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八旗回迁老关外 花园酒满饮寄离愁

满八旗回迁老关外 花园酒满饮寄离愁

这一节，我们从京旗文化说起。 话说清乾隆九年(1744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一千户闲散旗人离开自己居住的百年老宅——北京顺天府宛平县草帽胡同里的一座座四合院，穿燕山、过山海关、沿松辽平原北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双城、五常拉林，建屯立旗，开始了自食其力、“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有事征调，无事耕猎”的屯垦戍边生活。此后，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二十四年(1759年)又有2000户北京闲散旗人移居到拉林、阿城地区，建立了32个京旗满族屯落。

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来，经过清初顺治、康熙、雍正帝100多年的发展，政治稳定、国运昌隆。没有战争和劳动，那些在京城的八旗旗人没有了生活依靠。有一些八旗散人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调拨北京闲散旗人到拉林，让他们到满族的发祥地学习农业，练习骑射，恢复本族旧俗，既能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又可延续国祚，是清代中叶实施的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这项决策始于乾隆九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持续近百年，成为清政府的国策之一。

这项政策，和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有一点类似。这些人类似于“北京的旗人知识青年”，他们带来了京城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于是，异于当时东北地区并带有浓郁京都色彩的特殊的文化区域出现在白山黑水之间。

花园酒成了当时这些“北京旗人知识青年”的钟爱，缓解他们的失落和离愁。同时，也使酒文化有了质的提升。

光阴荏苒，历史的脚步跨进了2000年。 250年的世事沧桑使这段北京旗人移驻东北的历史尘封成被人遗忘的往事，随同历史的风尘一同飘散而去。然而，一卷流散于民间的历史档案突然浮出水面，再次揭开了那段二百多年的历史，引发了世人的热切关注。

2000年7月，阿城市永源镇的一个满族农户家中的一册题为《拉林阿勒楚喀京旗原案》的近万字的手抄本被发现，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一册有关当时北京闲散旗人移驻今拉林、阿城地区的流散在民间的清代专项原始档案。 2000年9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和五常市政府联合组织专家，先后十多次实地考察了以拉林镇为中心的“京旗32屯”。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考察，考察结果令人振奋,它可能改变这块贫穷土地的面貌：虽然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沧桑岁月，这些当年北京旗人屯驻的村落布局、民族构成基本保持着原貌，而且民风民俗也保留着浓重的京旗色彩。在此先后发现了四千余件满族京旗文化遗存，有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族谱、谱单、谱图、诰命、军功牌，有康乾盛事之物“祖宗匣子”、《宝公龙江送别图》、妈妈口袋、满洲镶白旗赫舍里氏先祖画像等，另外，还有包括传说、歌谣、风俗、语言等大量的非物质类“京旗遗存”，这些遗存代表和反映了京旗文化的概貌，遗存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具，在国内外尚属罕见，堪称珍品。

这数批移民在祖宗的发祥地耕种劳作、繁衍生息，在与当地居民进行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后，便在黑龙江逐步形成了具有京都文化色彩的拉林京旗移民文化。京旗文化是黑龙江满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其历史背景深刻，文化内涵丰富，是黑龙江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五常市拉林镇是京旗文化的摇篮，至今在黑龙江五常拉林镇及周边地区还保留有当年旗屯布局的完整形制，而且副都统衙门、巴尔品故居、永海故居等重要的遗址仍在，在民间喝豆汁儿的习惯仍然保留，语言中的京腔京味仍可听到。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在全国，尤其是北京、黑龙江等地学界、政界得到广泛的共识。

乾隆皇帝1744年一道圣旨改变八旗子弟命运离开皇城根儿下的老宅

来到边陲过上“兵团”生活

和珅后人262年后黑龙江当农民

时间向前推移262年，公元1744年，农历八月廿三日，乾隆皇帝

一道圣旨，3000户八旗子弟相继离开了皇城根儿下的百年老宅，越辽河北上来到拉林。

此后，包括索额图、和珅、鳌拜、谭泰、付恒等八旗子弟的族人

们，在拉林地区按各旗方位建起24个旗屯，称为“京旗二十四屯”，这些戍边的八旗子弟，一边守护着清朝的北大门，一边务农自立，过起亦 兵亦农的“兵团”生活。

索额图十二代孙成了地道的农民

2006年1月4日，农历腊月初五，索额图第十二代孙何玉歧卷了

支旱烟，又和邻居付英儒杀了几盘棋。

63岁的付英儒的先辈是乾隆九年戍边到拉林的，但他已不知道自

己的满族姓氏了。付老说，自己家是小族没什么名气，他对何氏家族很是羡慕：“早年，老何可是正宗的正黄旗贝勒爷，索额图是康熙的老丈人，像我们这样的人见着都要问安。”

付老说的“早年”是262年前的乾隆年间，那时的何氏姓赫舍里，

何氏祖谱上记录着何玉歧是赫舍里·索额图的第十二代孙。那时，赫舍里氏在北京城的主要生活就是遛鸟、喝茶、听戏。

如今73岁的何玉歧是拉林镇红旗乡孤家子村的农民，他的主业是

种地，但在农闲时，下棋、抽旱烟、和族人们唠唠祖上的事儿，就成了何老的主要营生儿。

祭祀祖先谈论旧事大年三十拜“老影”

2000年，一本叫《拉林阿勒楚喀京旗原案》的清朝档案被发现，

档案记录了262年前索额图、和珅、鳌拜等家族大移民的整个过程。

拉林的八旗

后裔们从没忘记过那段辉煌的家族史。每到大年三十儿，何氏家

族就会跪请出“老影”（即祖宗的画像），族人会从各处赶来，一起祭祖，谈起那段历史。现生活在拉林镇双桥子村的和珅后人和氏家族亦如此。

何玉歧说，索额图的“老影”近3米高，1994年被盗。现在何玉歧

家保留了一张“老影”的复制品，何老把它卷好放在家里西墙上。何老说：“满族以西为大，„老影‟都挂在西墙上，所以在我们这儿，西炕是不能坐的。”，何老给记者讲起了家史。“我们祖上就是带着这张老影，在乾隆九年到拉林阿勒楚喀的。”

拉林镇的镇长贾洪林介绍，该镇各村的名字多以旗名命名，当年

的“京旗二十四屯”现在在拉林都可找到，比如现在的双桥子村就是镶红旗的头屯，和珅后人和英琦家就住在那。这些戍边八旗子弟也给拉林留下了大批历史文物，据拉林镇初步调查，仅珍贵文物就有3000余件。

讲话没有东北味勺子不能叫勺子

过节、结婚串门走礼叫“走事儿”，“走事儿”时，年长些的妇女进

门还行清时的礼。

在孤家子村，村民们讲话一点没有东北口音，年轻人的普通话很

标准，而上些年纪的人，说话都带着几分京腔。

为了不让记者犯规矩，在何家做客的付大爷京腔京韵地低声提醒：

“别说错了话，在这儿得管勺子叫马档子（音）。”付老讲，索额图的小 名叫勺子，为了避讳，满族何氏都叫勺子为马档子。

“我们这规矩大，现在年轻人不太讲老礼儿了，但„走事儿‟时一些

老规矩还讲。”付老说，“„走事儿‟就是过节、结婚串门走礼。„走事儿‟时，年长些的妇女进门还行清时的礼。”

保留嫁女“领生”传统爱喝黄豆豆汁

“你来得不巧，要是去年5月份来，正好能看见我们这一家嫁女儿，

都是清朝的礼仪，那场面，就跟看古装电视剧似的。”刚进屋的何老的小孙子何龙说。

在拉林几个满族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嫁女“领生”的传统，即杀黑猪，

杀猪前，向猪耳朵里倒酒，猪摆头了，就叫“领生”，说明神灵同意了这场婚事。

陪同记者走访的拉林镇宣传委员苏龙说：“如果5月份来，你还能

喝到我们这的豆汁儿。”

“提起豆汁都知道北京有，其实我们这的比北京的好喝。”苏龙说，

“北京的豆汁儿是加绿豆的，这的豆汁儿是用黄豆、小米等一起发酵制成的，样子像酸奶，比较稠，酸甜口儿。”

生下男孩绑布条“妈妈口袋”代代传

苏龙说：“拉林人讲排场，好面子，性格也直爽，一会儿到了双桥 子村，那的人也一定都留饭。”这点一后来果然得到印证。

到双桥子的初衷是走访和珅后人和英琦家，看看和珅“老影”。这

也是拉林8张„老影‟中，现存的惟一一张真品了。

但村民和英琦说，前几次搞研究的来看了几次，之后家里总有人

生病，这一定是祖宗怪罪了。

最后，记者只得到一张去年苏龙随哈尔滨社科院研究员来访时，

拍到的和珅“老影”。

双桥子村会计贾洪文见记者有些失望，便请记者到自家，请出贾

氏祖谱和“妈妈口袋”。

“妈妈口袋”是另一种形式的家谱，贾洪文讲，旧时满族家里每生

一个男孩就绑一个五彩线或蓝布条，男孩再有了儿子就在代表他的布条下再绑布条，有几个儿子就绑几个，女儿不计。

“一辈辈传下来，布条就成了一个树形家谱，把这棵„大树‟放在袋

子里保存，这个袋子就叫„妈妈口袋‟。”贾先给放“妈妈口袋”和祖谱的祖宗匣子烧香磕头，才打开让记者看。

贾洪文说：“我们贾氏满姓是嘉佳氏，也是清时的望族，有这张祖

谱时就有了这个黄色的„妈妈口袋‟了。祖谱上的满文记载，这个„妈妈口袋‟的主线是260年前留下的。也就是说，乾隆九年我们祖宗来拉林时 开始记录的，传到我这，已经是第十代了。” 简论清代京旗回屯思想

2008-01-14 10:17 京旗回屯，即移驻京旗回至东北屯田是清统治者运用官方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强制推行的一种政府性移民。其主要目的是使仰食于朝廷的部分京旗闲散与土地相结合，以此来减 京旗回屯，即移驻京旗回至东北屯田是清统治者运用官方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强制推行的一种政府性移民。其主要目的是使仰食于朝廷的部分京旗闲散与土地相结合，以此来减轻日益增长的八旗人口对清朝统治者所造成的沉重负担。对于这一问题，以往虽有学者发表过文章，但关于回屯思想却少有涉及，本文即试从这一角度加以论述，以期使人们对此问题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 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有其社会需求的，京旗回屯思想的出现亦不例外。其直接的起因就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清初满洲人入主中原后，规定旗人完全以军事为业，严禁从事其他各业。其生活所需全部由国家供给，并相继建立了份地制度和粮饷制度。为确保八旗生计，顺治元年（1644年）至顺治四年（1647），清政府先后三次在北京周围数百里之内强行圈占民地，并按等级分配给八旗。另外，还按八旗兵丁的不同级别发放不同数量的粮饷，俗称“钱粮”。其中包括“坐粮”，即每月一次的月饷和按季发放的季米，以及出征时发给的 “行粮” 。驻防官兵遇有出差或家有红白事件又可借银。除此，为减轻八旗兵丁的经济负担，清廷尚规定除兵役外，各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对满洲旗人采取如此的“恩养”政策，其目的无非是使八旗兵丁生活无虞，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军事作战，以保证大清帝国政权的稳固。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旗人的生活处于不断恶化之中。首先，清初的几十年的军事征伐，使八旗官兵困乏不堪。陈之遴在《满洲兵民生计疏》中讲道:“一有警急，辄劳满族远涉，或数千里长征一、二年。出兵之时，买马置器，措费甚难；凯还之日，马倒器坏，又须买补。满兵月饷几何？堪此重费？”可见，清初仍承袭了关外制度，遇有征战，八旗兵丁自备马匹、武器、盔甲和粮食参加战斗。虽然这些旗人分有土地，但由于长年在外，无法亲自管理生产，收取租税相当困难。可以说，个人的军费支出给长久征战的八旗兵丁带来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