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藤虎丸的_鲁迅与日本人_

作为“回望鲁迅”大型丛书的一种,伊藤虎丸先生的《鲁迅与日本人》是这套丛书中仅有的外国人写的关于鲁迅的书。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并不限于鲁迅一人,而实系“亚洲”,这也许从该书的副题“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即可看出。

至于《鲁迅与日本人》的书名,据作者的解释,是想通过鲁迅,“与日本人的交流”的意思(《后记》)。

因此,作为日本人的伊藤虎丸,他写作此书,首先是面对日本读者、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发言的。

同时,他也渴望以此为桥梁,谋求一条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理解与沟通之路。

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深受竹内好一代知识分子影响的有良知的学者,伊藤虎丸具有一种强烈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序言》里,他从“中国近代文学为什么受冷落”的现象谈起,继而说及“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等生”时,将原因解释为:“对我们来说,中国近代文学没意思,不是正因为我们由衷地憧憬西方,并将西方作为惟一应该学习的权威,甚至在某种情况或某些领域内恨不得变成西方人,因此也就感受不到了`落后'的其他亚洲国家文学的兴味了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对本国文学所具有的个性拥有自信心和自豪感,不也是这种表现之一吗?”正是在对日本人这种一味追随西方,丧失了本民族的个性的“优等生”意识的反省和批判的过程中,作者恰恰在鲁迅的身上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者反过来,在发现了鲁迅之后,他找到了反省和批判自身(日本人)的契机,并由此出发,思考亚洲的近代问题。

在此之前,竹内好曾区分了东方进入近代时的两种文化形态,一种是“转化型”(回心型),另一种是“转向型”,虽然“转化”和“转向”在“变化”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转化”是以抵抗为媒介的,“转向”则没有媒介。

而所谓“抵抗”,就是“坚守自己”(即把自己坚持下去的意思),也可以称作自主或独立的精神。

在他看来,日本是“转向型”,而鲁迅则是“转化型”的。

上承竹内好的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杨立青这一思想,伊藤虎丸认为日本的近代由于没有抵抗,丧失了自主或独立的精神,造成“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思维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导致“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

相反,他认为鲁迅在接受西方时的方式与此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亚洲近代文学中所存在的和日本近代文学不同的接受欧洲的方式……一言而蔽之,就是可称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的鲁迅,我要向鲁迅探寻的问题,如果会因`真正的个人主义'这一提法而被误解,那么便是构成西方近代文化根底的`个'的思想方式。

因为我认为,在上述第一点的意义上,这是鲁迅掷给今天的日本和中国的共同课题。

”在后现代理论中,“主体性”这个概念,与“理性”一样,是个被重点解构的对象,可是,无论如何,在讨论“现代性”时,尤其是在讨论亚洲的近代问题时,它却是个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效的概念和范畴。

伊藤虎丸在阐释鲁迅的“个”的思想时,在我看来,其实也就是在探讨鲁迅或者亚洲的主体性问题。

事实上,“主体”在伊藤虎丸的论述中是一个关键词,其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因此,解读他对“主体”的阐释,也就把握住了他所要表达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向,自不可等闲视之。

同时我们将会看到,伊藤虎丸其实是借助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来探讨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由此可见,尽管在当今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解构面前,“现代性”理论依然显示出它的生机和活力,而这一切,是从鲁迅开始的,或者说,从“鲁迅与日本”开始。

与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稍为不同的是,伊藤虎丸因其情境(国籍、历史等)的不同,他对鲁迅的分析,是从“鲁迅与明治文学”的梳理开始的,在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作者重新呈现了鲁迅七年的留学生涯中,在日本所接触到的时代(文学)氛围,充分而有力地论证了鲁迅与明治文学的“同时代性”问题。

所谓“明治文学”,在作者的论述框架内,是与“大正文学”相对而言的,前者的代表是“政治青年”,其特征是:“`我'的自觉和国家独立的意识紧密相连……反过来说,这又意味着把个人的独立,作为国家独立的绝对条件来要求。

`我'作为国家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使我去迎合事先由当政者确立的国家意志,而是意味着`我'是参与决定国家意志的政治上的能动者。

`我'的自觉,是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一员的自觉。

”后者的代表是“文学青年”,其特征是,在”大正文学”时代,知识青年主张脱离乃至逃避体制以外的“我”的存在。

换言之,在“政治青年”那里,政治和文学是一种不能剥离的共生关系,而在“文学青年”那里,表现个性的“自我”却自觉地与政治拉开距离,“在政治之外找到`我'”。

鲁迅留学日本时,正处于“明治文学”时期,他后来的文学对政治的主动介入,显然与此时期的日本文学对他的影响有关。

因此,鲁迅式的“个人主义”自觉,又是与他的民族主义一体化的,两者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刻关联:“他当时的民族主义……具有双重契机,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自立要求',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又首先是以个的自立,国民的`人各有己'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

为了说明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化上)是以“个”的主体性为前提,作者又从“鲁迅对尼采的理解和接受”着眼,指出鲁迅在尼采于日本的第一次流行当中,从尼采那里接受了并非“反近代”的近代思想,“在承认其`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向其中投入了尼采式的`以意志超越自己'的因素,并以此把人类的历史,看成并非由`自然的必然'所被动规定的产物,而是`意志'不断地抗拒`必然',实现自我的过程”。

换言之,作者在鲁迅身上强调的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意志)的倚重(鲁迅将“科学”把握为一种精神而非物质,其原因即在此)。

众所周知,将人从自然当中抽取出来,并将两者的关系看作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一直是现代性理论的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对于“个”的思想的把握和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倚重,可以说是鲁迅从尼采那里“习得”的最重要的启示,因为它是内在的处在欧洲近代文明根底上的东西,是其“神髓”(精神和个性)。

伊藤虎丸在梳理鲁迅与西方近代精神的关系时,他的分析凸现了“日本”这一文化空间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性质和作用,这种分析明确告诉我们,鲁迅的早期思想及其表达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源于日本人的论述(日本人对西方的认识),这点在他的几篇早期长篇论文中最为明显,这一事实本身其实也昭示了鲁迅思想的资源问题。

当然,要明确指出鲁迅思想的每一处来源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每一种思想在接受者身上都要经过某种过滤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异,更何况,还有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作用。

那么,作为主体的鲁迅对“个”的思想的把握是如何可能的?他有何种前提式的东西使他成为主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是作者在第二章“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中的内容。

这其实也在探讨鲁迅与传统的关系。

在此问题上,一般的看法是因鲁迅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形态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判定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是主动“断裂”的关系,但伊藤虎丸的分析则明显要复杂得多。

在他看来,在“鲁迅与西方的相遇”之前,鲁迅浸泡于中国传统文化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鲁迅“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由此才能解释鲁迅的与西方近代相遇的一瞬间的“文化震惊”,即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完全异质性。

而其原因就在于:“他后来在接触西方近代语言(学问、思想、文艺)时,能够以此前的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为教养基础,不是恰好说明了他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语言)时,已经在自身当中以强有力的形态,具有着竹内好所说的`抵抗'(坚守自我)的主体(民族语言)吗?”另外,暂且撇开西方和鲁迅的关系,就与传统的关系看,鲁迅身上的传统文化遗产也具有两重性,作者归纳为三点:因袭的重负———冷漠的封建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迷信;经书的教养———正统古典文化的沉重遗产;美好的故乡山水和农民质朴的心地———由神话传说所体现的古代中国人丰富的想像力。

并且认为鲁迅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他和民族文化传统上的这种难解难分的“两重性”进行苦斗的过程。

在此,作者特别强调了第三点对于鲁迅的意义,即中国古代人的“神思”和“白心”(朴素之心)如何构成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两极之一。

在第四章中,作者对此做了非常精彩的阐释。

在论及“小说在鲁迅工作中的位置”时说:“第一,是构成他全集半数的翻译(主要是小说)……第二,是《古小说钩沉》和《中国小说史略》等项工作……这两项工作,可以说,构成了作为普遍(启示)的西方近代,和作为其接受主体的中国古代的两极结构……鲁迅的思想或文学活动,就是要从两个方面来`夹击'中国的近代……而对此`夹击'的两面,就是他说的`外来的主义',即不断寻求发展和上征的西方近代`精神',和富有充沛生命力的中国古代的`神思'。

换言之,作为翻译者,是介绍西方近代;作为学者,是研究中国古代;而作为作家,鲁迅的工作,则是以翻译和研究为基础,展开`夹击'黑暗现实的韧性战斗。

”正是在这种韧性的“苦斗”中,作为主体的鲁迅诞生于其中。

一般说来,单纯地接受某一种思想是很容易的,只要这种思想在理论上自圆其说。

困难的是,在如何接受这一思想而又不将之当作“权威”,即“拥有”它而不是只限于“占有”它。

这需要作为接受者的主体在不断的流动中对自身进行反省和调整,接受的过程由此也是个不断增加和削减的过程,这也许才是所谓主体精神或“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一生思想的变迁,可以说也是他内心的不断冲突及其克服的一生。

在该书的第三章“小说家的诞生”中,表面上作者是在探讨鲁迅成为小说家的奥妙所在,即在鲁迅“我如何做起小说来”的问题上提供新解,深层上却是在讨论鲁迅思想的“二次觉醒”问题,即主体从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的精神历程。

伊藤虎丸在提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特别指出“这是他三十七岁时写的”这一细节。

这到底有什么意味呢?同时,他又提到日本的夏目漱石写《我是猫》时是三十八岁———这意味着,“对于鲁迅和漱石来说,做小说并不是文学青年的感伤和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受青春的功名所驱使的行为”。

又说:“鲁迅当初在东京`想提倡文艺运动'时,虽搞过翻译,写过评论,但还没做小说。

———不,我认为他恐怕还做不出小说。

”为什么呢?作者提到了《呐喊·自序》里的关于鲁迅“不能忘却”的青年时候的“梦”和后来的“寂寞”问题。

这“梦”代表着青春焕发、个性张扬,代表着“弃医从文”的“批判国民性”的勃勃雄心;相反,“寂寞”则意味着“梦”本身的虚幻性质,意味着梦破灭后的失败心绪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而这二者之间,即从一九★七年归国到一九一八年写出《狂人日记》的十多年时间内,是当教员和经历辛亥革命一系列事件的惨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