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隋代国富之原因

［收稿日期］2018-11［作者简介］严黎明（1986—），男，汉族，甘肃陇西人，硕士，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学历史教学。

2019年3月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March.2019第2期JournaloftheCollegeofNorthwestAdultEducationNo.2

浅论隋代国富之原因严黎明（甘肃省陇西县崇文中学，甘肃陇西748000）

咱摘要暂隋代是我国历史上十分殷富的朝代之一，有隋一代，人增地多，仓库充实，兴修了许多大型工程，同时战争巡游不断。究其国富财足之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继承前代之发展、战事较少、合理的制度政策和高素质的统治者等。基于以上原因，隋代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为以后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咱关键词暂隋代；国富；原因咱中图分类号暂K241咱文献标识码暂A咱文章编号暂1008鄄8539鄄（2019）02鄄0084鄄06

从公元581年杨坚建国，到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代前后仅存在了三十七年。若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全国算起，则只有二十九年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匆匆一现迅即消逝。隋代统治虽极为短暂，但其新创了许多制度，再度统一了全国，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隋之国富历来为史家所津津乐道，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所说“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此外《隋书·食货志》也载：“开皇三年，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还有《贞观政要》中也记载到：“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国富财丰的景象。隋代之富国被史家如此推崇，其因值得深思。

一、隋代国富的表现（一）户口的猛增隋代人口增殖是非常迅速的，下面参考《国史大纲》的资料，将晋到隋的户数与人口的统计数字列表如下：由表1中可以看出：从北魏中期到隋炀帝时，约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户数约增加了80％；以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和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两年人口为例，南北朝最盛时人口约24，685，501，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时人口为46，019，956，与南北朝时相比人口约翻了一

番；与晋朝统一时相比，隋炀帝时户数和人口约是其四倍和三倍。这些具体的数据表明有隋一代人口增长是如此之快。在封建社会，政府对生育基本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能反映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人口的增长离不开粮食和布匹的增加，而在封建社会粮食和布匹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二）耕地的增加人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地的增多，在封建经济时代土地面积的大小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隋代时耕地面积大为增加，杨广率军灭陈使隋的疆域大增，同时耕地面积也大大增加。此时南方土地经过从三国到南北朝几百年的经营和培育，已经

项目朝代户数人口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2，459，80416，163，863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960，8704，685，501陈灭亡时（公元589年）500，0002，000，000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5，000，00020，000，000①

北周灭北齐时（公元577年）3，302，52820，006，880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3，590，0009，009，604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3，999，60415，998，416②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8，907，53646，019，956注：①、②均是估算数据，都是以4人/户计算

表1晋到隋的户数与人口的统计数字列表

84变成了高质量的熟土、高产土。隋炀帝即位后经略西域，率兵击败吐谷浑，在河西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扩充疆域，增加耕地。此外大量的荒地也被开垦，垦田的面积也大大增加，史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顷。”①(卷二《田赋考二》)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②(卷二《高祖本纪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耕地面积近两亿亩，到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增至五亿多亩。”③P188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耕地的大为增加充分说明了隋代经济繁荣的盛况，同时这两点也是造就隋代国富的原因之一。（三）仓库的充盈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隋炀帝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他并未夸大其词，的确隋代仓库之充盈令人诧异。史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④(卷七《食货七》)1971年在洛阳发现的筑于大业初年的含嘉仓，在探出的259个粮窖中大的可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的可储粮数千石。由此可见不仅各地的国仓充盈，就连赈济的义仓也不例外。“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置洛口仓于巩县东南之平原上，巩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可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余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⑤(卷一百八十《隋纪四》)若回洛仓每窖亦以八千石算，则两仓储粮约两千六百多石。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瓦岗军击破洛口仓，开仓任人民携取积粟，老弱来者，几天几夜仍不绝于路，由此也足见其仓储粮之多。此外长安、洛阳和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南陈被平之后“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石。”⑥(卷二十四《食货志》)从此次赏赐中亦见大隋布帛之多。（四）兴修大型工程随王朝虽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十几年里隋王朝完成几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工程。第一个工程是营建东都洛阳。隋炀帝即位后在洛阳兴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新都城，在当时堪称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修建这样一个世界罕见的大都城，没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二个工程是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继承父业，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连通了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像这样的工程，放在今天用大型机械来完成，其耗资都是惊人的，更何况是在那个以人力为主的时代。这也在侧面反映出隋代之财力极强。第三个工程是修筑驰道。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北巡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⑦(卷四《炀帝下》)驰道者，可以急速奔驰的道路，简单的说就是可以高速行驶的路，对应到今天就是高速公路。我们无法想象古人修驰道的情况，但从现代高速公路的修筑中也可以看出工程的浩大，当然其耗资也是非常惊人的。此外隋炀帝营建江都，修造承载两万人之多的超大型龙舟也是隋代国富的表现。（五）战争巡游不断战争的进行和胜利是以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的，而巡游本身则是彰显国家财力的具体表现。隋炀帝即位后“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泽”，⑧(卷四《炀帝下》)隋朝的国力武功达到极盛。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派兵远征林邑，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又亲征吐谷浑，经略西域，到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炀帝以百余万兵力大举进攻高丽，后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但是也可从其规模上看到隋王朝的富足和强大。年青有为的隋炀帝在即位后为巩固政权的稳定，进而大张国威，基本上连年出巡，他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至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大都在外巡游，通记居京之日，不足一年。在此我们且不论战争正义与否，巡游对错与否，仅需明白：要是没有繁荣的经济作为后盾，那么取得战争的胜利，彰显国威是不可能的。除以上几点主要的史实外，隋代商业的繁荣，手工技术的先进都可以映射出大隋的强大和富有。

二、隋代国富的原因关于隋代为何富足，从古至今许多史家都有其各自的观点，例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史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②⑥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③樊树志.国史概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④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⑤⑦⑧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6.85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汉隋二帝皆以躬履俭约富其国。”杜佑在《通典·食货七》中说：“高熲睹流沉之病，建输籍之法……隋代之盛，实由于撕。”近世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地阐述，列举了隋代国富的九点原因，这些理由大部分是正确的，但缺乏整合，也有需要补充之处，现将笔者之四个观点简述如下。（一）隋代之国富是继承前代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说：“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①P533的确如此，上一代经济的好坏对其下一代经济的繁荣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前提和基础的作用。隋代的国富就是在北朝和南朝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的。南北朝虽然是一个分裂的时期，但到了北朝中期以后，北方的经济开始恢复和繁荣起来。北朝历代政府对发展农业经济很重视，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②(卷三《魏本纪三》)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受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男子每人还可受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田；不宜栽桑的地区，男子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均田制以官荒田受给无田的农民，保证休耕制的实施，并且规定了桑田的私有，对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均田制的实施，耕地的面积大量增加，劳动者被固定在土地上，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这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都得到了继承。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开始增长，北魏太和年间户数达到五百余万户。在耕地和人口增加的同时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耕细作在北朝时已经普遍推行，并能按照季节和湿度的不同分别深耕和浅耕。绿肥法、踏粪法已到处运用，轮作和套作法已经逐渐代替以前落后的休耕法。在种子的处理上已采用催发法、育苗法，以缩短作物的生长期来提高复种次数。水利事业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一面镜子，北朝农田水利工程规模之大，效率之高，获利之深并不亚于汉隋。北朝时水渠“广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余里，溉官私田万余顷，旬日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的成实……公私获其利。”③(卷二《食货二》)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民要术》一书的问世，也能充分说明北朝农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北方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滋润与经营后，呈现出一片丰裕景象。北魏永兴中，“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④(卷一《食货一》)文帝大统时，“自是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⑤(卷一《食货一》)东西魏时，“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⑥(卷二十四《食货志》)隋朝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新的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前，南朝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江南地区向来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西晋末年，我国西北、东北各族进入内地，中原和关陇地区的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造就了南方人口激增的现象，到南朝末年时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过去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虽经过吴、蜀的开发，但仍是地广人稀，很多地区还是未开辟的处女地，人们仍多使用“火耕水耨”的粗放方式进行生产。到东晋南朝时北方大量的农民流徙到江南，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辕犁，其耜刃宽大，可以深耕，于是“火耕水耨”的粗放方法逐渐被深耕细作所代替，并提高了施肥灌溉等生产技术，生产量因而增加。过去荒凉的地区现在建起了田园和村落。史载“新开塍亩，进垦蒿莱”，就是说明了当时南方的开发。当时西北、东北各族的南迁被北方人民的斗争所阻挡，加之江南还有长江天险为其做屏障，所以江南地区免受了西北、东北各族铁骑的蹂践。此外江南土地肥沃，气候环境优越，拥有较好的开发前景。辛勤的南朝劳动人民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开发，到陈朝灭亡时，江南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点也可以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从江南往中原运输大量的物资得到证明。已经发展起来的南方经济在隋灭掉陈后，对隋朝繁荣与富强起到了推动和补充的作用。人口的激增既是隋代国富的表现也是国富的原因。隋代人口蕃殖的基础是北朝人口，消灭南陈也使隋的人口有很大的发展。隋代的户口有一半是在北周北齐发展起来的。北周灭北齐时（公元577年），有20，006，880户，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有3，590，000户，而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有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于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盂榆虞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愚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