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

新闻与传播评论

　新闻传播史　

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

□　周光明

一、前　言

迄今为止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整体而言并未改变“两头轻,中间重”的格局。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从先秦至清末,因其距离当代较为遥远,基本史料的爬梳是必须经历的第一道关口;是否掌握新的解读方法,是第二道关口。因为这样的困难,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糟糕的是,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②。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③,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

但与此同时,某些学者显露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苗头。本世纪初,对西汉居延和敦煌出土的竹简的解读引发一阵欢呼:我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了800年④!更有甚者,中国居然成了“传播学的真正发祥地”⑤。这种不良的苗头曾遭到多次的批评⑥,但批评的意见好像没被认真地听取。笔者认为这种心态⑦无助于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学术研究的正面提升。

笔者在此提出两个重视研究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理由。其一,尽管近代媒介由外籍人士输入,近代新闻事业的确立过程由外部力量所启动,但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体制与水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受容面”⑧,即外来的种子撒落在什么样的土壤中,又是受到什么样的“气候条件”的制约。其二,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不仅对近代、现代甚至对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都具有深刻的影响⑨。

二、“开元条报”———中国古代最早的官报

中国古代当然有报刊活动,但最早的报刊 λυ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较早的代表性的观点是戈公振先生的“汉代说”,但延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此说为方汉奇先生的“唐代说”所取代,其后李彬对其师之“唐代说”有所修正 λϖ。稍早于方先生的研究,台湾学者朱传誉先生持较谨慎的“宋代说” λω。但大抵而言,至上世纪末,似乎关于中国古代报刊活动开创期的讨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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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落了。不过,这个平静的局面没维持多久,本世纪初相继有两个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重新激活了这个老问题。

倪延年先生力主“战国说” λξ,表面上看他只是重提早先的“先秦说” λψ。他重新解读了《春秋》 λζ。他特别告诫读者注意传播功能与传播形式的区别,所谓报纸不一定非要采用纸张或散张作为载体不可。他确信当时的史书就是今天的报纸,准确地说就是官报。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关键问题:史官不是普通的传播者。《春秋》诚然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时政新闻,但它只是接受之,而不准备当即将其作为新闻传播之。很多时候,它更愿意隔世交流,也就是说,它更多的只是“传给后世的档案”,且读者仅是极少数有权消费这些最高级别政治资讯的人物。

差不多与此同时,张涛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并赢得了支持的掌声。他注意到西汉边地戍卒这样的读者能够较为及时地获取重要的朝政情报。因为西汉时政新闻的编发机关是御史府,所以他在戈公振先生之“汉有邸报”上推陈出新,提出西汉已有中国最早的报纸———“府报”。张涛先生希望通过边地戍卒这样的读者群体的出现告诉我们,西汉时政新闻的发布是公开的,并且传播范围突破了中上层官僚的小圈子。但他似乎忘记了这批读者出现的背景———西汉严重的边患。他没有提供材料以证明其他的基层读者的存在。此外,所谓的“府报”既不是定期性的,也无同时告知的用意,而是从御史府“出发”通过层层转抄达到边地戍卒。所以说,它仍只是一种官文书而已。对张涛先生的“府报说”,已有学者提出了较有水平的反驳 λ{,及时地给这种“锦标主义”研究气氛泼了盆冷水。

笔者赞同,中国古代最早的办报活动的出现,不会早于唐代,但也不晚于唐开元年间。不过,那个最早的官报绝不是“进奏院状”。所谓的“敦煌进奏院状”充其量不过是封“新闻信”,因为它与西方前近代的“新闻信”(ne ws letter)仍有很大的不同。“进奏院状”在新闻传播学上的价值与其说体现在唐代,还不如说在宋代。那么,这个在中国唐代出现的最早的“新闻类似物”是什么呢?此前的说法是“开元杂报”。孙樵在《经纬集》中有一篇《读开元杂报》的文章,一向为学界所关注。“开元杂报”是孙樵所定的名称。何以谓“杂”?“不立首末”之意也。孙樵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两种传播样式:一是他滞留“襄汉间”所得到的“数十幅书”;一是他“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抄件,因而有“缺文”、“讹文”。后者是朝政公报或朝政简报。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朝廷对政情资讯的发布,自先秦就有记载,但这一发布活动的“程式化”应该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代宫门外的大道两旁,建有上圆下方的两座楼台,称为“观”或“阙”,用于悬挂或张贴政府文告,为后世之“朝报”与“宫门抄”之发轫。 λ|

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就是唐代的“朝报”或“条报” λ}。因为它“系日条事”,即每日发布,因此可以说唐代新闻传播活动在“定期性”这一技术指标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那个传播样式就是唐代的官报———中国古代官报之雏形。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所提到的两种传播样式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报纸与报纸的复印件。我们应当把目光集中到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那个样式,而不是它手中拿着的“开元杂报”。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是唐代大中年间(847-860)的官报,这种官报在开元年间(713-741)就有,所以笔者认为,用“开元条报”称呼中国最早的官报比“开元杂报”应更准确一些。

三、“新闻的自觉”

唐宋之间,中国经历着“小分裂时期”,至宋,其王朝风格已与盛唐迥异。中央集权有了明显加强,商品经济也有较大发展,科举制盛行,市井文化活跃,这使得宋代的新闻传播环境有着明显改变。前文已提到唐代出现了中国古代官报的雏形———“开元条报”,到了宋代,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越出自发的阶段,出现了“新闻的自觉” λ∼。虽然,在宋代没有出现象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