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生态位的重叠及矫正策略

高职院校生态位的重叠及矫正策略摘要高职院校生态位是决定高职教育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其他高等教育层次的生态位移动，使我国高职院校存在生态位重叠、生态布局不合理、生态位层次混乱等问题。

对高职院校生态位进行合理矫正，应结合高职院校的教育类型生态属性，形成高职院校自身的生态个性并相应体现在生态位上，进而通过生态位策略的调整实现高职院校生态位的优化。

关键词高职教育；教育生态平衡；生态位；优化策略；重叠一、引言生态位是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

1910年，美国学者约翰逊首次提出生态位的概念[1]，而英国生物学家格林尼尔则对生态位的概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定义，认为生态位是生物在群落中位置和作用的具体体现，并由此认为生态位是一种“行政单位”[2]。

此后的哈钦森从数学语言和抽象空间两方面对生态位进行了界定[3]，而惠特克等人则从空间生态位、营养生态位和超体积生态位等角度阐述了生态位的意义[4]。

综合生态学界对生态位的研究，生态位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空间属性，即生态位是一个生态系统中被一个物种所占据的有效分布单位[5]；第二，功能属性，即生态位反映了物种在整个生态群落中的现实地位及作用[6]；第三，多元属性，即生态位是在生物个体、种群或物种生存条件的集合[7]；第四，过程属性，即生态位是生物个体、种群或物种在与生态环境的积极转化中形成的，这种转化包括物质转化、能量转化和信息转化，而且这种转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积累[8]。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生态位主要体现了物种在生存和进化过程中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生存能力是生物物种的“态”，是生物单元在进化过程中自身生长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竞争能力是生物物种的“式”，体现了生物物种或生物个体对环境的支配力、作用力与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学家克雷鸣提出“教育生态学”的概念，其后的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进一步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他在《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认为，“大学的构造必须继续使它们自身适应变化的大学环境”[9]，进而得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0] 的结论。

此后的数十年间，高等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不断细化，其中高等教育生态位理论研究与应用尤为具体。

高等教育生态位理论认为，生态位合理是高等教育生态质量良好的一个重要条件。

合理的高等教育生态位是生态平衡的结果，而任何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都是由食物链条的合理串联形成的，具体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高等教育食物链条中，可以分化为处于食物链上游、中游、下游三种生态位形态，一些食物链中的高等教育个体处于链条底端，但由于教育资源本身的相互匹配性，下游的高等教育个体反而能够在相对恒定的状态下生存，同样，中游和上游的高等教育个体均能在相对匹配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中生存、进化，从而保证在高等教育生态种群中的高等教育个体能依据各自不同的生态位同外界进行能量置换，产生符合生存需求的共融性协作与分化，保证生态系统各个生存因子的相对稳定，也在客观上提高了生态系统的存活质量。

二、以重叠为特征的高职教育生态位现状根据生态学理论，处于同一生态链条中的种群，其生态位表现为三种形式，即生态位严重重叠、生态位部分重叠和生态位完全分离[11]。

在这三种状态中，最有利于种群进化的生态位关系是“生态位部分重叠”，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态位关系，符合生态平衡的本性需求，也符合生物进化过程中对生态多样性、丰富性的要求，有利于种群间的生态个体形成合理、适度的竞争，并通过这种竞争激活生态位整体平衡又不断发展的属性。

而另外两种生态位关联曲线，则不利于生态平衡，当生态位高度重叠时，种群间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形成大量的生态资源浪费和生态个体间的非理性排挤；当生态位完全分离时，处于生态位曲线中间的大量生态资源被闲置，从而限制了生态效益。

高等学校的生态位是一所学校在高等学校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每一所高校生态位的确立，都与高校生态系统共同进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关。

在当前的高职教育体制和内外部环境作用下，我国高职院校生态位重叠现象较为严重。

（一）投资渠道单一性形成的生态位重叠按投资主体性质划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办学类型以公办和民办两种为主，据《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公办高职院校和民办高职院校的数量比例见图1。

图1 2009年全国公办、民办高职院校（含成教）规模比较从图1可以看出，在高职院校的投资主体以地方财政为主的环境下，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受到许多政策生态因子的制约，在政策支持力度、社会环境支持率以及生态能量转换、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与前者有较大差距。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大面积并校，使国内一般普通高校的数量锐减，同时一部分具有一定学科优势、专业优势的高校跻身于普通高校生态体系的上游，生态位上移而变身为综合性大学。

此外，以民间资本为投资主渠道的独立学院，同样也因为高等教育体制对生态位的影响，而逐渐高度效仿国办大学的办学模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属性。

普通高校的这种类型歧视在高职教育领域也有明显体现。

在教育资源配套的主导性因素支配下，民办高职院校在生源、师资、专业建设、学生就业、社会合作与服务等各环节都不具备生态竞争能力，虽然职能部门在宏观层面上鼓励民间资本介入高职教育，但由于缺乏配套政策支持而未能获得市场终端的认可，从而形成了高职教育的类型歧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投资高职教育的积极性。

随着高职教育市场的扩张，高职教育投资渠道的单一性、专业建设和办学模式的趋同性更加明显，导致高职教育类型生态位高度重叠。

（二）高校层级交叉形成的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原理表明，当两个生物单位共同利用同一个生态资源时，则会形成生态位重叠，这种重叠一般以生态位部分重叠的形态呈现，即一部分资源被共同利用，而其他部分资源则各自占有[12]。

但是，在生态资源较为缺乏，不足以满足生物需要时，生物个体间就会形成竞争，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与生态位的重叠程度成正比。

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的分层管理和分类引导职能，在保证全国整个高等教育生态体系科学、有序、合理竞争的前提下，通过行政、经济、社会等路径，使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按照办学定位、师资水平、人才培养方向和教育资源配置情况，在不同的生态位段竞争和发展，合理限制重点大学、本科院校以各种方式举办高职教育，为高职院校留足生态发展空间。

（二）通过提高教育生态弹力减少高职院校生态位重叠高职教育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我维持、自我调节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发挥形成了高职教育生态弹性力。

提高高职教育生态弹性力，首先可通过生态位的合理调整提高其生态弹性强度。

具体而言，高职教育生态弹性强度主要体现在学校本身的师资水平、实验设施、生源质量等基础性生态指标上，因此，提高生态弹性强度，必须引进有较强教学和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构建先进、完善且与岗位接轨的实训教育体系。

其次，可通过教育体系内不同生态位教育个体的合作提高生态弹性强度。

就教育个体而言，生态系统弹性强度的大小，也是教育个体应对生态风险、抗击竞争和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能力的大小，因此，高职院校应在不形成生态位重叠的前提下，同处于生态位上游的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的教育生态资源进合整合，合理利用闲置或尚未被开发的资源，开展旨在提高教育生态弹性力的合作。

具体内容包括：第一，高校之间人才培养的校际合作、区际合作、城际合作等。

如同一层次生态位有明显差异性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跨校选修、转学、转专业、学分互认等方式，使学生能在不同生态位的高校间按一定规则合理流动。

第二，开展高职院校间教学与科研等教育活动的横向联合。

处于高职教育生态位上端的示范性高职院校、骨干高职院校，可以和处于高职教育生态位下端的高职院校通过不同渠道和形式，共同开展教学和应用学科的联合研究，组建结构合理、互补共融的团队，共同进行不同领域的社会服务，以释放被闲置的高职教育生态资源，提高高职教育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缓生态位高度重叠的现象。

（三）通过增加教育环境承载力矫正高职院校生态位重叠在生态学理论中，生态种群的增长为有限制增长[15]。

生态学家帕克和伯尼斯认为，“在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16]，即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在生长过程中呈曲线运行状态，当生物种群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环境阻力的作用将被激活，这时种群的增长速度放缓，并在平衡状态下形成稳定性的维持过程。

这时的生物种群数量如果继续扩张，群数就会大量消亡，并在与增长极限匹配后恢复到新的生态平衡起点。

借鉴生态环境承载力原理，高职教育的生态发展过程必须关注与生态环境的对应关系，即招生规模与市场需求的关系。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职教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1999~2008年间，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1315万人[17]，高职教育招生规模与各地适龄人口规模间的差距比不断缩小，一些高职院校出现生源不足、新生报到率偏低、市场需求缩减等问题。

因此，我国高职院校的生态发展已位于生态承载力曲线下行的拐点，国家教育部也适时通过示范性高职院校和骨干高职院校的培育，引导全国高职教育由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稳定规模、内涵发展、提高质量转型。

当前，应对我国高职教育的整体规模与市场需求情况从生态发展的角度进行监测评估，在保证高职院校生态承载力不突破增长极限的前提下，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的生态承载力。

具体策略包括：第一，提高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政治环境承载力。

主要是提高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的生态适应性，形成“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18]，充分体现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通过办学自主权的杠杆作用提高高职院校个体的生态发展自主性，构建和形成新型的、具有良好生态适应能力的高职教育政策环境。

第二，提高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经济环境承载力。

除了教育行政部门增加对高职院校生态个体的有效供给，在整个高等教育生态体系中处于最下游的高职教育应克服政府经济资源配置的先天不足，建立与区域经济的生态互动互融关系，充分发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色、服务区域经济特色等生态属性，将高职院校的教育元素融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体内，提高高职院校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张力，并通过生态个性和特色强化对区域经济生态资源输放能力和转化能力，同时建立多元教育投入体制，形成“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教育经费筹措机制”[19]。

第三，提高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文化环境承载力。

高等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生态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生态载体，高职院校文化生态环境良好、与周边文化元素构成文化集合，并形成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平台，则不仅能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的生态竞争力，而且也是高职院校生态发展机能良好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