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摘要：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

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也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而是将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通通视为朝贡国来对待，直到鸦片战争才迫于世界形势作出变革。

一、外交机构的演变1、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政府，没有国家概念，中外关系是建立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之上，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将所有与之交往的国家一律看作藩属国，缺乏平等的外交、通商关系。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国家曾多次来到中国，想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但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清代以前的中国由于没有和外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求，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与其他国家的来往基本上由礼部负责。

2、清王朝雄踞满洲时，为了笼络蒙古王公，设立了“蒙古衙门”，后来改为“理藩院”[1]。

清王朝所面临的对外交往事务，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中原王朝，北临强大的俄国，南邻从海上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

客观情况的变化，决定了国家机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对外交往的事务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承担。

理藩院掌管西南、西北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并负责与俄国的交涉。

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后，理藩院的部分外交职能并入总理衙门，理藩院只负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事务，不再负责对俄交涉，其在清政府机构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总理衙门设立前，清朝主要的外交事务由礼部负责，包括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国家事务，以及从东南海路、陆路而来的原中国藩属国事务。

3、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

清朝政府虽坚持地方政府不得与外夷交往的传统定制，但在通商口岸地区，地方督抚事实上已被卷入到“夷务”中去。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拥有88万军队的“天朝上国”败给了只有几千人且长途跋涉远道而来的英国殖民侵略者，其政治上腐败无能，经济上财政拮据，军备废弛的状况完全暴露。

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强攻之下，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派遣钦差大臣与之议和，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

资本主义国家对清政府由地方官员办理对外交涉、交往，而没有中央级的外交机构的状况极为不满，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级专管外交的机构势在必行。

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

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办理对外交涉、通商等事，凡与洋务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

清政府在京师设立了中央级的外交机构，但就其主观愿望而言，并没有长期与列强进行外交周旋的思想准备，仍想尽可能地保持传统的部院机构格局、旧有的理藩遗制。

在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下，由于清政府及总理衙门大臣的腐败无能，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和灾难，但是，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来看，总理衙门的设立又有重要意义。

首先，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4、总理衙门设立之初，西方国家驻华使节普遍表示欢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国各种侵略势力的逐渐深入，他们对总理衙门越来越不满意。

20世纪初，清朝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是因为：而是过渡性和临时性机构，官员也多为兼差，办事效率低，官僚作风和官场习气严重，引起动中，许多外交事务是由南、北洋通商大臣所掌管。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既然当时的清政府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须同西方列强交往，那么清政府就不得不适当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制度，以便与世界接轨，和西方列强趋同。

外务部存续期间，在处理对外交涉方面，基本顺应了时代潮流，实现了中国外交形式而不是外交实质内容的近代化。

二、近代中国外交转型原因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由传统的朝贡制度开始向近代外交转型，接受西方近代外交理念。

这不是清王朝自觉选择，而是外忧内患的逼迫，在惶恐困惑中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首先，打破了“华夷秩序”，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是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主要思想背景。

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是宗藩体制，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对外关系模式，即华夷秩序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比周边国家和民族发展拥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再加上对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缺乏了解，故认为自己是世界文化和地理的中心。

因此中国称周边少数民族和所有的外人为“夷”，这是中国远古以来的习惯。

中国的皇帝就是天下的共主，即宗主国，外邦各族只有自视为藩邦属国才有资格同中国交往。

中国作为上国，有责任保证“藩属国”的安全和稳定，但对“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一般不干预，只是在新君即位时予以册封，“藩属国”则定期派员朝见中国皇帝，奉表称臣，进贡方物。

这种传统的宗藩外交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在对外关系中首要维护天朝体制，其次是要坚持以理服人、以信义为本的传统准则[2]。

明清时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统治者将这种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

明清王朝统治者也由此生成闭目塞听、盲目虚骄自大的天朝上国意识。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东渐而至天朝大门之外时，不谙世界大势的天朝君臣未能对已发生了巨变的世界形势做出清醒而迅速的反应，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巨大的灾难，失去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进步时间。

特别是清王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蛮夷”，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统治者更想利用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论”来加强自己的正统性、合法性。

清朝统治者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更加确信儒家学说，极端排外，更加顽固地执行和强化中国中心论，以传统对夷狄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各国。

这种做法使得迫切想要打开中国市场的英法等国感到屈辱，没有受到主权国家交往中应有的尊重，因此，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地改变这一状况，要求取得与清朝官员“平等”交往的权利。

但清政府却始终将英美等国的要求归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

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是人类历史跨入近代大门之后，欧洲各国，特别是那些强国，在与别国交往时，并不承认他国独立主权，而是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抽象化，将其对其他较为落后东方国家进行的商贸经济侵略，政治、军事侵略通通归结为维护其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正义”行为，是强权政治、炮舰外交。

这一外交理念，成为后来西方列强对待东方国家和民族的最主要的政策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对外关系格局被改写。

其次，外交官员的努力是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坚实基础。

近代中国外交的演进，与外交官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奕、文祥、桂良等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郭嵩焘在屈辱中就任驻英国大使，揭开了近代中国向外遣使的序幕；外务部的经营，使中国外交更具专业性；中华民国时期陆征祥对外交部的规范化建设，使外交部与国际接轨等。

正是有了这些外交官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近代中国构建起近代外交制度体系。

曾纪泽出使俄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据理力争；杨儒为收回被八国联军侵占的东北三省，顶住威逼利诱，使俄国霸占东北三省的计划落空；1915年巴黎和会上为了收回山东，顾维钧慷慨陈词，赢得了各国的尊重。

这些外交官为国家、民族的尊严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中国新一代的外交家开始崛起，并创造了与外国争国权的历史。

这些外交知识丰富的外交官，使得中国在外事艰涩之际找回民族尊严。

最后，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起了双重作用。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的对外交涉作出了规定：要求互派公使、在通商口岸地区设领事，将近代外交制度中的使节制度引入了中国；要求中西官员直接交涉促成了五口通商大臣的出现等，将近代外交制度的一般交涉规则强加给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制度转型的开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中国遣使西方各国，中国皇帝按照西方近代外交规范接见各国驻华使节，1875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近代中国外交制度中的使节制度出现。

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西方列强要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将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建设向前又推动了一步，使中国具备了近代外交制度中的中央外交机构的一般特征。

辛亥革命后，中国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所谓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华民国借近代外交手段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愿望并未实现，在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平”大会时，中国依然是列强砧上之肉。

西方列强将其外交制度强加给中国的过程，就是他们不断在华攫取特权、损害中国主权的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外交走向近代化，反抗外来侵略，追求国家独立的过程。

三、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

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这既是中国的进步，又是中国融入世界无法回避的选择[3]。

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近代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国的国家地位得到认可，并开始全面恢复主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

总的来说，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是成功的，为中国走出东亚，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建立新型国家关系，融入世界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1]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2]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