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渔业水域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渔业水域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环境污染造成我国水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监测结果表明，我国部分贝类产品体内残留有石油烃、砷、镉、汞等有毒物质；近岸、内湾、河口等捕捞水产品及内陆养殖的水产品受到多环芳烃、汞和镉等重金属的污染。赤潮濒发导致部分地区麻痹性贝毒和腹泻性贝毒中毒现象时有发生。2001年由于我国贝类、对虾等水产品因毒物、药物残留指标不合格，被欧盟等国拒绝进口，给我国水产品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对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受环境污染、工程开发建设项目如围垦、填海、筑坝、取沙等活动影响，许多优良的产卵场、采苗场、育肥场和增养殖场的渔业功能丧失，渔业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增殖与恢复能力下降，主要经济水生生物资源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重要渔区的渔获物种类日趋单一，渔获物逐渐朝着低龄化、小型化、低质化方向演变，多数传统优质鱼种资源大幅度下降，难以形成渔汛。渤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1959 年单位网产平均在 221～43kg/网/小时之间，主要经济鱼种产量达 138.8kg/网/小时，而到 1998 年产量下降了近 90%，渔获主要种类的产量 11.18kg/网/小时。东海区的渔获物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是以底层优质鱼为主，优质鱼分别占总产量的 48.3%和 55.4%。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优质鱼所占的比例降低到 30.4%。长江四大家鱼的鱼苗由 70 年代年产 200 亿尾下降到目前的 10亿多尾。四大家鱼产卵场由于污染和环境的改变已几乎消失，鲥鱼产卵场也已不复存在，许多珍稀鱼类资源量已大幅度（五）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严重危及渔业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水生生物资源栖息环境的污染导致了水生生物组成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动植物资源持续下降，水域生物种群结构单一，水生生物多样性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严重破坏。监测资料表明，我国水生动物中珍稀濒危动物的物种数目逐年增多，大黄鱼、鳓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严重衰退，渤海三大毛蚶场场资源已接近枯竭。在内陆水域，水生野生动物的物种数量和资源量也呈下降趋势，一些珍稀物种濒临灭绝，有“长江女神”美誉的白暨豚目前已不足 100头，长江白鲟、鲥鱼、松花江大白鱼等名贵经济鱼类已难见踪影。最新资料显示，几乎所有的水生兽类、相当数量的水生两栖类处于濒危状态。淡水鱼类中的濒危种类目前已达到 92种，占淡水鱼类总数10%。这些濒危鱼类主要包括鲤科鱼类 52 种，鲇类 11 种，鲟鱼类 5 种，鲑鳟鱼类 6 种，其他（包括鳗鲡）种类 18种。水生生物多样性是渔业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将会动摇渔业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渔业水域面临的污染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生活污染、工业污染

经济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 周边新型城市也迅速形成。每年有大量生活污水排放,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有限，并且大多数污水处理厂采用的工艺尚不能满足除磷脱氮要求, 造成近海污染。生活中洗菜洗衣服冲洗厕所等产生的污水排放量逐渐加大，造成生活用水对消落带水环境的污染逐渐加大，为了库区消落带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加快库区消落带地区生活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消落带的形成是由于库水的季节性水位涨落，这样就会使消落带地区的土壤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主要是库水的污染物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不断地在土壤中富集。进而对土壤的生理性能产生影响，土壤被淹没时土壤中的养分，污染物就会被溶解和吸附在水体中，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据国家海洋局《2006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 2006年渤海海域污染严重, 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 2万 k m2, 占渤海总面积的 26%。海洋污染主要来自陆源排污、人工养殖等。 2006年渤海海域中, 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和较清洁海域面积分别约为 2 770、 1 750 、 7 370和 8 190 k m2, 严重污染和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均比 2005年增加约 1 000 km2, 与 2002年相比, 渤海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面积分别增加 5 230、 1 290和 1 760km2，分别增长 2 . 4倍、 2 . 8倍和 1 . 7倍。

由于海岸线较长,入海河流较多,加上沿河工业发展较快, 以及个别地方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集中处理场所设置不完备, 致使上游工业及生活污染物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特别是各县区间交界和省间交界处河流所造成的陆源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由于陆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有关数据显示，近海约 20.6万km2的海域海水水质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面积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扩大近 1 倍，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水域面积为 10.2万 km2，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水域面积为 5.4万 km2，四类和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水域面积为 5.0 万 km2。在内陆，长江干流沿江 22 个城市江段在 20 世纪 70年代中期每日接纳污水总量为 1436.5万吨，而到 1996年则猛增到 4000万吨。据统计，长江全流域污染源有 1万多个，每年有 122亿吨废水排入江湖。黄河在 20世纪 70年代的年污水接纳量为 18.5亿吨，20世纪 80年代增加到 21.7亿吨，90年代猛增到 32.6亿吨。目前全国有 82％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和市区及市郊的湖泊水质状况更差。据环境保护部最近公布的数字：全国日排放污水总量已达 1.3 亿吨，8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江河湖库中，78％的流经城市的河流已被污染。环境污染造成一些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索饵肥育场和渔场受到污染。

化工厂、农药厂、造纸厂, 工业污水的排放是造成海域污染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污染是铅、镉污染。其主要来自工业废水废渣铅能使土壤肥效退化土质降低从而让农作物不能有效顺利地生长。此外，被农作物吸收后，这些有害元素将会通过生态平衡中的食物链传送到人体内镉在环境中具有稳定积累和不易消除的特点通过食物链富集使人体产生慢性中毒镉污染可能最终引发“痛痛病”。有研究报道，通过多种方法评价重金属污染状况结果表明主要污染因子为镉，生态风险影响因子的顺序为镉>锌>铅>铜>铬。潜在生态风险因子的顺序为镉>锌>铅>铜>铬。沿岸有除油田钻井平台的污油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威胁外，油田开发带动油品贸易及运输的繁忙同时也增加了船舶事故溢油的频发。

围填海对传统渔业水域的占用影响渔业生产。目前我省围填海速度较快、面积较大、范围较广,尚无详细的围填海规划以及总量控制和年度控制指标。涉海工程倾倒区的建设,随着涉海工程增加,倾倒区占用和倾倒引起的泥沙对渔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港口等涉海工程项目施工期和报废期对渔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目前对涉海工程项目及配套工程在使用期内的排污管理比较规范, 但在项目施工期和报废期的监管存在一定问题。

二是养殖业自身污染。

由于海上养殖开发利用不尽合理,造成局部生态承载压力较大,对海水水质产生一定影响,养殖废水的直接排放,造成海水水质中氮、磷等物质含量有一定增加。陆源污染物是河流污染的主要因素,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因此对于陆源物污染的治理, 解决河流污染问题, 是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关键。我省境内的主要入海河流 47条,入海河流上游因工农业和生活用水需要建设众多水库, 加上近年来北方气候干旱,河道灌溉等用水量大,河流自身径流量不足。

一般认为养殖对虾饵料系数在1.2～1.5之间，即养成1kg对虾需要投喂1.2kg～1.5kg配合饲料。以干物质计算对虾对饲料有机物质的转化利用率在20%左右，约有80%的饲料干物质进入养殖环境中。这些物质以对虾排泄物、残饵等形式进入养殖池塘。与一般养殖鱼类不同，由于对虾通常在游动中抱食啃咬饲料，饲料颗粒因破碎、溶散及丢弃产生很高的浪费率。而对虾肠道短，消化排出快，所以饲料的消化和吸收率也偏低。实验表明对虾养殖投喂饵料只有75%被对虾摄食，其余以残饵（约占15%）、溶解（约占10%）等形式散失在养殖池。对虾摄食的饲料中5%的氮被虾同化，15%通过粪便排放，其中有5%的氮以氨氮形式直接排放，8%以有机氮形式排放。对虾每摄食1kg饲料大约产生0.27kg（干重）粪便、0.25kg悬浮颗粒物和6.12g氨态氮。杨逸萍等在研究人工投饵虾池固体废弃物代谢负荷时发现，30%的饲料

不能被虾利用而沉淀于池底。我国沿海地区养虾产量为80万吨，排入海洋环境中的残饵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有机污染物一部分转化成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浮游动物、微生物等生物体进入再循环，一部分以溶解态和固态物质存留水体和底质中。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粪便等在海底堆积、分解，使沉积物中有机质和硫化物等含量增加，养殖自身污染问题加重。人工投饵虾池的淤泥中含有62%～68%的N，残饵溶出的N、P营养盐是对虾养殖水环境及其邻近海域的主要污染源。有研究发现在鲑鱼网箱养殖区下部沉积物的C和N的通量很小，每年只有约10％的有机物可得到分解，79％的C和88％的N沉积(相当于饲料输入C的23％，N的21％)将积累于底部，无法被生物利用。养殖产生的有机和无机废物可直接引起养殖池塘底质中有机物负荷增加、富营养化现象，如BOD增加、缺氧等。其他的影响还有池塘土壤的酸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病原体增加、水华发生等，最终可能导致对虾养殖失败。

集约化养殖通过高密度集中饲养和高强度饲料投喂实现高产出。养殖过程自身污染物的输出，主要包括残饵、粪便和排泄物等，这些污染物或者导致养殖系统本身水质恶化，或者通过养殖废水的排放对沿岸水域产生污染效益，甚至导致富营养化。养殖过程的健康与养殖产品的健康同样重要，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海水养殖破坏海洋生态平衡。

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锐减使得海水养殖业得到迅猛发展, 过去 20年间全球海水养殖产量以每年 10%的速度增加。水产养殖过程中的残饵、粪便中所含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以及悬浮颗粒物和有机物会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给鱼虾的生存带来威胁, 影响渤海的海洋捕捞量。另外, 网围精养采取高密度放养, 药物使用量增加, 并大量投喂外源性饵料, 致使排泄物增加, 水中氮、磷等营养要素和有机物含量猛增。通过对精养虾池中的物质平衡的研究,发现在养殖过程中只有 10%的氮和 7 %的磷被吸收, 其他都以各种形式进入环境。

养殖区域底泥中氮、磷的含量和耗氧量比周围水体沉积物中的含量要明显高出很多残饵和排泄物在底质堆积, 促使微生物活动的加强, 也加速营养盐的再生。同时, 在养殖过程中死亡的生物体沉降分解增加底泥里的氧的消耗, 在缺氧条件下会产生硫化氢和氨气等有毒物质。水产养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还体现在养殖逃逸鱼类对其临近海洋生物的影响。海水养殖逃逸的鱼类可能对疾病的传播、野生群体遗传组成的改变等产生副作用, 可能会将地方流行病传给野生种群。

三是毒害入侵困扰海洋水产业

一些病毒侵入亦导致渤海的海洋生物生存受到很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虾毒。由于病毒存在于动物的细胞内, 难以根治, 加上它垂直和水平都能传播,使多种生物都成为病毒载体, 如天津的厚蟹、卤虫等, 增加了传播途径, 难以有效控制, 制约着渔业的发展。据估算,如能合理的开发利用,减轻虾病蔓延, 预估计渤海的水产量在 2010年将达到 700万 t 。如盲目地增加养殖密度, 导致养殖物种病害的濒繁发生。例如, 由于长期不合理的高密度养殖等原因, 1993年 6月,曾在沿海水产养殖暴发大面积虾瘟, 发病养殖面积占当时全国对虾养殖总面积的 76%, 减产近 12万 , t 直接经济损失 35亿元, 间接经济损失达 86亿元。

加大水污染治理，控制投入品数量，保护养殖水域生态环境。

鱼儿离不开水，水是水产养殖的第一要素，水质好坏关系到养殖产量的高低和养殖产品质量的优劣，好水才能出好鱼，才能创高产。根据现阶段养殖水域环境状况，必须防止工业、农业、生活污水的污染，同时还要防止养殖污染。一是要严格控制污水污染养殖水体，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必须进行处理，做到达标排放，防止污染死鱼事件发生。二是要科学使用养殖投入品，防止因多投、滥投而造成养殖污染。饮用水源的水库必须全面禁投（禁投饵、肥、药），保障供水需要，确保居民用水安全；大湖、大库要禁投或局部禁投，大湖要保持有相当数量的水生植物，特别是沉水植物，维持Ⅱ—Ⅲ类水质；中小湖、库也要

限投，严防水体富营养化，保持Ⅲ类水质。通过禁投、限投，全力保障湖、库水域环境、水产品质量和生态平衡。

要严格控制过度捕捞, 保护近海、浅海渔业资源, 积极开发外海、深海渔业资源,稳步发展远洋渔业, 渤海捕捞渔业的发展应采取“保近捕远”的战略, 在捕捞对象和安排上采取“保底补表”的策略。当前, 渤海污染治理的重点是加强对直接入海的工业废水治理, 大中城市毗邻海域的污染治理, 以及入海河流域的污染治理。以渤海环境容量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和主要污染物的总量分配及陆源排污入海的标准, 并通过容量资源的合理规划和使用, 解决污染排放问题。因此, 可以再造渤海的渔业新环境，如建人工鱼礁，植红树林等。人工鱼礁是人为的在水域中设置构造物,以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阻碍破坏性捕捞行为, 为鱼类等生物提供索饵、繁殖、生长发育等场所, 以此达到保护、增殖资源和提高渔获质量的目的。

近 20多年来已有很多沿海国家都投放了人工鱼礁。其中, 近几年日本国家和地方政府每年投资约 600亿日元用于人工鱼礁建设,建礁规模约 600万 m3。美国建造人工鱼礁的主要目的是发展游钓休闲渔业, 而渤海则是更好的保证渤海渔业的质量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渤海环境容量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和主要污染物的总量分配及陆源排污入海的标准, 并通过容量资源的合理规划和使用, 解决污染排放问题。

重开发、重保护。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忽视自然规律，对洪湖湿地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决策者应对湖泊生态环境变化的规律认识正确，遵守生态系统自然规律，不断加大湖泊开发力度，同时加大保护力度。

保护与治理资金投入充分保障。多年积累下来的污染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致使生态功能严重退化，尽管提出抢救性保护以来，但渔民的安置压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拆围战果面临新的挑战。加上生态修复、治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管理经费得不到保障，治理成效存在潜在的反弹威胁。

生态环境治理科学技术要跟上去。生态系统治理必须标本兼治，但保护与治理技术相对落后。目前综合治理方案与措施不够科学、全面。有些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有严重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科技力量薄弱，科研经费得不到保障，治理措施落后。科学利用、科技管理急待强化。

水域保护与开发缺乏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和法律支撑。上下游之间、地区之间开发联合、共同保护。与此同时，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保护与开发的思路上形成统一的规划方案，强调集体利益。涉及管理的水利、环保、农林、渔业、旅游、交通、国土等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范围行政，形成有效的协商沟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