在这里，人的努力和他的成功，似乎是在偶然的机遇中才能统一的，人的事业成就，似乎系于某种不确定的因素之中。

即使历史人物的功过也具有偶然性。

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通烟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批判隋炀帝当时开拓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运河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从而对历史事件作了多样性的评价。

晚唐文人的这种怀疑的心态与哲理的思辨在宋代文人那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前人评价宋人“以理为诗”，“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其中不难看出晚唐文人这种心态对他们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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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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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陈瑜从两首题为《贾生》的咏史诗看晚唐文人的怀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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