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余永定-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我见-120425
全球不平衡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政策
作者： 余永定[1]
作者机构： [1]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中国发展观察
页码： 17-19页
主题词： 中国经济政策;平衡条件;全球;经济增长风险;中国经济增长;房地产泡沫;世界经济;贸易摩擦;沃尔夫;评论家
摘要：在2005年初的时候．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评论家英国资深记者马丁·沃尔夫对2005年经济做出预测，认为2005年世界经济面临六大风险。
第一，油价风险；第二，美元风险；第三，日本和欧洲经济增长风险：第四，伞球房地产泡沫破灭风险：第五．中国经济增长失速风险；第六，贸易摩擦加剧风险。
真知灼见和苦心诤言——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
·新书简评·真知灼见和苦心诤言———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张曙光 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以下简称《见证》,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一书,辑录了作者从1996-2009年13年中撰写的25篇论文和评论。
由于讨论的都是中国的内外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不仅观点前后一致,逻辑自洽,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多方面展开,深入剖析,也能自成一体。
不是专著,胜似专著。
国际收支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实践问题。
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平衡和差额,二是汇率体制和汇价水平,三是外汇资产和外汇储备。
作者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本人研究,将中国近20多年国际收支失衡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作为《见证》的基本框架和大纲,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精辟而透彻的分析,有多方面的创造和前进。
在理论方面,作者提出了分析双顺差、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以及外汇储备的理论模型(第121-123页),构造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进而揭示了M.Corden“寄存理论”的局限和错误。
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关于国际收支变化六个阶段的假设,通过贸易平衡有利于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而贸易不平衡可以使一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代资源配置的分析,论证了这六个阶段不一定会按顺序发展,而且可能出现倒退(191-200页)。
此外,作者还批判了“阴谋论”和“凡是论”,辩析了克鲁格曼的“中国的美元陷阱”。
不过在笔者看来,《见证》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主要是针对这一问题所写的一些报刊评论的汇集,其主要贡献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
作者依靠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洞悉中国的经济变迁和政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政策建议,表达了作者的苦心诤言。
可惜,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以至中国的经济失衡不仅没有得到调整和校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余永定,全球不稳定
余永定：全球不平衡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标签：经济增长● 余永定一、全球经济不平衡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
概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美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这种理论的基础说起来也很简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的定义，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差就等于经常项目差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低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经常项目的逆差和外贸的逆差。
所以，要消除经常项目逆差，就必须纠正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
就美国的情况来讲，美国必须提高储蓄率，美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才能得到纠正。
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要想解决储蓄和投资的这个缺口，美元必须大幅度贬值，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亚洲货币必须大幅度升值。
这种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传统汇率弹性理论：一国汇率如果估值过高就会导致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
而经常项目逆差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
虽然汇率的弹性理论并没有探讨经常项目顺差导致储蓄过剩出现的具体机制。
但汇率―经常项目―内部不平衡的传递机制应该是存在的。
我赞成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失衡。
如果美国不能够采取相应政策来纠正它的储蓄不足，仅仅改变名义汇率是不可能纠正经常项目逆差的。
简而言之，这样做甚至连改变实际汇率都是不可能的。
例如，如果美国为让美元贬值，但不肯紧缩财政，或者适当提高利息率，以增加国内的储蓄，则储蓄缺口的扩大必然导致利息率的上升，或者是物价的上升，而后两者的上升反过来就会导致美元的重新升值或者美元实际汇率的上升。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汇率的贬值有助于缩小储蓄―投资缺口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
比较公允的观点是，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措施解决它的储蓄和投资不平衡。
与此同时，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应升值，确实也有助于解决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在讨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其一是经常项目对GDP 之比，其二是净外债对GDP 之比。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再思考---余永定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再思考余永定历经近20年的持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中国积累了天量美元外汇储备。
美国持续增加的净外债和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严重威胁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快车道。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人民币理应取得与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相当的地位。
中国选择了贸易进口结算作为突破口。
官方观点是，在进口环节使用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有序流出，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从而为人民币在其他环节实现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思路似乎是，通过对进口支付人民币，人民币流到境外，然后境外人民币通过购买人民币债券、人民币FDI等形式回流。
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充当结算货币、替代货币、投资货币等，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乃至国际储备货币。
这似乎是合理的思路。
然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未曾意料到的现象，迫使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和某些政策重新思考。
例如，推行人民币结算以来，人民币进出口结算出现严重失衡，导致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大于经常项目顺差量。
流行观点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
其逻辑是，进口人民币结算量增加，将导致境外人民币存量增加——中国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量也将相应增加——人民币进、出口结算趋于平衡——新增美元外汇储备减少。
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
容易证明，给定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和相应的外汇储备增量，无论境外人民币存量通过何种渠道、达到何种水平，人民币进、出口结算绝无可能平衡；此时的人民币国际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导致新增美元外汇储备减少。
事实上，流出的人民币不可能全部流回。
因而，以人民币贸易结算为内容的国际化，必然导致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
此外，由于存在经常项目顺差，在需要通过进口结算向境外提供人民币的情况下，进口人民币结算比一般都要大于出口人民币结算比。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的汇率政策和现实选择
中国的汇率制度当我们谈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时，大家会说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提出：“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那么，“增强汇率弹性”指的是什么？目前人民币汇率是否已处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年度报告，世界各国的汇率制度大致可以分成硬盯住、软盯住和浮动三大类，在经过了一系列变化之后，中国的汇率制度目前属于“软盯住”中的“类爬行盯住”这一范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报告，除中国外，采用“类爬行安排”汇率制度的国家还有19个，分别是牙买加、多米尼加、老挝和哈萨克斯坦等。
目前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和除中国以外的重要发展中国家实行这种汇率制度。
下面我们对中国汇率制度进行具体分析。
（一）篮子货币与盯住一篮子货币什么是篮子货币？它是由给定不同数量的多种不同货币构成的价值尺度。
比如SDR 就是典型的篮子货币，其中包含0.58个美元、0.39个欧元、1.02个人民币、11.9个日元、0.086个英镑。
只要知道当时货币的汇率，就可以把篮子货币汇率折成美元、人民币等不同币种。
中国加入SDR 篮子时汇率是给定的，大致1个SDR 等于1.39美元或9人民币。
货币篮子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货币篮子一旦给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的汇率政策和现实选择定，这个篮子中给定的不同种货币所包含的货币个数是给定的。
同美元一样，篮子货币也是一种价值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人民币的价格，换言之，可以用篮子货币，如SDR来衡量人民币的价格。
所谓“盯住一篮子货币”就是说无论篮子中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变化，用给定的货币篮子（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数量固定不变）衡量，人民币价值不变。
例如，无论双边汇率发生何种变化，1SDR 始终等于9人民币（即1人民币等于1/9 SDR）,就意味着人民币是盯住SDR货币篮子的。
我选择保住外汇储备而不是人民币汇率
专栏Column12我选择保住外汇储备，而不是人民币汇率文/余永定人民币为何出现贬值？从根本上来讲，是经济基础面发生了变化。
我完全赞成周小川行长说的“中国的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贬值”，但那是指长期汇率的变化发展。
我们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学到，长期汇率主要由经常项目决定。
但在短期，汇率很大程度上由资本项目决定。
所以，对长期来讲，比如说三五年后，人民币还会升值，我相信这一点；但是目前恐怕是要贬值。
而大家更关心的是目前，特别是金融行业，更关心短期状况。
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后，贬值预期加大，资本外流加剧（除10月份外）。
现在，国际上认为我们的汇率政策是爬行钉住，基本上是在跟投机者博弈。
指导思想是打破人民币贬值预期。
这种做法同当年人民币升值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切合的。
只不过当时是希望打破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这样能否真正稳住汇率？我认为很难。
汇率维稳是否能够实现目标，取决于维稳对国际收支各个项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又可分为两类：同预期有关的影响和同预期无关的影响。
比如贸易逆差或顺差减少，就与汇率预期基本无关。
目前市场的相应预期是：近期可能不会贬值（如果央行说不），但以后可能会贬值；贬值幅度的预期各有不同（由3%-5%至20%不等，其中应该有一个概率分布，不同时期分布也会变化）。
爬行钉住可以稳住汇率吗？汇率维稳政策成功的前提是可以增加经常项目顺差，减少资本项目逆差。
逐项分析来看：首先，人民币维稳能够增加经常项目顺差吗？答案是不但不能而且结果恰恰相反。
如果货币贬值，可能会增加贸易顺差，但维持货币稳定，肯定不能增加贸易顺差。
如果服务项目逆差——我们有非常大的服务项目逆差，但维持汇率稳定能否减少服务项目逆差？答案是不行。
如果汇率贬值，可能会减少逆差；但不贬值，不会减少服务项目逆差。
是否会减少旅游项目逆差？因为人民币换美元还比较划算，人们会照样买入，照样出国。
是否可以减少外国投资收益的汇出和撤资？这有待进一步考察。
如果给外国投资者一个保证：人民币绝对不会贬值（能做这种保证吗？），那他们不会撤资。
余永定——避免美元陷阱(一)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意义何在？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步步恶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创造世界货币的建议。
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那么，这种内在缺陷是什么呢？周小川的回答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政策与储备货币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性质（如稳定的价值贮存）相矛盾。
鉴于“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周小川特别考虑了如何充分发挥SDR 的作用的问题。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周小川建议扩大SDR的发行。
建议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并得到积极的评价。
“幸福家庭大抵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此60年未遇的金融海啸中，各国正在面对不同的困难。
从近期来看，中国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失业增加；其二，是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威胁。
在此形势下，高调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意义何在？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每个中国经济学家不得不提出，并试图给以回答的问题。
IMF份额与SDR当一个国家加入IMF时，必须向IMF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
这些资金便构成了IMF的金融资源。
成员国向IMF缴纳的这笔资金可以看作是成员国的“会费”。
这一会费即该国在IMF的“份额”。
IMF成员国份额的数量，是根据一定公式计算、由IMF董事会决定的，在公式中影响成员国份额大小的最主要因素，是成员国的GDP和贸易额等变量，各成员国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缴纳本国份额。
在某些情况下，IMF董事会也会根据情况调整某些成员国的份额。
各国在IMF的份额中，25％必须由特别提款权（SDR）或其他硬通货（如美元、日元、英镑等）构成，其他则是本国货币。
SDR是IMF于1969年推出的一种人为的储备货币。
余永定：不能简单认定中国货币超发
余永定：不能简单认定中国货币超发摘自：宏观经济小康财智[微博]2013-08-21 07:29对于中国M2对GDP的比比较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项：第一，居民储蓄率比较高；第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间接融资比例比较高；第三，金融效率比较低。
所以，不能轻易地得出央行货币超发的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文|余永定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是目前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根据就是，中国现在的M2对GDP的比是世界第一。
如果单从数据上看，根据央行最新数字，注入的流动性是25万亿，相当于差不多4万亿美元，居全球之首。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宽松的。
中国的M2对GDP的比例确实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达180%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点恰恰和泰国M2对GDP的比最高点对应，对于这样的时间点我们应该抱有极大关注，应该小心。
但是我不认为从这里就能简单得出一个结论——央行货币超发了，因为实际问题比这复杂得多。
大家为什么认为它超发了呢？这里面有个问题，人们往往忽视了货币作为价值贮存手段的特殊功能，只是把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流通手段的货币越多，可能就会追逐商品，产生通货膨胀。
但不要忘记，货币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贮存手段。
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M2中有相当大的一块货币起到的是价值贮存手段的功能，并不追逐商品，或者并不直接造成通胀压力。
如果没有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没有储蓄者把钱放在银行里，中国在流通中的货币就不会这么大。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什么呢？如果在一个发达国家，储蓄者对他的钱，一方面可以存入银行，一方面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他可以直接买东西。
当他把钱用来进入资本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他在银行中的储蓄存款就会相对减少，相对于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来讲，资本市场不太发达的国家储蓄存款就会多一些。
因此，不能简单的因为中国M2对GDP的比比较高就说央行货币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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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我见在近代史上，资本自由流动和资本管制潮起潮落，经历过许多次轮回。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和资本跨境流动，相对当时的世界产出，其规模之大同今天相比毫不逊色。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普遍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在布雷顿体系下，虽然有所松动，但资本管制是主流。
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大多数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依然实行严格管制。
一管制必然导致对管制的规避。
上世纪60年代欧洲银行利息率较高，但美国银行则因Q 条例（regulation Q ），而无法提高存款利息率。
欧洲银行和美国银行之间的利差，诱使大量美元机构存款通过美国银行的欧洲支行转移到欧洲。
这一时期，为了限制对欧投资以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美国颁布了“利息平等税”，对购买欧洲债券和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征税、对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和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设限。
但资本管制未能制止资本外流，只是刺激了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逐步解除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
此后，资本项目自由化成为经济学的正统和大多数国家政府政策的主流。
发达国家开放资本管制的步伐各不相同。
例如，从1960年开始，日本用了40年才基本完成了资本项目自由化。
APR. 25 2012 余永定yongdingyu@Policy Brief No. 2012.025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潮流。
然而，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
资本项目开放度较高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遭受重创。
而其他条件类似，但资本项目开放度较低的经济体却表现较好。
此后，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再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资本管制也不再是“肮脏字眼”（“dirty word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对控制资本跨境流动的政策措施也表现出更多宽容。
发展中国家普遍放慢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甚至恢复了一些已经取消的管制措施。
我接触到的发展中国家前任或现任财政部和央行负责人大多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十分谨慎甚至保留的态度。
2008年－2009年危机后，在大力加强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在发达国家中也出现了征收托宾税和金融交易税的呼声。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类似贸易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增进相关国家的国民福利。
按照弗兰克（Frankel)的说法，一个国家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通过下述五条途径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一，为投资找到低成本资金；第二，在受到各种不利冲击时，熨平消费的波动；第三，实现资产与负债的跨国境分散化；第四，获得外国银行的技术转让；第五，增强宏观政策的纪律性。
然而，经验研究却并未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增进国民福利、支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证据。
自由贸易的坚决支持者巴格瓦蒂（Bhagawati)也承认，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诸多论点并不适用于金融自由化。
一些研究虽然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但却发现不同条件下、不同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结果各不相同。
另一些研究则干脆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并未导致经济增长。
罗德里克（Rodrik)是这种观点的最著名代表。
总之，国际经济学界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并无定论。
退一步讲，即便“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也得不出中国应该“加速资本账户开放”的结论。
即便我们同意“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发展”，也不能得出中国现在应该实行零2关税的结论。
不错，资本管制确实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这并不能成为反对“资本管制”的理由。
事实上，现在发达国家都在拼命干预金融市场。
尽管资本管制存在不少弊端，但却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在近几年得到愈来愈多的认可，说明其必有存在的理由。
在详尽研究19世纪资本全球化历史的基础上，艾肯格林（Eichengreen）特别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之所以实行资本管制是因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管制可以隔断外部冲击对国内政策的影响，使政府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以兼顾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诸如维持充分就业。
资本管制可以给政府提供喘息时间，降低为维护汇率稳定而采取极端措施的必要性。
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的关系并非是两者经常“相互搭配”，而是在固定汇率事先已经给定的条件下，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辅助以资本管制。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管制已经不再是货币政策独立的必要性条件。
但资本管制依然可以减轻资本跨境流动对汇率的冲击，使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维持不必付出汇率急剧波动的代价。
三当前，中国为什么还需维持资本管制？或更确切地说，还不能过快放弃资本管制？第一，同国际经验一致，中国的资本管制使中国在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维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在长期双顺差条件下，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最近情况开始改变）。
由于国内始终存在比较强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现在股市泡沫已经破灭），中央银行自2003年以来执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升值预期、正利差和资产价格升值预期对外资（包括短期套汇、套利和资产投机资金）流入形成巨大吸引力。
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外资的流入必然造成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就必须更多干预外汇市场、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销售更多的央票。
如果不是央行在过去十几年中，通过资本管制相当成功地抑制了套汇、套利和旨在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利的投机资本的流入，中国在实行人民币渐进升值政策的同时维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是不可能的。
可以设想，如果放弃资本管制，在当前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将会如何积极地从海外融入资金，中国政府的紧缩政策又将何以维持？3第二，在金融市场尚不健全、银行体系仍脆弱的情况下，一旦国际投机资本在汇市和股市对人民币发起攻击的时候，中国将无法通过汇率和利息率的迅速调整，抵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即便不会发生严重危机，中国也会因为投机资本的套利、套汇活动而遭受严重损失。
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很可能会陷入一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第三，在市场缺陷依然严重的情况下，资本管制可以影响资本流入的数量、形式和结构，使中国尽量减少中国资产－负债表中的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使中国尽量减少因这种错配而遭受福利损失。
由于中国现行财政体系创造的激励机制的方向错误，地方政府常会费很大周折为地方利益大力引进外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符合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
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说明，所谓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金只不过是依靠美国为主的数十家超大型金融机构配置资金。
“皇帝没有穿衣”，依靠这些超大型金融机构和它们创造的天量金融产品及衍生品，资金的跨国流动不但没有实现全球最优配置，反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给全球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
第四，中国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所有权关系界定仍然不够清晰。
富人转移财产、贪官污吏和黑社会洗钱活动（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无法判断）必然存在，尽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资本管制毕竟对这类活动能够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否则，也难于向公众交代。
第五，“资本管制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
此话的意思是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因而最终不可持续。
但是，只要存在资本管制，中国政府和中国老百姓就可以掌握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稳定的自主权。
没有资本管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或某些重大事件，中国就会丧失稳定经济、恢复增长的主导权。
可以说，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特殊的不稳定性。
例如，经过几十年的总体上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广义货币与GDP比早已超过180％，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中国银行体系的各类存款已经达到80万亿元。
一旦资本管制彻底解除，即便并非在危机条件下，为了分散风险，公众必然会把相当比例的存款转变为外币存款或其他外币资产。
假设公众把其中的6万亿元存款转变为美元资产（可以对照香港和台湾的相应比例），就意味着将有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
如果这4种事情在短期内发生，其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四中国早已实现了经常项目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启动。
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新措施出台减少，但并未停止。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重新提上日程。
2002年－2009年，中国出台资本项目改革措施42项。
2009年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配合，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中国加速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所要传递的信息还有待推敲。
首先，“加速”是从物理学借来的术语，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速度“如何衡量？“加速”的具体含义如果不具体加以说明，很容易引起歧义。
其次，如果要证明现在应该“加速”，就必须说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即所谓“条件基本成熟”了（或我们对资本自由化和资本管制的认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至应该“加速”。
为使讨论更具操作性，应该说明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原来不能开放的项目，现在可以开放了（或原来可以不开放的项目，现在必须开放了），而同过去的开放相比，这种开放的广度与深度足以称之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加速”。
对于“当前中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的论证基本上是列举开放资本项目的种种好处。
如前所述，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有弊，资本管制同样有利有弊。
而两者的利弊的对比关系则随国内外经济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仅仅指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利和资本管制的弊，而不谈资本自由化的弊和资本管制的利则是片面的。
对资本项目开放和资本管制的一般性褒贬，并不能证明为何现在应该“加速资本账户自由化”。
但是，这种褒贬，却能够对一般读者产生一种现在就应该“加速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不太合乎逻辑。
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之所以说“出现战略机遇期”的唯一合乎逻辑——尽管可能错误——理由是“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当前西方企业的估值水平较低，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会”。
但是，自中国内地有股票市场以来，自中国内地有股票市场以来，大部分时间的市盈率都高于欧美市场。
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国内、外股市市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14年中，中国内地股市的市盈率历史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美国、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市场（这一研究未涉及欧洲市场，但实际上同期中国市盈率也远5远高于欧洲）。
如以市盈率的差距为尺度，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岂不早就到来了。
目前中国股市依然低迷。
进一步开放资本管制，例如扩大QDII配额或干脆放弃对境内投资者在海外进行证券投资的限制，中国股市将受到何种影响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海外金融资产价格普遍下降，同时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
西方国家的金融保护主义和制度制约也使中国海外金融投资难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