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与现代性之间的纠结——蒋庆“政治儒学”思想评说

此文发表于《人文杂志》2011年第六期 复古与现代性之间的纠结

——蒋庆“政治儒学”思想评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蒋孝军

内容提要：在新世纪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蒋庆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并存在争议的人物。一般的看法认为，蒋庆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以原教旨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儒学并以此排斥现代性，不过，这种理解方式存在着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倾向。在现代化与复古之间，蒋庆并不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纠结：蒋庆一面把儒学理解为与现代性相对相反的“传统性”；一面又限制性地认可和接受现代性的生存方式，认为儒学能够融入建立于现代性之上的市民社会之中并促进其发展。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蒋庆以公羊学作为切入点，把儒学划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认为自己的研究属于“政治儒学”层面。由此，“政治儒学”也由此成为蒋庆学术研究的一个标签。蒋庆的“政治儒学”，以“三重合法性”为核心内容，“三重合法性”的说法也反映出蒋庆一贯的思维方式，蒋庆把儒学神圣化、历史化的时候，儒学被定义为一种现代性之外的带有某种神圣意味的“传统性”，从而成为合法性中的两条合法性原则，而本来一直为儒家所重视的“民意”，在蒋庆的理解中成了民众欲望的体现，成为一种需要限制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在于蒋庆关于复古与现代性之间的理解是纠结的，对于中西文本的理解也存在着误读。因此，本文即主要从复古态度和对现代性的思考这两个方面来思考蒋庆的思想，从而展示蒋庆的致思理路及其困局。 关键词： 蒋庆 现代性 复古 纠结

近几年大陆儒学研究的兴盛，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自信心的提高有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所趋。当然，大陆的儒学研究以及儒学复兴的倡导者们在观点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极为繁复的局面。反思大陆儒学研究状况，辨析不同儒学研究者的思想理路是促进儒学研究继续进步的前提。在诸多儒学研究者以及倡导者中，蒋庆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提出“政治儒学”，提倡读经运动、开办书院，这使他为学术界所熟知，也为民众所关注。不 过，人们对于蒋庆的思想，有激赏赞叹者，有不解而疑惑者，也有不屑一顾而一笑置之者。在这众多的理解中，多数并没把准其思想之脉搏。在笔者看来，从是否承认和接受现代性这一角度来思考蒋庆，最容易展示蒋庆的致思理路及其思想困局。而且，这种致思理路及其困局代表了相当部分人对儒学的看法，因而有必要予以梳理与辨析。

一、现代性与复古之间：蒋庆对时代生活状况的理解 对于蒋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理解他，认为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以鼓吹传统性来对抗现代性，蒋庆的某些动作也似乎在加强人们这一看法。其实，在现代性与复古之间，蒋庆并不只站在哪一方，而是在二者之间纠结与矛盾。蒋庆未必完全反现代性，因为他意识到现代化不可阻遏，但又试图通过阐扬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传统性”来改变现代性。 1、蒋庆对现代性的否定性分析 现代化是人类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由于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而明确地区别于传统社会。在蒋庆看来，人类之所以现代化，在于人类对知识与权利的追求，而知识的增长使现代生活得以出现。蒋庆对现代化这样描述道：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社会结构之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急剧变化，是因为现代化体现的是浮士德（faust）的精神。所谓浮士德精神，是一种无限制地追求知识和权力，力图用理性宰制世界的精神。这种精神以无止境地向外扩张征服为其特征，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现代人无限地追求增长与进步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1 蒋庆认为现代化“无限地追求增长与进步”的特质使人类生存结构趋于不稳定的状态，人类会因此堕落到“形下的世界中无所依止”。在蒋庆看来，之所以如此，在于缺乏“一种源自形上世界的整合力量”： 浮士德精神主导下的社会无限制地追求社会结构的分化变迁与翻新，会使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缺乏一种源自形上世界的整合力量，使人的生命在形下的世界中无所依止。2

1 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0

页。 2 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361页。 从上面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蒋庆的思考方式。蒋庆区分了形上、形下世界，根据这种区分，蒋庆认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在于：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缺乏形上世界支撑的、单一的形下世界。 从现代性的西方起源来说，现代性的诞生并没有使西方世界的形上学消失，而只是发生重大改变而已。比如，曾经宣称完全放弃形而上学的西方分析哲学，其本身就不可能逃离语言这一樊笼，从而形成一种奇特的形而上学。因此，只要人类存在，形上学作为人类的生存指导和依归，就不可能在人类世界中离场。蒋庆的说法无疑误解了形上、形下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比传统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的不稳定状态确实大大增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在形下的世界中无所依止”，从而使人类世界完全飘入了形下世界而无法自拔。 按照蒋庆的观点，现代化的弊病在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变迁与翻新，会使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蒋庆希望以现代性之外的“源自形上世界的整合力量”来为现代性纠正之。但以儒家的观点来看，既然“形上世界”在当下的世界之外，它就不可能是一种在场状态，也就不可能对现代生活产生影响，也就与儒家主张的“内在超越”相冲突。 因此，从上述分析来看，蒋庆对现代性的理解无疑有些简单化，对形下形上的说法也有误解，而他对现代性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也正与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有关。 2、蒋庆对儒学在当今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矛盾理解 蒋庆把现代性世界理解为一个形下的、无所归依的世界，他希望以儒学来拯救之。但是，由于蒋庆对儒学的理解还包含了一些其他文化元素，甚至也包括他所批评的现代性观点，这就使他在理解儒学在当今世界扮演角色的时候存在着矛盾。 首先，蒋庆以神学化的方式理解儒学。针对现代性的世俗化，蒋庆以“传统性”、“神圣性”的说法来对治之。蒋庆认为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使人类失去了“神圣性”，所以，蒋庆主张重回“传统性”，也就是以儒家的“神圣性”传统来对治“世俗化”，而这种“神圣性的回归”就是“复魅”，也是他所理解的复古。蒋庆说： 儒家文化怎么回应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就是“复魅”，因为世俗化是“除 魅”，对治之道就只能是“复魅”。所谓“复魅”，就是恢复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的神圣性，接上被近代西方文化截断的神圣价值源头，让超越永恒的神圣性价值重新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世界成为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人类栖身之所。3 蒋庆把儒学放在一个与现代性对立的位置，主张用儒学所谓的“神圣性”去解除现代性的弊病，这与上面提到的他试图以“形上世界的整合力量”来为现代性纠偏是一致的。不过，蒋庆以“传统性”、“神圣性”来理解儒学是一种曲解。因为蒋庆把儒学置于生活之外，将其对象化，使之成为一种神秘的事物，便与儒家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的人文思想相悖。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荀子也提到：“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这说明儒学中的“神”只是 “人文化成”的一种方式，蒋庆却把它坐实成一种出世界的“神圣性”，有悖于儒学自身的传统，倒与蒋庆早期接触的西方神学思想相关。 其次，蒋庆还从促进市民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理解儒学。虽然，在蒋庆的话语中，常能看到他激烈地批评现代性，但是他并不完全排斥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有一种渴望，这种矛盾心态也对蒋庆的儒学理解有影响。在《儒家文化：建构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深厚资源》一文中，蒋庆对市民社会持一种肯定态度： 从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市民社会是可欲的。4 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生存的主要特征之一，承认市民社会，其实也就肯定了现代性。所以，蒋庆的这一说法，表现了蒋庆接受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一面。在《儒家文化：建构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深厚资源》这一篇文章中，蒋庆主张运用儒家资源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比如他提到，“大一统中的多元社会”、“正义谋利下的市场经济”、“忠信仁爱下的契约关系”、“庶富教下的物质繁荣”等，即从多元、谋利、契约等角度来分析儒学的作用，肯定了当代儒学与现代性的生存状况之间的血肉关联，这就与他一贯对现代性的否定看法发生了矛盾，反映了现实所欲与学说主张之间的冲突。 不过，蒋庆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对现代性以及儒学角色理解的自相矛

3 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74页。

4 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310页。 盾。这也说明，虽然蒋庆本人也认同原教旨主义的说法，但这种原教旨的说法其实依然是一种现代思想观念。这也证明了一点，任何现代人都是无法逃脱身上的现代性特征的，人类不可能回到某种纯粹的、过去的生存方式中去。

二、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二分法”的儒学史观 蒋庆的儒学研究，以他自己的概括，是一种“政治儒学”。这与他对现代新儒家外王学困境的思考有关。由于蒋庆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外王学思想产生了质疑，通过对公羊学的研究，蒋庆提出了他自己的儒学史观。蒋庆认为，儒学存在着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两种不同的学问，宋明理学属于心性儒学，公羊学则属于政治儒学，从而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一分为二。 1、蒋庆的“二分法”儒学分派思想 蒋庆“政治儒学”的自我确立与定位，与他对儒学历史的研判有关。蒋庆认为： 吾儒之学，有心性之学，有政治儒学。宋明儒学为心性儒学，公羊学为政治儒学。二者性质不同，治世方法各异。然二学均得孔子之一体，在儒学传统中自有其应有之地位和价值。5 蒋庆按照内圣与外王的不同，把儒学二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属于内圣之学，而政治儒学属于外王学。其实，在儒学史上，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没有被如此截然分开过，因为，儒学传统一直是强调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不曾将二者分割为开来，把二者截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学问只能说是蒋庆的创举。蒋庆不仅截开内圣与外王，同时又将儒学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儒学形态来对应这种分派，“宋明儒学为心性儒学，公羊学为政治儒学”，这就把本属于不同时期的儒学结成一个对子，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分派方式。 蒋庆的这种分判应该说是一种机械的划分方法。首先，宋明理学虽然重心性，但也讲外王学，公羊学也不是像蒋庆所理解的只一味地讲政治哲学，所以，不能把“内圣”和“外王”分开，并各自对应心性儒学与公羊学。再者，公羊学与宋明理学并不是“性质不同，治世方法各异”，而是具有内在延续性的。公羊学建构了一套适应于帝国形势下的大一统政治结构，这套制度与政治思想观念在汉以

5 见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