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 《中国：传统与变迁》

摘要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排外、仇外思想是与中国人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他震惊于郑和下西洋时面对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在他的意识里惰性十足的中国封建政府是无法取得重要突破的，没有西方工业社会的冲击，它是无法取得进步的。中国政府的麻木、固执、落后、封闭使得他们对富有活力、生机的西方社会的挑战反应迟钝。这些以西方为核心的论点警示我们正确认识自己从而正确看待来自他方的论述，从外人的著作中看其关注点、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正确理解这其中的差异，便于促进中外交流从而实现相互了解。

关键词：惰性优越感落后

初读《中国：传统与变迁》

《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本书写中国通史的著作作者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在这样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通史巨著中，固然颇多误读之处，但也不乏旁观者独特视角的另类解读，在其著作中有很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精准概括，他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传统，但是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相异，他对很多中国独特的现象难以想象，从而无法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外国史者研读中国历史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使是本国学者对于本国历史亦难以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己环境的的囚禁，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人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与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之事物影响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而限定我们所寻回的历史真理1这种限定并未否认历史的客观性，相反提醒我们时刻都会有陷入圈套的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尽量摒弃自身环境，从史料出发探寻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从个人的前提假设出发验证历史，歪曲史料。

在这部巨著中费氏采用“大历史”的视角，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定性为三大相继存在的帝国。第—帝国(奏一汉)、第二帝国(隋一唐)及第三帝国(元一明一清)。这三大帝国及其相互衔接的魏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区域性短期存在的汉族、少数民族政权—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王朝循环”（费氏语）。但是他并不把这一政权更替的过程看为天命兴衰的过程，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的规律性循环。他将这一过程解释为“历史怪圈”如作者在第四章的论述中指出：“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

1

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中。……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团难。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2这一王朝循环理论似乎将中国这一政权模式概括的非常准确，很是令人信服，但是这一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止步不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充斥着革新与进步，这一时期中的辉煌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王朝循环理论易于将人们导入这样一个境地，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就姑且这样认为）是一个不断重复如上所述这一历史过程的历史时期，这很容易使读者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它是一潭死水，单调、死板、没有活力。正如费氏所想，他在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就是这一结论的应用，在他认为中国社会无法走出这一“怪圈”无法赢得“进步”这一过程必须由西方社会来主导。实质上以这一模式及传统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些西方看待近代中西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均是以西方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解。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概述、定性甚至会使中国史家失去方向，这就警示我们正确认识自己从而正确看待来自他方的论述，从外人的著作中看其研究视角和关注点，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正确理解这其中的差异，促进中外交流互相了解。

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出现明显的史实错误，如他所讲的明、清皇帝均仅有一个年号，虽然在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皇帝普遍仅使用一个年号，以至于我们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可以说**期，但是稍熟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明朝英宗有正统、天顺两个年号。在书中第八章第四节对外关系中，费氏以为郑和七下西洋均发生在明朝永乐期，“永乐曾于1405年至1433年7次遣使出海远洋”3事实上，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德时期，而并非永乐时期，其实费氏也提到第七次下西洋活动发生在1433年，他只是没有核实这一年在位的皇帝是谁，事实上1424年永乐已殁……列举这些细小的错误，目的在于提醒我们在读外国史家的中国史著作时要着眼于整体而避免纠于小节（在这样一部由外国人著的中国通史著作难免会有史实的缺失、错误），我们应该着眼于其新的研究视角，提醒我们多方位的思考史实，探寻其研究方法、理论逻辑，实现互补，实现提高，成长自己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中令人信服的一些见解。费氏书“所谓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即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却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4我们无法否认费氏的这一论断，最有知识的人同时却是与社会生产脱节的人，当然士大夫阶层其中不乏平民阶层，又中国乡土观念沉重，更加重了这一阶层在官僚队伍中的比重。但是读书

2【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83-84

3【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224

4

和考试的费用并不是每个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尤其是在朝代末期吏治败坏（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横征暴敛）、生产凋敝，平民就更难有机会通过科举获得政治地位。这一部分通过科举制度晋升的官僚，他们自然不会与社会生产完全脱节，甚或其亲戚好友其中就不乏从事生产之人。但是这一比重毕竟是有限的，地主阶级，士大夫阶层则在出产官僚中占据相当大的比率。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交际、社会影响为他们提供更多可能。平民读书的愿望就是鲤鱼跃龙门脱离社会生产，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更好的从事生产。中国传统教学教给我们的是为人处世之道，是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意识观念。注重点从来都不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存环境。知识与社会物质生产脱节，没有发挥科学知识对社会生产的指导作用，我们仅有的科学也是通过实践得来的，（西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也是这种状况，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很多重要的发明都来自于技术工的实践活动，只是自此以后他们改变了这一格局）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普及教育，和培养技术专业化人才，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费氏概括我国近代国际关系制度的变革用的是“朝贡制度-条约体系”朝贡制度是我国封建时代早期同周边国家建立起来的关系格局，内容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等级秩序，在封建时期中国政府的观念里，中国之外的区域都是夷族之区，他们都是落后、贫穷、野蛮的，而中国则是先进、文明、富饶的。这种国际关系（这一概念在当时则是没有的）强调的是政治上的等级制（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建立在他国对中国政治上的臣属），重名不重实。这一体系表示着周边民族对中国的臣服和中国对周边民族的认可。如费氏语：进贡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边界上的相安无事。5文化上的归一、向心（扎根于中国以儒教为核心的文化，各国因仰慕中原的先进文化而自愿臣服），经济上的互利，（建立在朝贡贸易的基础上，给宗主国带来了各国的特产，藩属国也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但是其政治文化意义明显大于经济利益。通过册封，藩属国国王的统治具有了合法性，中国也获得屏障，军事上的依赖（只要藩属国各安其邦则中国很少干涉其内政对其动用武力，相反当属国受到威胁并向中国求助时，她还会给予帮助）。这样的关系维护了区域内的稳定与和谐。可以说，封建时期中国的朝贡体制是一个强调归一、和谐的国际关系体系。条约体系则是近代西方引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体系在中国得到确立，成为我国解决与他国争端的有效方式。这一体系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屠杀、掠夺，对中国而言是历史上永远摆脱不了的屈辱。在政治上民族国家的观念得以确立，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奴役与被奴役。经济上是赤裸裸的掠夺。军事上则伴随着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随时发起武力威胁乃至于战争。文化上的表现则是满满的鄙夷与嫌弃（中国人又脏又野蛮）。这一体系一开始并不受到中国的欢迎。近现代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人性、反文明的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平成为大家共同的愿望。解决这一战事的最终方式是签订国际性条约，并建立联合国以维持世界和平。这一方式成为有效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为人们所依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武力冲突带来的伤害。

费氏《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有很多，他拉近了西方与中国的距离，增进了了解。当然其中不乏不妥之处，对此我们应该予以指正，使得这一了解过程更加有效。

5

费氏提到了行商举债这一问题，述到因为缺乏追查债务的法律机构，西方商人对于这一问题无可奈何。可在戴逸先生所著《简明清史》中有讲清政府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决，政府惩治行商，变卖其家产以赔偿，仍不可赔付的由各行商分摊赔偿。以中国近代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所以笔者比较偏信戴逸先生的观点，具体为何还需由中、西学者共同努力，以正真伪。中有1868年作为满清一等使臣出使西方各国，在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较为平等的《中美续增条约》6一述。蒲安臣曾作为美国驻华公使，中国使节。签约时即是作为中国使节访问欧美国家，以疏通各国关系，但是无论条约是否平等，作为中国使节的蒲安臣本身是没有权利代表清政府与别国政府签订条约的。费氏说的如此理所当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有一些人和敌人合作有时也能缓和一下侵略者的残酷行为，不能说客观上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日本在30年代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招集到一批汉奸来统治中国的广大地区，也说明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群众性抗日的能力7这句话说得如此武断，汉奸的存在即代表中国不具备群众性抗战的能力？首先中国极少数人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中国，其次所谓的汉奸也并非都是事实上的出卖祖国，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入骨髓，没有人能做到毫无愧疚的出卖祖国。最后，事实上中国在30年代即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抗战。费氏这样讲显然是无视事实的。读这一类的论述会使人感觉愤懑。但是我们只能客观的还原历史史实，做到足够令人信服，以改变这些论述的影响，还我们自己一个可信的事实，还世界人民一个真实的中国。

费氏以《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概括中国悠久历史，对于外国读者熟悉中国有很大帮助，也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对于其我们要客观理性的看待，对于其提出的新的视角与观点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以上是笔者初次读这本书的一点拙见，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6【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37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