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特点与循环经济模式选择重点

[摘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严峻。

追赶型工业化、压缩型工业化、外来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叠加效应,促使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

惟有如此,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实现环境与资源对经济建设的持续支撑。

[关键词]循环经济;追赶型工业化;压缩型工业化;外来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602-0085-04中国工业化特点与循环经济模式选择■李建民邓如辛工业生产是一个人类参与的物质资源的形态转化过程。

这一规定性决定了消耗自然资源是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造成环境的改变也是工业生产活动的必然后果。

现代经济在将自然资源变成可用财富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没有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成本纳入其中,结果产生了一系列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极后果。

因此,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将中国工业化的某些具体特点与循环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追赶型工业化与循环经济中国工业化与西方由自由市场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不同,其特点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主要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增长所带动的,而是在面临资本主义侵略作为一种防御性措施由政府主导进行的。

[1]这一特点决定了尽快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始终是我们的战略目标重点,由此形成了我国工业化的“追赶型”特征。

其实,从近代经济增长的规律看,“追赶型工业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当代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追赶型工业化的特征非常明显。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还是改革开放后确定的“三步走”设想,亦或是新世纪开始后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和平崛起战略,都是建立在中国工业化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基础上的,都是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强烈的“追赶意识”强化了中国在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方面显示出的追赶现代化模式特征:追求经济增长率和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明显高于先进国家的速度效应和结构效应。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资源动员能力的增强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由此形成了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目标以及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追赶型现代化模式,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这样的理念下,就出现了把GDP 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单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的现象。

没有必要的资源保障,经济就难以持续快速增85长。

这一事实说明,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约束作用,资源的承载能力会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方式。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能源、资源的需求增长加快,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

据估计,2020年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环境负荷将是2000年的3.6倍;要维持现在的环境状况,单位GDP环境负荷必须下降72%。

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必须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率,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资源能源消耗进行调控。

事实上,无论国内资源储量还是世界市场的能源供应量,都难以支撑我国继续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2003年我国石油、原煤、钢铁、氧化铝、水泥等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分别达到7.4%、31%、27%、25%、40%,但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

这意味着,每年单位GDP能耗需下降4.4%左右。

国际经验说明,只有加快能源和资源高消耗产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落后的生产设备与工艺,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产业结构向低消耗、高产出的方向转变,才能以更节约更有效的方式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循环经济以其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实选择。

二、压缩型工业化与循环经济所谓压缩型工业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其标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

压缩型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2]压缩型工业化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生产总量的上升,又要注意到环境、生态、资源的消耗等问题,以保持或者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看,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渐进方式即连续性来实现,但发展过程的压缩性即发展的非连续性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常常表现为非连续性的社会变革。

如果在经济上、技术上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谓“发展”就不过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相对落后的地位。

所以,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中,突出非连续性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应有含义。

[3]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非连续性的时空压缩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是无法压缩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发展过程的压缩性,各种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发生反而比渐进式发展表现得更为严重和突出:既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由于贫困和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放牧、过度砍伐使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也有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中经济畸型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有社会消费转型中产生的诸如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同时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的广泛应用也将为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可以说,时间维上的“压缩型”工业化带来了“压缩型”环境问题,使中国面对多样而复杂的环境问题感到压力沉重。

[4]同时,由于我国走的是一条赶超型工业化道路和经历压缩型工业化的过程,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出复合型的特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任何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未曾经历过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协调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不平衡的物质交换关系,必须从中国压缩型工业化的现实出发,在时空压缩的结构中,认真考虑生产和治理的同步性,把解决前工业化的问题和解决工业化、后工业化的任务同样压缩到“当下”这一时空之中。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体现之一。

这一特性决定了推进循环经济是知识经济时代压缩型工业化国家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国外经验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只有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时,环境恶化的趋势才能得到基本控制。

从中国的实际看,由于历史欠账过多,要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保持环境的良性化运行,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将会远大于这个比例。

“十五”期间我国规划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720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为1.3%;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分别为1363.4亿86元、1627.23亿元和1908.6亿元,占同期GDP的比例分别为1.33%、1.39%和1.4%。

这一数量指标上升的结果是我国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

这说明,只有一方面增加环保投入,一方面努力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

这是压缩型工业化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三、外来型工业化与循环经济所谓外来型工业化,是指工业投资或发展主体来自外地的工业化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活动的对外依赖性为特征的外来型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00年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始终保持着50%以上的高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始终维持在50%以上。

这是典型的外来型工业化特征。

外来型工业化的发展既与中国原始工业化进程向近代工业化转换的步伐缓慢有关,更是世界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纯粹的技术和效率角度看,外来型工业化加快了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经济效率,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对民族国家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首先,发展中国家本土工业发展缓慢。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能够真正判断工业化程度的还是本土工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滞后,就在于启动时间远远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的原始工业化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面临的需求增长和市场扩大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内生型工业化可能性的丧失,使得我们只好选择了外来型工业化道路。

现在,中国很多工业品的产量都居于世界前列,但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本土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改善。

以GDP总量和人均指标为主的政绩评价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外资外贸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从而也造成了中国对外来型工业化道路依赖的加深。

其次,外来型工业化加重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压力。

其实,这是本土工业发展缓慢的必然结果。

污染是由于存在外部性而导致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外来型工业化与本土的特殊联系,使得这些企业的从业者不必把自身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损害纳入到自己的经营过程中,从而加剧、扩大了“市场失灵”。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内部成本的外部化,是一些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考虑,也往往纵容这种内部成本的外部化,也就是所谓“先污染,后治理”。

[5]不仅如此。

外来型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转移污染的一个渠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产业转移,虽然使得自己的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善,但却加重了污染的程度,生态环境恶化。

事实上,中国引进的外资企业往往是所在国家按照梯度转移理念移出本土的,基本上是一些传统过时的工业科技,对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的消耗过大,不具备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会激化他国与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问题上的冲突。

近年我们经常听到国外对中国在能源资源问题上的指责。

其实,中国既是能源消耗大国,亦是能源生产大国。

2004年中国能源需求的总自给率达到94%,所谓中国“能源威胁论”或“资源威胁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是真的构成了“威胁”,其根源也是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高耗能产业的结果。

因为中国制成品商品出口额中的60%左右是由外资和合资企业进行的,将这些企业为了生产这些产品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都算在中国的身上,进而将关于争夺资源、推动原料价格上涨的指责也对准中国显然有失公允。

从本质上说,只要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任何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一方面要积极迎接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要坚决抵制一些发达国家为集中力量发展本国高新技术,而将一些资源型、耗能型、污染型加工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倾向,以形成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