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大辩论-林毅夫vs张维迎
被忽视的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再反思
被忽视的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再反思作者：宋磊来源：《文化纵横》 2016年第6期宋磊参考政治学家讨论政体问题时所使用的句式，产业政策论战的焦点可以概括为“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由于相关的政策实践涉及多个社会科学领域，所以相关讨论不但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而且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
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
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
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
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
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
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观点的评析
令 性 计划 和 指 导 性 计 划 ）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计 市场 发挥 的作用大 小问题 。
划 、 产 业 扶 持 计 划 、财 政 投 融 资 、 货 币 手 段 、
一
、
林 毅 夫 的 观 点 阐 述 及 评 价
项 目审 批来 实 现 。 ｕ 产 业政 策 是 为 了实现 经
常鲜 明：我们 讨论 的重 点不应 该是 “ 政府 要不
一
个 吃螃蟹 的企业 家 ，这样想 进入 的企业家 才
要 干 预 ” ，而 是 哪 一 种 政 府 干 预 能 够 促 进 经 济 会 去 冒 这 个 风 险 。 其 次 ， 新 产 业 的投 入 和 开 发 的 发 展 ， 哪 一 种 干 预 会 导 致 经 济 失 败 。林 毅 夫 所 需要 的 资本 规模 和风 险会 比原来 的产 业大 得 以 我 国 的 计 划 经 济 和 改 革 开 放 为 例 说 明 了 政 府 多 ，所 以 需 要 能 够 动 员 更 多 资 本 并 且 能 够 有 效
市 场 纵 横
林毅 夫张维迎产业 政策观 点 的评析
■ 文／摘 要 ：２ ０ １ ６ 年１ １ 月９ Ｅ ｌ ，国 内两位 经济 学 家林毅 夫和张 维迎 就我 国产 业政 策展 开 了激 烈 的争论 ， 引 发 了学界 的 讨论 。在 北 京 大学举 办的 产 业政 策 思辨 会 上 ，林 毅 夫认 为 经 济发展 要 靠有 效 的 市场 和有 为
从林张之争看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从“林张之争”看到底走什么发展道路？摘要：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为武器，论证了政府主动的经济政策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意义；张维迎继续坚持“市场派”。
林毅夫当下被一些人视为“主流经济学家”，他的某些观点也早已被决策者所采用，感觉林毅夫论证逻辑性更完整。
但是，这么多年的刺激，出了这么多问题，造就这么多隐(quan)性(gui)富豪，我们的刺激意味何在？还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产业政策吗？关键词：林张争论；产业政策；政府的定位；市场主导1 引言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二人面对面进行了一场关注度极高的“产业政策”之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持续发酵。
双方是中文经济学者中非常知名的两位，他们争论的点是，中国要不要实行产业政策。
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上，张维迎认为创新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应该取消一切产业政策。
随后，林毅夫指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必须要的。
张维迎对此再次撰文，痛批林毅夫犯错了四大错误。
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再次撰文，驳斥张维迎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林张之争”不仅仅是产业政策中可有可无的争论，他们两位已经争论了20年，从最先关注政府和市场、中国的改革会怎么走等等问题，他们俩的争得由来已久。
对于这场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争论，还有人认为他们俩的争论根本不是同一个命题的争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场对产业政策的争论本身就是伪命题，关键是找到两者的边界在哪里等等，各种评论都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和对社会的讨论，所以我认为这种行为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建国后不久模仿苏联开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直至今天，苏联已经轰然崩塌十几年，中国的五年计划仍在继续，今天正是十三五计划的开端。
“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国家重点扶持项目”这些词从来不绝于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以至于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思考，产业政策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对经济发展有利。
产业政策思辨会（速记稿）
产业政策思辨会（速记稿）开场主持人：感谢大家今天下午来参加我们这么重要的盛会，可以说我们国发院这么冷的天，坐在这个场地的人是最幸运的，因为楼上是主会场，楼下三个分会场，就算这样还是不能容纳那么多热情的听众。
所以今天开通了四个直播平台，腾讯、新浪、财经、财新，你们可以告诉朋友们这四个直播平台。
因为有直播，所以我先宣布一下纪律。
首先手机调静音或者关机，其次我们在主会场的听众尽量减少走动，减少发出声音，感谢大家的配合。
我相信你们签到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了手卡，在听会的过程中如果有提问可以写上，然后慢慢传到这边，收集之后给黄益平老师由他选择提问。
所以今天整个流程会有林老师和张老师先进行独自的阐述，由黄益平老师主持问答环节，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次思辨会的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
黄益平1：谢谢陆女士把应该说的狠话都已经说掉了，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对大家表示欢迎。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而且很可能会被写入历史的。
大家也到看到了这是我们第72场的朗润·格政活动。
今天参加辩论的两位老师，林老师和张老师我相信不需要做太多的具体介绍了。
但是前两天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说这两位教授应该是在经济学家的光谱当中分出两端的两位学者，后来我说其实你只是了解了这个故事的一方面，其实这两位教授有很多共同之处。
第一，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两位已经活跃在政策研究的第一线，都是非常活跃的智库的研究人员，他们也曾经都到海外去留学，而且他们的老师都曾经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觉得更重要的他们两个一起做的事情，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和其他四位学者一起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今天他们都是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
同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是很深刻的思想者，都对现代经济学，或者我们说的传统经济学在做深刻的反思，只不过对一些问题，包括今天要讨论的产业政策问题形成了非常不同的思路和非常不同的结论。
林毅夫张维迎之辩
林毅夫张维迎之辩作者：张小红来源：《支点》2014年第09期“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是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青年时期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偏见”并不是贬义的，而是超出一般见识的偏见；“一意孤行”，也并不是“孤行”，是基于自己独立判断的思想和行为。
这句青年徐悲鸿的话可以为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论争写下一个有趣的注脚。
一个多月前，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多位著名经济学人在上海参加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
会上，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思想碰撞，交锋频仍。
交锋核心在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之手到底应当放在哪里。
林毅夫认为，政府必须有所为，政府需要为企业家的产生提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
张维迎认为政府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是给人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君子和而不同，张维迎的观点是，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制度环境。
一是给予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二是稳定的预期。
最重要的是用法制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
“政府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给任何企业优惠。
”而林毅夫认为，“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经济学人最喜爱的事之一是回到经典，最好是回到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张维迎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认为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
而林毅夫认为，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10的2次方，不到3次方，而现在是10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林毅夫举例说，所有美国重要的新的产业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比如Google的计算方法是NSF（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
而张维迎反驳说，“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也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经济学大家道格拉斯·诺斯在1981年提出诺斯悖论指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
辩论场内外的张维迎和林毅夫
瞬间 ： 一个 雾霾弥散的 下午 ， 两位 中国经
济 学人 曾 以 如 此 “ 和 而 不 同” 的 方式 ， 为自 己的 学 术 主 张公 开 而 大胆 地 辩 论 ， 勇敢 而 坚 定 地捍 卫 自 己的 学 术理 念和 价值 ， 也捍
来看 ， 标的并 未产 生太高的盈利 ， 甚至 营 业收入 都是 采 自东方 网络 ， 存在 标 司由上 市公 司重金“ 供 养” ． 再 高价 转
落空的可能 注麓 ：
东 方 网络 此 次 并 购 标 的 溢 价 惊 人 ， 从
场 中 国 产 业 政 策 之 辩 又将 持 续 多
久 ？ 多年 以 后 ． 或 许 人 们 依 然 会记 得 这 个
十八 大以 来， 赵 黎 平 是 第 一 个 被
享 ， Ｊ 处死刑不缓刑的“ 大老 虎” ， 他 不 会
常赵 黎平 故意 杀 人 、 受贿 、 非法 持有 怆支、 弹药 、 非法储仔爆炸物案 ， 认定
被 告 人赵 黎平 犯故 意杀 人 罪 、 受 贿
关ｉ ￣ｆ ｌ ＇ Ｊ ， 是， 早 ３月＿ ｜ ｊ ＞ ， 许晴 、 陈建 皱 、
勤、 王学兵 等４位影视演 况就纷纷 “ 未
卞 术 被夫 池仃 】 同 为北 大学国家 展研 究 院教授 ２ ０ 年间 ． 产业 政 策成 为政
可 能 是强 渊 产业 政 策 最 的 国家 一
脚刊注疏 ：
一
罪、 非 法持 有伧 支弹药 罪 、 非法 储存 爆炸物 罪 ， 决定执 行死 刑 ， 剥夺 政治 权 利终 身 ， 并 处没 收个人财 产人民 币
二 百 万元 。
厨 注 ：
金“ 供 养” ， 再 高价转卖给 上市 公司 的 令人 生疑 ， 上述 影 视演 员的如意 算盘
仅仅是“政策”之争吗？———方法论视角下“产业政策之争”再回顾
仅仅是“政策”之争吗？———方法论视角下“产业政策之争”再回顾◎葛浩阳内容提要 虽然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争”热潮已经过去，但是反思这次争论本身，会发现问题本身并未得到解决。
本文在梳理双方四个回合辩论的基础上，认为双方在现象层面的“政策”之争，根源在于所持方法论的不同，而这种方法论上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归纳法和演绎法、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等多个方面。
在剖析了双方辩论中各自所体现出的方法论和论证逻辑之后，本文对张维迎的演绎论证命题提出了进一步的反击，并通过将证伪主义的“试错法”置换到林毅夫的命题上，为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逻辑上的支撑。
最后，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比较，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ＧＩＦＦ框架对于指导产业政策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产业政策之争 方法论 奥地利学派 新结构经济学〔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２１－０９一、引言自２０１６年８月开始，张维迎和林毅夫分别就产业政策进行了多回合的争论，并从最开始的隔空喊话发展到后来面对面的现场辩论，整个过程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论辩双方的表现也精彩纷呈。
从事件之后的效果来看，这次“产业政策之争”不仅触发了学界关于问题本身更大范围内的思考和讨论，也让媒体、公众等相关角色参与到此话题的交锋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张维迎和林毅夫这次的“产业政策之争”，已经从经济学学科小范围之内的争论扩大成为一次不小的公共话题，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虽然目前来看，热闹的争论已经过去，但论辩双方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却似乎并未因此次争论而有任何改变。
如果在争论的热潮退却之后对争论本身进行一定的冷观察和冷思考，我们会发现一个颇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辩论，最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或者说，为什么论辩双方自始至终都好像是在“各说各话”，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论辩双方的分歧到底在哪里？难道在此一问题上真的没有一个是非的定论吗？本文在总结、回顾此次“产业政策之争”的基础上，将从方法论角度对此次争论做出另一番解读。
超越经济视角看产业政策——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评论
定128129国通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继续着初步建立起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步伐。
以机械装备工业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先后在开发出的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机械装备如万吨水压机等。
这些成套设备作为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产业政策的成果，也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国防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也正是建立了这样的国民经济基础，中国在自力更生条件下研发出两弹一星，迈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步，也为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国防、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独立自主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但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包括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技术先进”，形成了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的思路，即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实现国产化，再实现自主开发的指导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
同时，对于中国的自主开发不信任。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先后叫停了许多自主开发重大项目，包括大飞机、轿车、核电站为代表的支柱型产业，转向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技术现代化，走上了“用市场换技术”来实现现代化的路径。
这种思路对开展自主开发的产业造成极大破坏，被放弃的不仅是具体的产品开发，更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基础，甚至是散掉了技术团队，背弃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所形成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核心的精神。
事实证明，技术是换不来的。
通过引进外资不仅换不回关键技术，就是一般技术的关键环节外资也不会轻易转让。
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方面快速地工业化，另一方面制造业领域依旧停滞在加工制造这个环节——用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换取极低的附加值。
到2005年，中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球500强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在5％～10％之间，而中国500强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1.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术受控于人；中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但出2017年，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的大飞机C919在全球首次亮相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方面快速地工业化，另一方面制造业领域依旧停滞在加工制造这个环节——用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换取极低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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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原汁原味：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实录澎湃新闻见习记者韩声江【写在前面】11月9日，初冬的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中，一场备受瞩目的辩论正在进行。
这场辩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的震动，至今仍未平复。
辩论的内容是中国是否应施行产业政策。
辩论的双方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现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国发院的前身正是林、张等六位经济学家于1994年一起创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辩论过程中，林毅夫不断地强调此前媒体对他观点的误读，“很多东西在网上我看到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我郑重地说我是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
”他慢慢地铺陈着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六步增长甄别法”、“产业政策的五种分类”，试图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出一剂追赶发达国家产业的药方。
“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张维迎则用自己略带陕北口音的普通话向林毅夫的理论体系发起进攻，“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逻辑矛盾”、“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等PPT标题一经抛出就让人嗅到了一丝火药味。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
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面对张维迎的质疑，林毅夫一再重申，“张维迎反对的那些产业政策我也反对”。
在林毅夫看来，他的理论中除了国防安全产业没有一种是需要补贴的。
除了国防安全产业，也没有产业是由政府选择的，都是企业家主动进入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批我，还是在批我也在批评的产业政策”，“你老是批评我没说的事，把罪名加到我头上，我觉得我好冤枉。
”分歧的根源似乎在俩人对“产业政策”的不同定义，林毅夫一直强调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科研，而张维迎则将范围限定在政府“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正如张维迎所说，他们二人此番争论的背后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前者将市场看做资源配置的工具，故有政府用有限资源达到最大效果这一追求。
后者则将市场看做一个认知工具，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非均衡，企业家才是其中主角。
这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争并非是中国的独特产物，辩论双方背后伫立着经济学两位鼻祖人物——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与哈耶克就曾对“政府应否干预市场”展开几轮大战。
1933年，凯恩斯将一本名为《通往繁荣之路》的小册子寄给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之后罗斯福新政带美国走出了大萧条。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伴随70年代英美经济滞涨，自由主义重获青睐。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这两双手就不断地拉扯着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
巧合的是，距林张二人辩论三年前的2013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似乎和这场辩论遥相呼应。
在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结束时，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说，“我们并不指望一场辩论可以解决产业政策的争端。
”今后若干年，是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是林毅夫还是张维迎？这样的争论想必还会在中国响起。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序言中写道，“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人都别想超越它。
”澎湃新闻（）在辩论当天曾实时发出速记稿。
现特此发出全文校对稿，以飨读者。
辩论开始前张维迎在办公室中准备底稿。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韩声江图林毅夫阐述部分：“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举办这次讨论会。
我要特别感谢张维迎教授，我们两个人应该讲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对国家发展的这种责任感，我们各自把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提出来。
我想我们两个人大概可以说是做到“不同而和”，因为我们其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对于学术又是非常认真的学者，因此有不同的看法就讲不同的看法。
我想也只有这种非常直接的、针锋相对的讨论，大家的学术才能够进步。
我也非常感谢媒体和学术界对我们不同看法的关心，当然在大众传播当中，有时候传播会有一点刻板化，会有一点卡通化，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但是在这种卡通化、刻板化流传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在网上我看到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
因此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两个人面对面，有那么多学界的朋友、媒体的朋友、网上网下那么多人，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阐述我的看法。
我想谈的标题是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
我想从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在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黄益平教授给我一个任务，他说你讲你的看法之前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产业政策。
我觉得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平常会各说各话，谈话过程当中争论的就没有交集。
根据我自己的定义以及我在国际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所看到的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
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
另外有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某种产业给那种产业垄断权力或是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必须有特许，等于限制竞争，让这个产业有比较高的利润。
有时候政府也可以对一些新的产业用采购的方式，只要产品研发出来，政府就给予采购，让它可以比较快的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
有时候有一些强制规定，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在美国就规定到2020年、2025年的时候，石油当中必须用低碳有机石油的比重多少，这样会诱导那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这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政策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有的用一项、有的用两项、有的用更多项，但只要有当中一项是针对特定产业的，那样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根据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韩国籍的现在在剑桥大学教书的张夏准（Ha-joon Chang）教授的研究，从16、17世纪，当时英国在追赶那时候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开始，到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在追赶英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在追赶美国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使用了产业政策，就是我前面定义的产业政策。
基本上在他所研究的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发展的。
另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国家地区非常少，当中最显著有13个经济体，他们取得每年7%或以上的增长，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经济增长委员会是由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领衔的，一个是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一个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
根据他们研究，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特征：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有效的市场、积极有为的政府。
在这13个经济体当中他们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
这也是这些经济体成功的共同特色。
不仅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的政府有产业政策，根据2011年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他出版一本书叫做《企业家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在这本书当中，他以非常详实的行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或者企业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
由于政府能支持研发的钱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支持研发的钱就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能够继续领先，就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的钱的时候影响了产业发展的方向，让这些国家能够继续领先。
过去大家都讲美国是有限政府，马祖卡托说这样的定义不对，其实美国是企业家政府。
美国的产业、企业在世界是最前沿的，如果要经济继续发展、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由于美国的技术、产业已经是世界最前沿，所以新技术、新产业必须自己研究、发明。
根据OECD的资料，美国在2013年的时候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当中由企业投入是60%，由政府投入是40%，而且企业的投入主要是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那些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太大、周期太长、风险太高，企业家是不愿意投入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政府投入的。
由于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就像马祖卡托发现的，政府可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而能做的基础科研是无穷多的。
因此像任何经济学家一样，当你有有限的资源和无穷多的目标，就必须进行配置。
这个配置希望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做最大贡献，这样的配置就影响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不仅是美国这样子，OECD国家基本上都这样子，政府在R&D（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有的高达80%以上，最少的也有25%，所以可以讲发达国家他们实际上是有产业政策的，只不过是他们发展阶段不一样，他们的产业都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他们的产业政策当然是支持产业怎么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研发投入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入的。
政府投入影响了产业发展的方向，所以当然那样的资源的配置是属于产业政策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
比如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说要来研究产业政策的时候，下面一千多个经济学家全部都反对，为什么呢？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以后，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而且就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等，他们有很多产业政策也是不成功的。
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即使成功的国家像日本也可以找出很多失败的产业政策，因此他们反对产业政策，这是他们的道理。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除了石油生产国之外），也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
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即使有一天我们也变成高收入国家了，还是希望保持继续发展，这种状况之下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然后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要研究清楚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成功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为什么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
从这种研究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可以依据的准则，让政府在做产业政策的时候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
我想不可能是说有一个原则让发展中国家或者政府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