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律历志》白话翻译(中)

律历2

自从太初元年开始颁行《三统历》以来，已经施行了一百多年，根据历法预先推算的天象稍稍落后于实际发生的天象，实际发生的合朔时刻往往早于历法推定的朔，实朔有时落在了历谱中的晦日，有时在历谱中的朔日也能见到月亮。考验日月的行度，发现太阳的行度有退无进，月亮的行度却有进无退。建武八年，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人数次向皇帝进言，说历法的朔日定得不正确，应当有所改进。当时发觉日月行度的误差还比较小，皇帝认为天下刚刚安定，来不及考虑修正历法中的错误。到了永平五年，官历署明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诏杨岑注意到当时月食发生的时刻多早于历法所预先推算的时刻，就在推算中用“算上”之法缩减了一日来确定月食发生的日期，并且上书说“月食应该发生在十五日官历所推定的不准确”。皇帝命令杨岑进行更多的推算和实测检验，与官历互相比较得失。从七月起，到十一月末，弦望共有五次，官历的预推都不对，而杨岑的推算都准确。庚寅日，皇帝任命杨岑为专门给日历注弦望月食的官员，又命令张盛、景防、鲍邺等用《四分法》推算弦望月食的时刻，与杨岑的推算结果进行比较。经过一年多，张盛等的推算中有六项比杨岑的推算更为准确。永平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日，皇帝任命张盛景防代替杨岑为专门给日历注弦望月食的官员。

《四分术》的方法，开始在历法推算中得到运用。

因为当时张盛、景防等还没有确立《四分术》的上元，未能将《四分术》的周天度分等综合成系统的理论，所以他们只是采用了《四分术》中推算弦望时刻的方法而已。

在这之前的永平九年，太史待诏董萌上书称历法不正确，此事被交付三公和太常及其属下懂历法的官员展开讨论，直到永平十年四月，没有人能提出明确的说法来。到元和二年，《太初历》

所推天象与实际天象相去越来越远，可以发觉历法预推的日月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与实测结果的误差更大了，而观测天象的人都知道当时冬至日太阳位置在斗宿二十一度，不到牛宿五度，而历法将牛宿的中央星作为冬至日太阳所在，这样历法的冬至时刻晚于实际的冬至时刻四分之三日历法推定的晦朔弦望，在时间上就会比实际发生的晦朔弦望落后一天，在位置上相差五度。汉章帝知道这些是历法的错误，就此事向史官们询问，史官们虽然也知道历法与实际天象不符合，但是没有能力去改正，因此皇帝召集了治历官员编欣、李梵等人，来系统地改正《太初历》与天象不符的种种情状。到了二月甲寅日，皇帝颁下诏书说：“我听说古代的圣贤帝王，预测天命而天如其愿，天命已至则奉行天时。《河图》说赤帝子高祖的九世孙将会昌盛起来，其十世将光大前业，其十一世会更加兴旺。’又说：‘其九世之帝，奉行德政，行封禅大礼，刻石向上天报告政绩。’我的德行不足，而继承了帝王大业，从早到晚怀着敬畏的心情，不敢荒废事务，贪图安宁。我作为皇室后辈，正遇上历数将尽，凭什么来继续中兴，弘扬祖宗基业，拯救万民？《尚书琁玑钤》说：‘遵循帝尧之世的规范法则，仿效陶唐时期的礼乐制度。’《帝命验》说：‘顺从帝尧的做法，考究他的德行，确定历法的各种周期，设立观测天象的标准。’朕想要追随三皇和五帝，但他们治理天下的手段各擅其长，互不

相同，何况如我这般愚顽孤陋，实在难以担此重任，即使想择善而从之，也不知道如何去做。每当见到图书中所载的古代帝王圣业，心中惭愧不已。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治理国家的措施不当，阴阳不能调和，灾祸和怪异之事接连不断，瘟疫流行，伤害耕牛，农田不能及时播种。但凡各种征兆吉凶，都该应验在我本人身上，确实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该如何去补救呢？《书经》上说只有首先依靠帝王改正他的错事。’又说：

年中的二月，向东方巡査，到达泰山，烧柴祭祀上天，又各按等级祭祀东境山川。然后接见东境各国诸侯，协调四季和月份，统一日序。’效法帝尧东封泰山，统一乐律和度量，用玑衡等测天仪器，改正历法，这种种做法，应该有所益处。

《春秋保干圃》说：‘每三百年历法将有一次改夔。’如今太史官用太初元年邓平制定的历法，有小余一分，在三百年之内，日月行度的误差逐渐积累，已经非常明显。璇玑等测天仪器不完善，天象的准确与否也无从考验。冬至之日太阳实际应在斗宿二十一度，而《太初历》以为在牛宿中央星。现行历法所推立春日的前一日，则是《四分术》推定的立春日。在这一天判决刑案处决死囚，已经违背了在该节气宜生长而不宜杀伐的法则；更加远离了为政要做到平和随时的大义。如今改行《四分历》，来遵循帝尧治世的法则，顺从孔子奉行天时的遗训。希望从百官到庶民，统一认识，认真学习传授新历，倘若因此而百业兴旺，也就向天下昭示了我祖上的功德。”

于是《四分历》开始颁行。然而编欣、李梵进步认为历元所在的十一月应当是大月，想以此来调节弦望，使其出现在固定的日期里，但是这样做使得十九年裹得不到七个闰月，所推晦和朔的时刻也与实测不符。《四分历》行用不到一年，章帝对历法一事作了进一步思索，考察了经书和谶纬中的有关记载，命令左中郎将贾逵询问了治历官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勖、太子舍人徐震、巨鹿公乘苏统以及编欣、李梵等十人。最后认定月应当先小，根据《春秋》记朔不记晦的规则，朔日必伴随着晦日，朔日不必在该月。既然月已经先从大月排起，那么一月中会有两次朔，而下一个月会没有朔日，这朔日是不能够肯定下来的。李梵等认为月应当先大，没有文献记载的支持，只是想把月相调节到望常在十六日，晦日总不见月而已。又要求晦与朔同时发生，不得在不同的日子裹。皇帝又知道编欣、李梵在历法方面也不过一孔之见，下诏命令大家不必拘泥于已绝颁布的历法，历元开始的那一个月应改为小月。事情这样定下来之后，第二年开始历数终于走上了正轨。永元年闾，皇帝又命令天文官员用《九道法》推算弦望时刻，与实测比较没有什么差错。买逵将此次历法讨论的内容集中了起来，以后议论历法的学者，可以据此折中因此尽量详备地抄録如下。

贾逵论述道：

《太初历》确定冬至这天太阳在牛宿初度，就是在牛宿中央星。古代的《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将冬至点定在建星，建星就是现今的斗星。《太初历》斗宿距度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牛宿距度为八度。核对史官的日常记録，冬至夏至这两天太阳的位置离《太初历》推定的位置不到五度，冬至日太阳在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