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4.12《苏武传》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素材新人教版必修4

高中语文4.12《苏武传》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素材新人教版必修4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他大肆鼓吹帝王天命说，如《汉书?高帝纪》有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指出刘邦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受“自然之应”，这与司马迁所记有着明显的区别。

《史记?高祖本纪》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此外，《汉书?天文志》也大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如班固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

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

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二、皇权者，在封建时代乃至高无上不能有所侵犯的，而史家写史越是切近当世的则越是要有所“忌讳”。

然而，司马迁却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不会因为自己是汉朝臣子而多加隐瞒。

如《史记?封禅书》有载：“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

”直接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又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有关于刘邦的一些描述：“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

」”这使我们看到堂堂一代开国之君竟是如此充满流氓无赖习气，这是对统治者的批评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然而，班固则截然不同，他极力为统治者润色，歌功颂德。

由于司马迁写史毫不忌讳，直接指责统治者，因而班固写《司马迁传》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在班固看来，是非合于圣人，言论利于当朝才是正确。

《汉书》中有五十余篇因袭《史记》，仅稍有文字改动。

这些不多的改动，正反映了《史》、《汉》二书历史观点上的根本对立。

如，在《高祖纪》中特意编造了从尧舜到刘邦的刘氏世系，并说“汉承尧运，德柞已盛”，这是《史记》中所没有的。

《史记?陈涉世家》有“由涉首事也”五字，《汉书》给删掉了，抹煞陈涉灭秦的首事之功。

如果说后代史家写史皆以《史记》为例，倒不如说是因循《汉书》，纵观历朝官家史书，无不皆如《汉书》般为帝王将相而书史，处处有所忌讳。

三、《史记》与《汉书》同为货殖作传，然而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大相径庭，这里略拣一二试述之。

班固在《司马迁传》中如是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认为司马迁，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

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

……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

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

”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相对于此，班固则不这样认为。

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

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此其章章尤著者也。

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赞扬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的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而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

大不淫侈，细不匮乏。

盖均无贫，遵王之法。

靡法靡度，民肆其诈。

偪上并下，荒殖其货。

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四、以上为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不同点中的三点，然而二人同为汉朝臣子，活动时间相距也不过是150年左右，但观点竟有如此出入，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个中缘由。

先从写作目的看，司马迁写《史记》乃旨在“成一家直言”，写《史记》属于私撰行为，所以其书有抨击统治者的言论没有受到官家的限制。

班固则不同，班固起初为续其父之业写《汉书》，后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入狱，后明帝知其写书的目的，而下诏“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此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

可见班固写史乃奉旨而撰，因而处处受官家之言所限制。

然而这点只是他们不同的表面原因，更深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此时的大汉皇朝正一步步走向全盛，而社会思想业正一步步从黄老学说转向儒家，刚好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

而司马迁虽然受学于名儒董仲舒、孔安国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纯儒学者，或许是受其父亲司马谈的影响。

从《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谈曾写《论六家要指》，其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

《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

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

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

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

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

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

①因此，《论六家要指》对司马迁写《史记》有着有着深远的影响，固其史学观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此外，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前99年)遭受“李陵之祸”，以“刑余”之身发愤而写成《史记》。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对当权者尤其是“今上”汉武帝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二是对自我认识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识更加成熟。

②对于第一点的影响，见于《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从这里看，更是其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的主要原因。

而其受刑后，变得沉默寡言，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同时从自身出发，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有了不同的看法，从《史记》中可见一斑。

再说班固，他生活在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同时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而班固的父亲班彪更是“以通儒上才”③，这使班固从小就浸淫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下。

因此，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儒家思想对班固个人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谓不浅。

这包括儒家“重农抑商”和“天人感应”等学说，这些都在《汉书》中有所表现。

这是班固史学观与司马迁史学观不同的一个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使得班固史学思想的偏离，就是他的人生价值观。

班固自小聪慧，《后汉书?班彪列传》有记：“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显然，班固的资质，优势在于读书为文做学问，且生当东汉汉光、明、章三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正可以平静的心态，从事学术文化的创造。

然而，班固更感兴趣的却是参与政治，梦寐以求的是官场的权势、利禄和荣光，因而不断地结交权贵就成为他乐此不疲的活动。

④正因为此，其对权贵极尽阿谀，这也使其在《汉书》中对西汉皇朝及其帝后的赞颂也近于阿谀，而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则批评诽谤，这些都展示出了《汉书》的局限。

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史学成就仍然使后世产生一种“泰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请。

而《史记》和《汉书》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双璧辉映，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正因为其影响之巨，才会有学术界一直讨论不休的“班马异同”，然而虽然我们在讨论两者异同，但是并不是在判定孰是孰非、孰好孰坏，而是要更好地继承、弘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应有价值。

如《史》《汉》，毕竟同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着其局限性，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承认的，然而其在史学史上的成就却是始终不可磨灭的。

此外，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不能片面地批判古人，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应当立足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去认识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