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原题：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衰落和倾覆）

[译者说明：大标题和小标题是翻译时所加。关于苏联经济的崩溃，国内报道不少，但讲清的不多。此文作者马尔采夫用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的戈尔巴乔夫，如何“必然地”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反市场化的苏联“改革”，如何最终引发了整个经济的崩溃。也许有人会说，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式“改革”只是一个偶然的政策错误，但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觉。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缺乏利润动机的激励，经济活动失掉了内在的动力，因此就需要外部的压力来迫使经济运转，这就是命令经济之必然性。戈尔巴乔夫的一整套运动式“改革”只不过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这一内在的矛盾及其不可调和的性质。回顾当年曾热销中国的《改革与新思维》也不难发现，其中谈到国内问题的部分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当中，涉及经济事务的就更少了，且大部分都是在表达愿景和喊口号。了解苏联的教训，一定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伟大和不足。]

英文标题：The Decline and Fall of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State

原文网址：/daily/3105

作者：尤里·N. 马尔采夫（Yuri N. Maltsev），曾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团队中的一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一名改革派成员。1989年他叛逃后移民到了美国。现任迦太基大学（Carthage College）经济学副教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写作了《给马克思的安魂曲》（Requiem for Marx）。本文是马尔采夫为此书所写的导言。

苏联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展示着列宁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威力无比，因为它是真理”。我第一次遇见卡尔·马克思是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打开课本就在第一页上见到了他的画像。老师指着画像说：“捷久什卡马克思（俄语：马克思爷爷）。”我被震惊了，因为我的两位爷爷都早已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去。我飞奔回家，告诉我奶奶，她错了，“我还有个爷爷呢！”我说，他有一把大胡子和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看起来就像弗洛斯特老爹”（在俄国，圣诞老人叫作弗洛斯特（Frost），被视为俄罗斯的保护神）。

苏联人怎么理解马克思？

生长在苏联，这些小时候的张冠李戴很快就会被清除掉，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经历，不管什么年龄、阶级、社会地位和民族。甚至监狱里的罪犯，包括死刑犯，也要学习“伟大的解放导师”的“光辉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苏联用173种语言出版了4.8亿本。其中许多都出口了。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政治出版局雇请的印度翻译，他参与将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成马拉雅兰文（印度西南部沿海居民讲的一种接近泰米尔语的语言——译注）。他抱怨，由于苏联宣传部官员找不到另一位马拉雅兰文翻译来和他对勘译文，项目一拖再拖。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理论。它还假称要给自然、生命和社会提供普遍性的解释。[1]当然它也被用作对付私敌的致命武器。例如在谢尔盖·瓦维洛夫（Sergei Vavilov）一案中，瓦维洛夫坚持“由天主教僧侣孟德尔发明的伪科学”遗传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后被饿死。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死亡数字达到了1亿；鲜血从俄国流淌到柬埔寨和捷克斯洛伐克。

仇恨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其追随者的主要动力。列宁把政治视为害虫防治的一个部分；他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蟑螂和吸血蜘蛛，也即阻挡其政治野心的芸芸众生。西方的圣徒传作者们则掩盖了马克思主义者们这一暴虐的残忍，恰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所证明的那样。

列宁主义者与西方的政府干预主义者的一个公分母是，他们都信奉垄断问题乃是所有制问题；出于贪婪的垄断行为是有害的。这些制度压制了科技进步，污染了环境还导致了其他反对公众福祉的阴谋诡计。然而，政府垄断却被奉为道德的和正直的；他们用“社会利益”代替了“贪婪”的牟利动机。然而，经营和管理公共部门的官僚们并不比经营和管理私人商业的人更不自利。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由于缺乏由私有财产和竞争所造成的对成本的制度性约束，他们（指官僚——译注）不像私人企业家，并不对他们的行为和经营活动负有财务责任。计划制订者和技术官僚的开阔心智由于缺少市场信号，无法解决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以及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和苦难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西方的干预主义的强有力警告。“我们都应该对苏联心怀感激，”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说，“因为他们决定性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行不通。没人敢说他们缺乏足够的权力或足够的官僚管制或足够的计划者，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走得足够远。”[2]

与西方不同，凡是在马克思主义信条成为反宗教教条的地方，在苏联就越少人信奉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经理不信，教授不信，记者不信。[3]并不是他们非要这样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寻租或强制控制的工具，而非诚实者坚守的理念。

苏联已不复存在，曾经折磨东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大塑像以及他们思想体系的美名也同样灰飞烟灭。本文集便是给马克思及以他的名义创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安魂曲。如同葬仪一般，我们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历程。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葬仪，我们不是在天真地回顾往事，因为就目力所及，马克思主义乃是“观念产生影响”这一格言的绝佳例子。没有什么观念能在这个世纪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了，这可不是在给知识分子阶层说好话。

奥地利学派与苏联的教训

要计算俄国社会主义实验的机会成本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能力。但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大清洗和古拉格造成的死亡数字，据俄国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Roy Medvedev）估计，就达4100万人。诚如一句俄国格言所说：“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它从不教给我们任何东西。”

“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近在苏联和东欧崩溃了，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并在壮大，”[5]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说道。它将给经济自由和生活品质带来致命的危险，并将影响将来的世世代代。

参与撰写本文集的作者都遵循着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及其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75年）所奠定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强调一种演绎的方法、选择的作用、经济事务中的不确定性、协调经济行为的市场价格的力量以及私有财产如何构成了理性计算的基础。奥地利学派也是马克思学派历来厌恶的对象（bête noire）。远在其他学派着手领悟马克思方法的严重缺陷之前，奥地利学派就已经凭其强大的思想力量揭露了它的谬见和危害。卡尔·门格尔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摧毁了马克思的资本观念，F.A. 哈耶克（F.A. Hayek）揭示了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不相容性，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则打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核。[6]

正是米塞斯的批判被证明是先见之明。在他写于1920年代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他认定社会主义经济完全无法被恰当地称作“经济”，因为这个体系没有提供任何手段来理性地配置资源。它消灭了资本品中的私有财产，从而也消灭了孕育出价格的市场，而正是依靠价格才能计算盈亏。理性的经济核算的缺乏，以及对这一缺乏的制度性的强化，阻止了对合理使用、机会成本及资源配置的各项选择作出任何真实的评估。“一旦放弃对更高层级商品的自由的货币定价观念，”米塞斯写道，“理性生产就完全不可能。”一个工业化经济的中央计划者将发现自己永远处在无穷无尽的混乱和无知之中，这正是“黑暗中的无尽摸索”。

还在世界终于确信这一点之前七十年，他就说：“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会有成百上千的工厂在运转。但只有当中很少的工厂会生产出适用的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都将是半成品和生产品（production goods）……所有产品在被使用前都要经过整个一系列的生产阶段。但是，在这个艰辛劳累的过程中，主管当局将无法检测他们的轴承产品（bearings）。”

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让我能够证明这一预言的真实性。在一个经济体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需要经过若干生产环节。自然资源使用得越多，运用的技术越复杂，生产的环节就越多。然而，因为无法透过生产过程观察到消费欲求的最终目标，苏联社会主义只能生产军工产品、无用的产品，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而消费者却无法获得必需品。[7]

在1980年代晚期，当公开性（glasnost）运动允许苏联经济学家发声时，他们确认了米塞斯早已宣布过的死刑判决。正如马金·玛丽雅（Martin Malia）所说，“通过尼古拉·什麦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