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综述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综述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本文收录了近两年来的论著以及新观点，试图把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一秦汉

近几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政治制度，通过对制度的研究探讨秦汉以来社会结果的演进。

朱绍侯《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南都学坛》2012年第4期）认为汉代民爵从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在居延屯戍内即可担任各种官职，也可以当兵。当官凭本人才能，与爵位无关，当兵说明民爵八级已失去了免疫等特权，成为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金子修一、林松涛《汉唐之际遗照的变迁及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讨论了汉代、东晋南朝、北朝及唐朝皇帝遗照内容、语言的变迁及其与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关系。孙家洲《光武帝独处心裁的封爵之赏——“不义侯”》（《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认为光武帝给予弑主（彭宠）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具有制度史上的意义，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认为，秦汉之际爵制结构变动中的高、低爵与相对稳定的以六百石为界标的上、下秩级结合，促使了官、民爵的形成。廖基添《论汉唐间“舍人”的公职化——“编任资格”视角下的考察》（《中国是研究》2012年第3期）分析了舍人的公职化过程，展示了古代官僚政治演进中私人依附关系向公共行政关系的转变。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秦朝迁陵县所设的九曹及其职能。

二魏晋南北朝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武分途、南北朝位阶体制的变迁、北魏官爵制度的演变、北朝后期官分清浊、王朝权力的构建等问题是研究的热点，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阎步克《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朝》（《文史》2012年3期）从宏观角度讨论南北朝位阶制度演化的差异，认为北朝领先于南朝，北朝的位阶体制更接近唐代制度。陈奕玲《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唐都学刊》2012年1期）提出“军将”、“武将”、“武臣”主要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文官”与“武官”之称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文吏”与“武吏”则侧重指代地方基层吏员集团。李文才认为两晋中书省在组织结构和政治职能方面均有明显发展，不仅专掌诏令，而且成为拥有决策、行政双重权力的新权力中心，为最终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决策模式奠定了基础（《论中书机构在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变化》，《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5期）。杨恩玉对萧梁制度和政治做了系列研究，《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刘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4期）认为宋齐勋位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都由宋齐勋位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熊伟《西魏北周府兵制组织系统功能与作用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1期）指出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系统以“八柱国家”为核心，以置府方式维持武川集团领袖人物权力的分散，通过戎秩序列的品阶功能

吸纳地方人物进入官僚阶层，将其武力共同纳入府兵系统。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4期）认为北魏天赐年间可看作“爵本位”的社会。爵本位既是华夏古制，也符合北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成为沟通北族部落联盟与华夏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张旭华指出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占据选官的主导地位，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由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史学集刊2012年4期》）。李济沧《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江海学刊》2012年6期）认为学术界对“乡品”不同称谓如“人品”、“中正品”的共性在于否认地方社会舆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卫丽《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9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工部制度的形成时期，隋唐的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已全部出现，此后除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三隋唐五代

贾玉英《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人民出版社）介绍了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及其变迁、三省制度的变迁及宰相与中书门下体制的变迁等刘后斌《汉唐政治体制史中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提出“政务运行”的概念是突破传统政治制度史的一种有效尝试。楼劲《关于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上）》（《隋唐辽宋金元论丛》2012年第2辑）以隋唐时期的廉政体制为题，探讨了其历史前提、法规状况、配置制度与政策递变四个问题。

职官研究方面：董劭伟著《唐代吏部尚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试图通过考察吏部尚书本身职能及担任者的出身、任职等情况，对涉及唐代的一些重大制度做出新的解读。黄正健《唐六尚书长官考补——兼论李令问、井真成墓志》（《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2年第2辑）主要利用一批涉及六尚长官的墓志，对此前作《唐六尚长官考》进行补充，对“赠”六尚长官的现象予以申说。吴鹏《论唐代尚书左右丞进退郎官表》（《新疆大学学报》第一期）认为唐代选官制度并不仅仅包括随代选官制度的继承，也有荐举制度的发展。贾志刚《从征马使一职看中唐以后战马征用》（《唐史论丛》第14辑）认为诸道征马使普遍大量设置是中唐以后陇右陷落，马政衰微的结果。

四宋史

李昌宪《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1期）指出，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据《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宋史·舆服四》、《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田志光《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运作机制之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3期）运用“政治过程论”的微观研究视角和“活”的制度史研究方法分析了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机制演变的整个过程。贾玉英《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变迁初探》（《中州学刊》2012年6期）指出，北宋前期，州僚佐体系在继承后周幕僚职官及录事参军和户、法两曹参军的基础上，置通判作为“佐守之职”、改马步院为司理院，州僚佐的职能向司法倾斜，分曹管理模式演变为分类管理模式。陈峰《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论述》（《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4期）认为，宋太祖一朝，节度使群体逐渐分化为多种类别，与中央的关系亲疏不同，彼此利益也存在差异；节度使在分化中进而由实职向虚职过渡、转型，逐渐脱离了与地方的关系，“藩镇割据”的现象遂开始淡出历史的舞台。

五明史

近年来，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受到了学界普遍关注。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人文学院明史研究室合作开办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天津社会科学》第六期刊发了一组理论探讨的专题论文：万明《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的思考》从多元互动的视角进行反思，认为需要突破传中国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模式、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提出构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本土历史经验之上，理论上需要关注三个关系，并指出明代国家转型与社会同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赵轶峰《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几个关键问题、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关系进行论述，认为明代国家与社会是多远历史关系，当下中国的研究者，应该可以做出大文章。田澍《明朝何以立国久远：革新应变》对洪武、永乐、嘉靖、隆庆、万历等不同时期的各种改革模式进行系统论述，认为面对不同时代要求而从事针对变革是明朝得以立国久远的根本原因。毛佩琦《分封、教化、罢相》则对朱元璋的立制得失再次加以新的评论。

六清史

宗韵《清代恩科的确立及其成因——以<万寿盛典初集>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六期）从统治者、士子的角度分析了清代恩科出台的原因。薛刚《清初文官考满制度试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六期）认为清初文官考满制度最终确立了以京察、大计为主的考核制度。孙静《清代佐领抬旗现象》（《史林》2012年2期）认为抬旗现象是满洲统治者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与保甲组织编制》（《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3期）分析了明清时期徽州地方保甲编制的特点。欧磊《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略论》（《北方论丛》2012年6期）阐述了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特点及历史意义。王璋《乾隆朝山西义仓初探》（《历史档案》2012年3期）考察了乾隆时期山西义仓的制度设计、仓储规模、社会功效。苗月宁《清代两司行政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清代两司的基本职掌。王志明《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清代知府与京官一体化倾向》（《史学集刊》2012年6期）认为京官与地方双向迁转，是清廷加强中央集权和行政职能的体现。王景泽《清初顺治朝总督之属籍》（《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1期）对清代顺治朝总督的属籍作了一一澄清，指出清政府对汉族总督的任用是清初政权得以稳定的基石。刘丽君《论清代康熙朝科道官对储位问题的关注》（《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4期）认为科道官对康熙朝储位问题持反对态度，导致科道官权力削弱。

总结上文，可以发现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热点在于秦汉的社会结构严谨、魏晋的官职体系、隋唐礼制、宋代政治制度的重大事件、明代社会转型问题、及新清史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