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论文

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战争的重创中展开的，在全国震动、痛定思痛，寻求救国自强的潮流下，维新派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潮流调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政治改革中化劣势为优势，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维新派在变法理论和行动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使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最后失败。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失败

189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103天，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却是惊天动地的百天。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一百多年后，回首戊戌，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来得匆匆，去更匆匆？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这都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也不能说，她就死心塌地地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可见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但是康梁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坚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以那拉氏不可造就之物”。这种策略性的失误最终惹恼了慈禧本人，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了隐患。

二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可以说是不分轻重缓急、雪花般地狂飞而下，改革官制、改革法律、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文教、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等等，齐头并进。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结果，这场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变法的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们信心不足，疑问很多。

此外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

三

维新派的骨干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败给“蕞尔小国”的沉痛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改革者应有的冷静，无论是在变法理论，还是实践上，维新派做的都不算高明，他们把整个他们外面原本可以调和利用的世界差不多都得罪光了，这样的孤军奋战，势必会导致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四

在变法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维新派领导者不断地犯着急躁冒进的毛病，就像一只刺猬到处伤人，使得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纷纷警觉起来，欲除之而后快。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只是一个受过传统教育和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尴尬

和无奈，其理论上的失误只是说明他没能将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恰当地融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一任务到了五四的时候都没有完成。如果我们把康有为看作是一个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那么它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还是可以原谅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可是当他作为一个政治改革的实际操作者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冒进确实极不可取的，而事实上这失误是可以避免的。

作为一个改革的操作者，它必须谨言慎行，不仅要有改革的热情，还要有处世的智慧，协调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而维新派们在实践中却常常出言不逊、过于浮躁，以至于在改革中四面树敌，极端地被动，当反对势力向他们反扑时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从而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夭折。

一个社会对改革者的要求往往会比革命者的要求更高，“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总是如此。改革者不仅必须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社会力量，还必须在控制社会变化方面更加老练。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留给后世

改革者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变法运动。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注意社会的承受能力，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四面楚歌。

参考文献：张玉彬——《中国近代革命史》{M} 北京.北京工业学院.1987.105 庄永淑——《中国革命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198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