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一章

中国文化课程概述（20课时）公选课

（2007年-2008年第一学期）

第一章：中国文化及其形成

第二章：历史发展

第三章；周易与八卦

第四章：姓氏与名、字、号

第五章：学术思想

第六章：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殷墟甲骨文

参考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释要》黄鹤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概论》颜吾芟颜品忠编著北方交大出版社

《中日传统文化要略》缪德良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材）

第一章中国文化及其形成

第一节：文化简论

“文化”这个词，现在已经飞遍当今社会的各个角落，差不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什么“旅游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等。因此，现在来谈什么是文化，远比数年前要容易得多了。不过，为了让大家能很好地理解我们以后要谈到的内容，这里还是要简略谈一下“文化”这个词的内涵。

一、文化的含义

从文献记载看，“文化”这个词的意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巳经出现了。《周易·贲（bēn）》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的开始，但“文化”二字还没有连在一起。它的意思是，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规律，以明了时序的变化；又必须观察人伦社会的各种现象，使天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做到行为符合规范。

到了汉代，“文化”成了相连的形容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用于与

未经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等。法文的Culture，也是栽培、种植之意。但又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这里的意思就包含了从人的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两个领域。可见，西方“文化”的含义比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要宽泛得多。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一观点影响巨大，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先河的作用。直到现在，还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化”的参考。后来，人们纷纷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给“文化”下界定。其中，有的侧重于历史性，有的侧重于规范性，有的侧重于心理性，有的侧重于结构性，有的侧重于遗传性，等等。迄今为止，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化”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即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

如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在他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文化是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比较狭隘的意义来讲，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我国1979年出版的《辞海》基本上采用了这个说法。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对文化的定义仍然存在许多争论。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文化学著作，也企图对文化的定义做得尽善尽美。

例如，西安半坡村的土壤属自然物质，不是文化，但它经人捏塑烧制成陶罐之后，就成了原始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论“文化”有多少定义，但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创造文化。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文化，同时也受约束于文化，最终又要不断地改造文化。我们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和改造者。人虽然要受文化的约束，但人在文化中永远是主动的。没有人的主动创造，文化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

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其最后成果。至于对文化的结构，不同的说法也很多。广义的文化一般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有的把它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理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

文化也跟人一样，特点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外在的是它的样子，即形态；内在的是它的品性，即精神。这两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它的外在特点有四方面：一是它的统一性，说“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二是它的连续性，说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的。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那样，在发展中产生过断档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即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魏诗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发展下来。史学也是如此。三是它的包容性，说中国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融汇，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如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包容性在明末清初有所减弱，但有容乃大仍是中国文化的本色。（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四是它的多样性，说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

等，都是异彩纷呈，各有特色。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说法很多，概括起来也很难。大体说来，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导因素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还有任继愈先生的“宗教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儒学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在实质上都是宗教。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潮构成了唐宋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近千年的宗教史和思想史。也有李泽厚先生的“美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社会政治哲学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同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联系密切，它的哲学追求是美感和乐感，而不是苦感和罪感。第四，还有梁漱溟先生的“伦理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这四种观点具有代表性，跟个人所研究的侧重面有很大关系。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相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制度和专制主义为社会政治结构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正是这样的土壤，造就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伦理类型，形成了它与其他类型文化迥异的多种特征。

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多角度性，此处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括出相对的、基本的几点加以阐述。

一、统一稳定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多种文明形态中，中国文化延绵至今而未中断，首先在于它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融合国内外各民族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以二千多年来国家政体的“大一统”为背景，以多民族的同化、融合为条件，以文字、思想、制度的“定于一”为基础，以各阶级各学派对大同目标的追求为动力，成长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统一”的文化形态，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高度凝聚力，绵延万代，传承不绝，海内外的华夏子孙们对之无不认同和引为骄傲。

统一与稳定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带来稳定，稳定促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表现在国人以一贯之的求稳心态上。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产生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起居有定、耕作有时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培育出我们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以“男耕女织”为幸福，以“耕读传家”为自豪，这是绵延千年并已深烙在人们心底的生活理想，多少诗文、戏曲靠演绎这类安宁稳定的画面而令国人热泪盈眶，心驰神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又表现在国人思维的恒常惯性上，它的根子也在农业文化之中。周而复始的劳作，宁静安定的生活，分久必合的政局，这些都易使人们产生循环恒久的意识，因而中国人往往以“稳重”为做人标准，以“安稳”为生活标准，以“对称而工稳”作为文学艺术和科技工艺的标准。

孟子描绘了在井田制度下百姓的美好生活景况：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zhì）之畜(chù)，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xiǎng)序之教，申之以孝悌(tì)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这幅“仁政王道”的图景充满了理想色彩。孟子主张让百姓拥有一定的财产，主张普及教育，是富有进步意义的。

二、超越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这主要是由其浓厚的人文主义理性传统决定的。虽然远古时期中国也曾产生过原始宗教和“尊鬼事神”的意识，但周代就已经开始“重民轻神”，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更把对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提到了新的高度。与欧洲和印度以上帝、佛为最终信仰，以神的启示训诫为生活准则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不信鬼神，不讲来世，只把人伦道德作为万事万物的准绳。道家虽然主张“自然无为”，但这不过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人事的关怀，要求自然地对待现实人生。因此，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特性来看，道家的自然主义可以说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一个补充。此外，西方宗教文化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和文明，中国文化却认为民族的始祖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而不是神，即便在神话传说中赋予伏羲、神农和黄帝等始祖以神力，他们仍然脱离不了从事渔猎、农耕或采植的劳动者形象。

中国文化虽然具有超越宗教的特性，但中国还是存在多种宗教的，只是中国人的宗教观里并无多少厌世出世的情绪，人们向神佛祈祷多半是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对现世的热情要远远超过对虚幻的彼岸世界的追求。而且，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教派战争和宗教异端迫害，多种宗教可以和平共处乃至于相互融合。中国的统治者从不允许神权超过皇权，宗教往往只被他们当作统治的辅助工具，这与西方政教合一、甚至神权凌驾于政权之上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道德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至上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学说处于中心地位，道德意识浸入文化的各个层面，对各种文化要素有指导作用和重大影响。道德至上最明显的表现是政治道德化。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家国一体；用以调节人伦关系的伦理秩序既是“齐家”的道德规范，也是“治国”的政治原则。著名的“德治”、“仁政”、“人治”、“孝治”等理论，都反映了以德代政的儒家政治理想和德政相摄的政治现实。政治道德化给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披上了一件温情的外衣，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缺乏独立的政治制度。

道德至上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法律道德化，这是儒家德治思想带来的影响。针对法家的刑治，儒家强调德治，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董仲舒的“阳德阴刑”理论表达了以道德教化为中心的“礼治”理想。它固然能反对刑法的苛严，却以道德规范充当法典条例，使得一种强制性的道德体制得以建立。完全用道德理性来调节社会矛盾，这种儒家治世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法律道德化的倾向也使国人法律意识淡薄，使专制制度得以长期延续。

四、家族本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根深蒂因。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为社会，进而构成国家；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这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结构。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家族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关系的中心，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事务都在家族内进行，每个人都受到家族关系的束缚，家族本位的观念也就因此而形成并年代久远地深入人心。

在家族本位的社会里，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父子关系，由此而衍生出君臣、夫

妻、兄弟、师生、官民等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有一整套的伦理规范，上下尊卑、各处其位，忠孝节义，各守其责。一个个家族据血缘的远近亲疏形成一张张网络，被缚于其间的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家族的责任、义务，在由家族网扩展成的社会、国家大网络中更是如此。重重密织的宗法网络维系着传统社会的超稳固形态，其文化也就具有了“重群体轻个人”的遗传特征。

家族本位观还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浓厚的乡土色彩，看重乡土亲情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色”。在古代，“邻里乡党”的观念原本就具有宗法血统的意义，虽然后来宗法制逐渐衰落，人们头脑中深刻的儒家“亲亲”意识，却使他们易将血缘关系与一切关系纠缠在一起，因而怀土恋乡、眷顾乡亲成为一种恒久的文化现象。

五、贵和尚中

贵和谐，尚中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它的重大特征。与西方文化强调分离与对抗不同，中国原来有重和谐的传统，这个传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据古代思想家们阐释，“和”是建立在阴阳相对基础上的，互为联系、互为制约、互为协调的一种把握世界、指导人生的系统。“和谐”不是没有差异和矛盾，而是能将不同事物相配合使之达到平衡；这个平衡的境界是“君臣相济”、“兼听则明”、“遐迩一体”等等，是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有了“五味相和”，食物才可口，有了“六律相和”，音乐才动听。是君子就应该“重和去同”，而世界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太平”。

儒家认为“中道”、“中庸”，是达到“和谐”的根本途径。“中”既是思想方法又是道德行为准则，即事物的“度”。做人行事都要不偏不倚、允当适度，无过无不及，才能保证“和”的实现。道家也有“中道”思想，它们表现在“不争之德”、“柔弱之道”、“无为无不为”等观点中。儒主道辅的贵和尚中观充满了辩证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造就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中庸和平性格。这种文化特性对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但它使人逢事折中调和，处世安分守已，不愿奋进和竞争，不敢为天下人先，这些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

六、重道轻器

道器之说本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道”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规

律、准则、原理、宇宙本源等，主要属精神范畴；“器”指具体事物、名物制度和器用，主要属物质范畴。儒家主张“道为器本”，道家主张“道在器先”，这种关注“道”却忽视“器”的思想，正反映出中国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政治和精神，轻视自然、物质和技艺的文化传统。

重道轻器首先表现为重人伦、轻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色彩极浓，它以“人”为核心，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追求人的道德完善，却十分忽视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

重道轻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重政治、轻经济。伦理道德至上的文化特点和君主专制的政治背景，使得人们热衷于探讨社会的治乱兴衰，也使文化的各个要素都依附于政治，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而成了政治型文化。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们热切关注着政治和道德，却对经济与生产发展不甚关心。他们认为：“谋道”比“谋食”更为重要，“学礼”比“学稼”更为重要；国家不怕穷而怕不安定，财物不怕少而怕分不均；君子重义而小人重利。在这种重德轻财意识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阻遏，商人们也被视为贱民。

第三节：中国文化产生的地理概况

一、地理概况

任何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因为“人类文化必然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它必然打上地理环境因素的烙印。”地理环境是指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及海陆分布等方面的情况，是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如生活环境影响着人的性格一样。地理环境对文化个性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地理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存亡命运，对人类影响重大。所以当我们全面审视中国文化的源流演变时，就有必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地理环境。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与欧洲文化差异和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可以从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中找到部分原因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毕竟外存于社会，对于文化的形成来说，它既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主导因素。

中国的地理位置较优越，其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半封闭的大陆、广袤多

态的地况、适宜农业的气候土壤等，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古发生于亚洲东部大陆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因而也形成了它不同于欧洲文化、美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许多品格。这是众所周知、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文化所处的地域环境，其特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内陆辽阔，空间巨大，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回旋和施展的舞台。（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

中华民族生长在全球最大的陆地——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西北部多是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西南面是莽莽险峻的青藏高原。中国虽与朝鲜、东南亚国家接壤，但基本上属于半封闭性质的内陆性国家。

首先，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使中国文化在一种与外界基本隔离的状态下自发地产生与发展起来。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其东南濒临浩瀚无边的太平洋，而至西、至西南、至西北则居于亚欧大陆的中心腹地。在这样一个辽阔地域里生息的中华民族，有足够广阔的天地创造自己的文化，演绎自己的历史。就以中国的政治中心而论，商周时代已沿着黄河流域迁移，汉唐时期已形成西安（长安）、洛阳两个中心，而长江以南的南京（建康）也在同一时期崛起，到唐宋以后，北京、杭州（临安）相继为都，明清两代均以北京为一国之心脏。这足以说明，中华民族自身的活动天地是很宽阔的，它的文化创造无需借助他人的土地。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亘古独立、长生不灭的根本原因。

另外，浩浩沧海、茫茫戈壁还是莽莽高原，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中华民族就在这半封闭的广阔空间里活动，较少借鉴和吸收别国的文化，并且没有因外来文化冲击而使自己的文化出现断层、转型或湮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和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其次，相对封闭的内陆地理环境使中国与别国文化交流较为困难，因而形成了自我中心文化观。与外界的隔绝，使古人误以为天下只有华夏民族和周边一些蛮夷部落，于是，天下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唯秦皇兼天下，立名为皇帝。”在古人看来，中国即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国家。后来，

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习惯心理，甚至成为一种信念，即便在接触外界文化后，中国人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表现了一种自我中心文化观。这种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虽然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心和强烈的自豪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有为，使中国文化富于自信、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第二是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特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广袤多态的疆域地貌）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泱泱大国，从最东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点到最西的帕米尔高原，大约5200公里，从最北的黑龙江江心到南海的曾母暗沙大约有5500公里。历史上还曾有过更为辽阔的疆域。

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落差巨大。山脉因地势而东西走向，河流也大多西来东去。高原和丘陵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大约有三分之一。中国的领土大部分处于北温带，因而季风气候明显，冬夏季风向有显著的变化，加上内陆广阔，大陆性气候强度较大。这些复杂地貌和不同气候给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巨大影响，人们不能不依据这些条件决定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只能被动适应自然环境，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不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广袤多态的土地上，很早就出现了农业、牧业、渔业、林业、采集、冶矿、手工业等多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相应地，各地的社会行政制度、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也就有所不同甚至差别极大。反映在文化上，则有农业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农牧皆有的混合型文化等，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貌。

从大的范围来看，黄河、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便利农耕，人们依赖土地、重视农业、养成了重农轻商、安土重迁的观念；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与荒漠地区，具有勇武好战，精于骑射的特点，常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来自自然界或异族的压力；地处海滨的人们，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因生活空间的相对狭小，便致力于海上航运，加强与海外的联系。从小的区域来看，中国各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北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西北文化、滇黔文化等。

第三是适宜农业的气候土壤。

中国有着良好的气候条件，北回归线横贯南部，全国约有90%区域位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和亚热带，约有8%的区域位于四季长青的热带。比较之下，寒带气候太冷，冬季过长，热带高温多雨，丛林密布，易行疫病，而温带就不同了，作为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就属于这种气候，既不太冷，也不太热，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对人的活动有刺激作用。因此，中原文化的萌生和发展明显早于周边文化。

良好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宜于农业生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降雨量一般在500～700毫升，虽不算充沛，但却是集中在夏季，有利于作物生长。黄土高原虽然降雨量不足500毫升，但由于有泾河、渭河、汾河等诸多河流的冲击，土地肥沃，也便于耕种。

地理环境的特点对社会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形成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定性，其优劣与否，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不同作用。中国地理环境是比较优越的，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空间，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第四是山河壮丽、景色秀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其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的地域辽阔，因而山多水多。高山耸立，千峰竞秀；河湖纵横，百川归海，构成一种气度非凡而又深刻隽永的山水环境。中国地名多因依山傍水而得，体现出中华民族依托山水的内在精神：“山河”、“河山”、“江山”成为领土与政权的代称，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特殊感情；特别是历代兴盛、经久不衰的“山水诗”和“山水画”，更揭示了活跃于山水环境里不灭的民族灵魂。所以，湖光山色、碧波浩淼、青山秀水、崇山峻岭、水天一色、波光粼粼，等等，描绘山水的词语，表明中华民族对山水是多么厚爱，从中获取的美感是多么丰富。

二、基本文化区域（《中华民魂》）

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中，地理条件差异很大，由此造成了上古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根据文化的生态环境、经济类型、民族特征等，将上古文化分为四大区域，即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区、南方荆楚文化区、东方海洋文化区和中原农业文化区。

北方少数民族发源于高山大漠。其范围是大兴安岭以西，天山以东，燕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阴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以高原、丘岭、大漠、森林、草原、绿洲为主的广阔狭长地带。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肃慎系统，匈奴系统，东胡系统，突厥系统，秽貉系统。这里降雨量少，气候干燥，或是风沙狂暴，或是烈日炎炎。如此生态环境奠定了北方民族游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而如此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又积淀成了北方民族充满生气、不拘一格、果敢刚直、慷慨豪放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文化。

其文化特质表现在：价值取向是实用的，一切从有利于个体（部族之中指自我，部族与部族之间指本部族）出发，重视利益。如“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反映在习俗上是生活俭薄，民风淳朴，没有繁文缛礼。反映在政治上是社会组织简易，“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一切以战争方便为需要，每部统帅数千或数万个邑落，统治者不是世袭的。反映在生活方式上是适应游牧特点，居住不固定，“利则进，不利则退”，定居则“东开向日”，或耕种或狩猎或对外攫取。反映在民族心理上，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攫取性，没有哪个文化区域能像北方文化区域发生如此众多的民族战争，出现多次的种族灭亡和裂变，并不断地问鼎中原。

南方荆楚文化区是指江汉流域以南，黄山、武夷山以西，青藏高原以东的以丘陵、平原、河流为主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以多元文化叠合状态存在并发展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从考古文化角度来看，南方荆楚文化是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从文化主体角度来看，南方荆楚文化即有三苗蛮人的土著成分，也有楚民（氏）族从中原南徙过程中所带来的中原文化成分。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南方荆楚文化包含了巴蜀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因子，随着楚人的东征和黄金的西采，各种子文化融合在一起。南方荆楚文化是以楚民族为主体的。楚人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忧尤为突出，“虽九死犹未悔”，构成了楚人价值取向重实用主义、爱国主义、民本主义的基础，具有超然物外、自力更生、跃跃欲试的精神气质。

东方海洋文化区指山东半岛、洪泽湖、太湖、武夷山以东的临海地区。因为濒临海洋，海洋的浩淼赋予这一地区的人们以恢宏开阔、兼容并蓄的气质。特殊的地理位置规定了该地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形式，带来了商品经济的最早出现

与繁荣。商品经济下的价值观念是重利轻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动地描述了海洋文化区的价值形态。其价值取向是重视功效、重视个体价值的。春秋战国之际，齐国的稷下学官成为百家争鸣的集结地，其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这是东方海洋文化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大概由于沿海地区较为富足的经济条件，当地的人们凭借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能够获得温饱，而不必远涉重洋去攫取新的生活资料，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虽然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并驾驭舟楫的能力，但只活动于江河湖泊之上或者在沿海上，还不能驰骋于海洋，这也就造成了东方海洋文化的局限性，缺乏那种探险开拓的进取精神。因此，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华文化的转轨时期，它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而占据主导地位，它最终为中原农业文化所同化。东方海洋文化的这一局限性当然也被中原文化接纳了。

中原农业文化区介于上述三大文化区之间的平原丘陵地区。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不仅对中原文化的心理和文化特点，而且也对中原文化发展趋势作了总体规定和制约：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以一贯之的发展系统，具有“勤于农耕务实际，重人事而疑鬼神，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心理。与此相适应，中原地区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中，保留了“千耦其耘”的大土地生产方式和血缘纽带联系的社会构成。远古时代的巫史文化及早消失，与血缘关系相联系的宗法文化却逐渐形成，宗法因素日趋完善，到周代成为全部社会秩序和思想规范的唯一依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中原地区“谨严规范”的文明是先进的，同时又是稳定的，具有凝聚性，对其他文化区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论及中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黄河流域的文化地位。黄河素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处暖温带，气候暖和，土壤疏松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黄河文化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黄河文化主要是指发生在黄河流域这一地域范围内的文化现象。它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但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只是由于黄河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国地理环境的整体布局所致的。

三、大陆性文化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其领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多样。中国疆域辽阔，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虽然各地海拔高度、距海远近各不相同，气候差异较大，但总体说来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中国素有地大物博之称，矿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水产资源、水利资源也很丰富。与大海环绕的欧洲地理不同，中国东临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巍巍山岭，是一个具有一定隔绝机制的泱泱大国。

据此，许多学者把中国称为“大陆国家”，而把欧洲称为海洋国家。这种称谓未必准确，但却大体上概括了中国与欧洲在自然条件方面的重大差别及其对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对此，李中华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作了颇有见地的如下概述。

第一，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析划。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在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第二，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遏阻了中国人的活动范围，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自信。世界上有许多光辉的古文明都出现断层，只有中国的龙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也与此有关。

第三，中国的气候也影响中国文明拓展的方向。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而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而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欠，再加上南温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6000万人口，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作最经济的利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重迁、乐天知命、安分守已的民族性格。对中国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困或者死亡。这种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这种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民族最大的凝聚力。

中国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地区和民族特色上的多样性，而中国地理环境的联通性又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其内容和趋向上的统一性。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与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的山地、森林、草原、戈壁、沙漠的自然条件虽然不同，但景观呈层次分布，且有一些中间过渡地带，并非突然变化，地形一般不甚险阻，不至于对各地区的交往形成极大的障碍。这就使得各地区多样化的经济文化，并没有彼此严重隔绝分离，反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的意义，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可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面与面之间互相联结，形成更大的面。这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来自各地区各种文化渐趋融合，以至在这场大陆上的所有民族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即是中国文化。

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尽管这种惯以天下为中心而自信的文化心理，包含闭塞内向、妄自尊大的消极观念，并曾一度成为许多国人排斥西方文明、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障碍，但同时也一直是中国人爱国精神的强心剂。正是这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国家自豪感，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儿女为使伟大祖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英勇博击、艰苦奋斗。

作业与思考：

1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2 中国文化的出路?

3 当今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4 儒学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