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

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

李 鹏 近年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不断出现在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表述之中。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是在大陆领导人会见台湾政要的谈话中，以及国台办相关谈话中，都多次提到“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形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之中。2010年7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表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为此，在新形势下，要想将两岸关系新局面不断向前推进，要想使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得以巩固，就必须把握民族认同、利益联结、增进信任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

两岸命运共同体与信任的理论意涵 如何界定“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学术界有着各种讨论。大陆学者郭震远教授认为，两岸“血脉相连和休戚与共的关系，既是两岸同胞的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推动力量，也是这一共同体的最重要特点。在本质上，血脉相连和休戚与共，就是台湾与大陆联结的两根最牢固的纽带，这是世界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① 另一位学者王茹也表示，当我们说到命运共同体，便有着命运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涵义。② 要想完整理解“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意涵，首先就要从“共同体”的概念入手。 “共同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很多领域都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近年来已经出现被“泛用”的趋势。如欧洲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日本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东盟希望建立“安全共同体”；李登辉当年曾提出台湾人民是“生命共同体”，但后来又表示台湾和日本是“生命共同体”；在企业界、学术界，也有不少某某“企业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提法。“共同体”一词的泛用为我们厘清“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涵带来了困扰。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非常感性地描述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它像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③ 台湾学者江宜桦则指出，在当今时代，共同体之结合更注重建立在共同分享的基础或共同追求的目的上，并关注于内部构成分子之间的有机关联、沟通与分享、认同和参与。④ 上述两种论述，一个强调感性，一个着眼实际，都必须包含在我们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中。

从感性上说，“两岸命运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营造“两岸一家”的感觉，凸显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历史相承、文化相通、情义相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而从现实面说，两岸命运共同体又不能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不能没有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不能没有制度化的机制来保障。而且，从民族、血缘、文化、历史和情感上说，两岸同胞的确早已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但在现实两岸同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台湾部分民众对两岸命运共同体还有疑虑，并不完全认同，各种制度性共同体的建构更是任重道远。因此，“两岸命运共同体”既要强调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认同，也重视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更需要两岸同胞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扩大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的等领域全方位的交流，同时积极创造破解政治难题的条件，建立各种保障机制，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两岸命运共同体到底能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认同，能不能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不断巩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相互信任能否建立和深化。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被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⑤，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⑥。也有学者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心理状态。丹尼斯·罗素等人就提出，信任是建立在对另一方意图和行为的正向估计基础之上的不设防的心理状态。⑦ 因此，信任与共同体一样，是一个兼具感性和理性的概念。从感性角度来说，它植根于一种对别人的善意的预期或信心，是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行为；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信任又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接触，进行精确和理性计算的结果和产物。

在两岸之间，信任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和发展非常关键性的因素之一。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两岸长期的军事对峙、政治对立和社会隔绝，两岸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下各自寻求发展，双方互信基础非常薄弱。在两岸开放以后，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透过交流开始逐渐累积，但由于岛内的分裂势力不断公开进行“台独”分裂活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政治互信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两岸人民心理上的隔阂和不信任也并未消除。2008年以来，两岸在“反对台独”和“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互信，但这些互信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继续增进和深化互信，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两岸命运共同体同样必须建立在两岸同胞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信任的缺失会导致两岸对对方的政策和行为难以作出正向的判断，往往会从猜测意图、防范风险的角度进行思考，难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归属感。可以说，两岸同胞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两岸命运共同体就越稳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就越牢靠。这也是为什么两岸领导人在最近几年提出的多种版本的“十六字”方针中，无一例外地反复强调“建立互信”、“增进互信”或“累积互信”的重要性。当然，两岸关系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两岸建立和增进互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善意和诚意，更需要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几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族认同、利益联结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建构有着重要影响。

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深化信任的关系 一般来说，情感和利益是维持信任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培育和增进国家或地区间的信任，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这些解释来分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建构问题。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或地区间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因为它们的政策考量都是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的。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信任虽然难以产生，但如果建立能够改善信息不畅、增加透明度的相关制度，就会有效地促进信任产生。因为“制度是利益的产物，利益相关性是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⑧。因此，利益联结和共同利益能够促进制度形成，而制度可以培育信任。建构主义更进一步认为，信任与身份有关，信任容易产生于有“共有观念”的朋友之间。建构主义代表性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则明确提出，影响安全共同体集体身份形成的变量有四个：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⑨ 因此，有学者总结认为，具有共同命运和利益相关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如果彼此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遵守和尊重相同的规范，就会有效地培育彼此之间的信任，在行为上做到自我约束，从而形成某种共同体。⑩ 从上述对“信任”概念的理论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信任的产生与身份认同、利益联结和制度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能否建立起信任，不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也反映某种情感需求。一般来说，同质性的身份认同是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影响两岸建立和增进互信的关键因素。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曾指出，多元共同体的维系在于一种认同，一种基于“我们的”情感联系，从而使得同质性成为共同体内部信任形成的核心要素。(11) 两岸命运共同体能否得以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两岸同胞提供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能否赋予这种认同以牢固稳定的基础。对于两岸来说，同质性的身份认同可以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不同领域、多个层面来认知。就目前来说，两岸在上述领域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管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如何极力否认，两岸之间在民族、历史、文化上的血脉相连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两岸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密切联系也已被过去二十多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绝大多数两岸同胞都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缘，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命运共同体信任建构的情感基础。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岛内的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分裂势力不断通过煽动省籍族群的对立，鼓吹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推行各种“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的政策，企图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混乱和分裂，进而影响到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建构‘台湾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12)。但是，“台独”分裂势力的上述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根据台湾远见杂志2008年6月、2009年7月和2010年3月所做的民调，分别有77.2％、80.2％、79.6％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三次民调都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访者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对2010年3月民调的跟踪分析中，其中泛蓝立场的民众有93.1％，中立民众有75.1％认同中华民族，连泛绿立场的民众也有70.1％认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员。(13) 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绝大多数台湾同胞心中依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台独”势力离间两岸民众民族情感的做法是徒劳的，这也是马英九当局在上台后，能够承认“九二共识”、公开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重要民意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0年4月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巩固和增进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保证。只要两岸双方都能从两岸同胞一家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14)

除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之外，两岸日益密切的利益联系，不断增强的共同利益是两岸命运共同体信任建构的现实基础。现实社会中很多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郭震远教授甚至认为，无论当前世界上的“共同体存在多大差异，在本质上却具有最基本、最重要的相同点，即所有这些共同体都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种各样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受到追求共同利益的强烈推动而形成和发展的”。(15) 两岸命运共同体在强调两岸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同的文化渊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共同的利益基础。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两岸关系形势的发展对台湾民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心态产生影响，单从民族情感的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已经远远不够。我们更加需要将民族情感融入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福祉中来体现，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