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素材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溪南的沙滩上,有一群八九岁的儿童正在追逐嬉戏。

旁边一个男孩却独自端坐在一边，正全神贯注地用手指在沙地上画着什么。

原来，他是在画《周易》的阴阳八卦图。

这个男孩便是朱熹。

后来，他成为我国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后期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体系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他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封建社会前期的孔子相比。

一、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祖籍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父亲朱松在福建南剑尤溪县为官，他就了出生在尤溪。

他所创立的学派也就被称为“闽学”。

朱熹的家庭，据旧史说是“婺源着姓”，“以儒名家”。

就是说，他祖辈历代作官，后来才逐渐家道中落；他家世代尊信儒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父亲朱松虽然当过州县一级的官吏和朝廷的中级官吏，但在政治上并不十分得志。

朱松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热衷于二程的唯心主义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家过往密切。

他也希望朱熹通过读儒家经典成就一番事业。

朱熹从小聪颖好学，读书中常常有所收获。

八岁时读《孝经》，便在书上题字：“不若是，非人也。

”（《年谱》卷之一上）十岁左右读《孟子》，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不禁十分感慨，决意要作圣人。

他不仅好学，而且喜欢追根寻底地提问和思考。

据他后来自述，小时候听大人谈起天地无边的道理，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思量得几乎成病，他想：天地四边之外到底是什么东西？人都说四方无边，照理也该有个尽处啊。

就像这墙壁，墙壁后头也总有个什么东西的。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样小的年纪，就追究起天地宇宙的哲理问题，显然是受家庭熏陶的结果。

朱熹十四岁时，父亲病危，临终前将家事托付给福建崇安人刘子翚。

刘子翚曾在抗金将领张浚部下作参议军事，在陕西、四川等地英勇地抗击过金兵。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被秦桧指使的谏官弹劾，罢职还家。

朱松死后，朱熹就与母亲一起寄住在刘子翚家，并遵父嘱把信奉二程思想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视为老师，继续学习儒家思想。

朱熹幼时的家教和父亡后的生活环境，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儒奠定了基础。

在朱熹以前，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是战国时期，由孟子把孔学发展为孟派学说。

第二次是西汉时期，主要由董仲舒把孔孟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

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总要有儒家的代表人物出来，为适应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而改变儒学形态，求得儒学的生存和发展。

朱熹是处在儒学第三次变迁的关口上。

朱熹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由前期转向后期，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宋王朝虽然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但国力衰弱，内忧外患。

北宋被金人灭亡后，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一隅，守着半壁残破的江山，不但不思进取，反而大量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当时的一首诗这样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宋诗纪事》卷五十六）封建江山越是风雨飘摇，就越需要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当时，旧有的神学化儒学不再适应封建社会的发展。

而自隋唐以来大肆传播的佛教唯心主义又有“无父无君”、废弃封建伦理的倾向，也不能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

这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铸儒学的时代。

北宋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佛、道思想，写成《通书》和《太极图说》两书，提出了以“无极”为世界本原的宇宙生成思想和以“诚”为最高理想的人生观，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神宗时，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两兄弟宣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卷五），并进一步吸收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

到此，一个以人性和天道为核心内容，以理、气、心、性为主要范畴，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理学便应运产生了。

朱熹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

朱熹从十四岁以后，广泛地学习各方面知识，“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年谱》卷之一上），无不涉猎。

起初，儒家思想虽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但他思想深处却对佛教的一些玄妙理论感兴趣。

他和崇安当地的禅宗僧侣道谦、圆悟等来往密切，(参见《崇安县志》卷十。

)并曾读过禅宗僧侣宗杲的语录。

(参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

)而对他影响更大的是当时的理学大师李侗。

李侗，人称延平先生，是朱熹父亲的同门好友，朱熹从二十四岁起曾先后四次向他请教。

有一次竟从崇安走到延平，步行几百里，以表示求师的诚心。

初次见面时，朱熹对李侗批评他学禅，并不信服，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才渐渐接受了李侗“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与刘平甫书》，《延平答问》上卷）和“理一分殊”等主张。

他认识到，还是“圣贤言语”有味，而佛氏之说“破绽、罅漏百出”。

（《年谱》卷之一上）李侗肯定了他的成绩，还亲自为他取了一个字，叫元晦，意思是“木晦于根，春荣华敷；空晦于身，神明内腴”，希望他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的人。

朱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相容佛学思想，构造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

他集中了理学的成就，综合了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的思想资料（其中重点继承了程颐思想），使理学更加精密、细致，并使之系统化，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

所以从前称他为“理学集大成者”。

朱熹留下的着作卷帙浩繁，经他编着的书籍包括《易》、《诗》、《书》、《礼》各类，兼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学等各方面内容，有“综罗百代”之称。

其中《四书集注》（由《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汇集而成）、《周易本义》、《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等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是他的史学着作；此外文学方面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他平日讲学的问答，后来编为《朱子语类》，《朱子文集》是他死后由儿子朱在编辑的。

二、以“讲明义理”治天下西元 1193 年，朱熹六十三岁的时候，曾对镜给自己画了个像，并在像的右边题词自警，词中说：“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

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暗然日修，或庶几乎斯语。

”（《朱子大全》卷八十五）这段话表达了朱熹当时的心情和抱负。

他要置身于礼法之场所，倾心于仁义之中，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为一生的奋斗目标。

尽管在实现这个目标时遇到了困难，但他仍然以先圣的遗教为指导去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朱熹一生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他曾引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这句话，把孔子说过的一切都当作“万世不可易”的绝对真理。

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唐朝的韩愈有过“道统”说，是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的祖统说编造出来的，认为儒家思想是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到孔子、孟子代代相传下来的。

朱熹很欣赏这个“道统”说，他自诩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认为孔孟之后，自己应当仁不让地继承儒家传统。

孔、孟是世代效法的圣人，夏、商、周三代是历史上最理想的时代，只要遵行“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封建制度就有可靠基础，能够长期稳固而无后患。

抱着这样的思想，朱熹一开始参与现实政治，就热衷于封建礼教和纲常，一心要施展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

虽然这只是个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教育等事务的小官，但他却很热心，除了经常查对农民所交赋税的出入簿册外，还对同安一带贫苦人民因贫穷而不能举行婚礼仪式的婚姻风俗严加禁止。

(据《朱文公文集》卷二十《申严婚礼状》。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下诏求直言，当时朱熹三十三岁，仅任管理潭州南岳庙的微职。

他主动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章，建议皇帝讲《大学》的“格物致知”之学，以修身、正心、诚意为本。

他还说，“金虏”与大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对付金人，必须罢黜和议，同时要任贤使能、立纪纲、励风俗、修内政。

第二年 11 月 6 日，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有机会详述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再次向皇帝讲大学之道，指责向金人派遣使者求和的做法。

他提出，抵御金军的根本和基础，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在于实行德政与否；其任务不在于指挥好边境的战争，而在于搞好朝廷的内政；其凭据不是兵马和物资给养，而是朝纲的严整和政治的修明。

他建议孝宗广泛听取意见，废黜奸佞的小人，不要轻信谗言，以便做到江山稳固，国家无内患。

《朱文公文集》 ( 卷十三《垂拱奏札》 ) 。

这些意见，孝宗开始听来还入耳，因此脸色温和，与他有对有答，但渐渐地，孝宗开始不高兴了，后来干脆不出声了。

朱熹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虽然未被统治者所接受和理解，但他始终不放弃自己的努力。

直到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经宰相赵汝愚推荐，他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当时，朱熹已经六十五岁了。

照理，他既当皇帝的顾问，又作皇帝的教师，地位很是显赫，应该知足安分了，但他却不是仅仅给皇帝讲讲《大学》而已，而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经常上书或面奏，要皇帝克己自新、遵守纲常，甚至“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道学三?朱熹传》），要皇帝提防左右干预朝政。

这就惹得皇帝很不高兴，认为他简直有点越俎代庖，于是以一个体面的理由，解除了他的侍讲职务。

朱熹口口声声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动不动要整顿纲常，他的意见看来“迂阔陈腐”，宁宗说：“朱某所言，多不可用。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其实朱熹有自己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他所考虑的，不是南宋统治者的眼前利益，而是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

朱熹认为，治理天下国家有本有末。

“正其本者”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迂缓”，而实际上得力，“救其末者”虽然看上去切实，而其实难以成功。

善于论事的人总是深明本末之所在的，只要“本”正，万事自然都会得到治理。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陈侍郎书》）朱熹所说的“本”，指“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他认为这是封建国家的根本大计，是“天理民彝之大节”，“治道之本根”。

（《戊申延和奏札》十四）不仅治国需要它，就是抵御金兵的侵略也要依靠它。

他说：“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从军事力量的对比看，彼强我弱，而从道德方面比，“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答汪尚书》），都是我们可以勉力做到而对方不能做到的。

因此，“治夷狄之道”决不是学他们那样发展军事实力，而是要充分发扬伦理纲常的作用。

朱熹主张，欲治伦理纲常，唯一的方法是提倡道学（理学），使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都能经常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

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

……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