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的成因及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的成因及影响【内容摘要】：众所周知，日本右翼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后，曾一度沉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近几十年来，其势力则呈现出明显的抬头趋势，并且相当突出。

就其原因，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一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二日本传统文化的扭曲；最后则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而其现实原因则主要是日本社会法律的纵容和日本大国意识的复苏作祟。

本文旨在探讨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

【关键词】：日本；右翼势力；天皇【正文】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变得日益猖獗，越来越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也给与之相邻的亚洲国家，尤其是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愤恨，引起国际社会上和平力量的广泛关注。

我想从日本的文化方面以及同为二战发起国的——德国做一比较，以提升我们对右翼势力兴起的进一步认识。

本文着重于分析日本右翼势力在二战结束后重新抬头的历史原因。

一、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影响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是日本民族思想的精髓，自中世纪起就开始积淀于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

是对日本民族的行动起着引导和支配作用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

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了日本人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

它的思想可谓是极其深刻与深远。

特别是形成了一种超常的忠诚意识和以攻占杀伐的好战习性为特征的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历史上，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皇民”，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是神保佑的民族。

日本战前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是介绍日本古代的书籍，几乎都毫无例外的写着：“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天神的子孙，是具有神格的“现御神”。

而日本的国土乃至上面的万物，都是神缔造的。

汤因比就曾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到“日本人认为日本人的身体明显缺少毛发，而居住在北部岛屿上的他们的邻人，是在类型上很不同的处于原始社会的人，其生理形态类似一般欧洲人，被称为多毛的虾夷人。

因此，日本人很自然地把没有毛与精神上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

”[1](P59)这种思想通过教科书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最终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人的社会观和人生观。

因而觉得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高人一等，对其他民族则视之为次等。

他们对天皇的崇拜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揭示的不可思议的情形——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尊奉旨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

然而反对这场战争以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根于天。

[2](P235)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

即使在战后，1946年元旦，天皇已经做出了“是人而不是神”的郑重的“人间宣言”（又称天皇非神宣言）。

申明与日本国民的纽带不是神话与传统，天皇不是现人神，日本民族并不优越于其他民族。

后来尽管天皇称该宣言主要的目的是肯定天皇制，否定天皇的神格是第二位的，但是，战后天皇已不具有神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右翼把天皇作为神来看待的“尊皇”认识仍然没有改变。

[3](P49)而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根据1990年公布的调查数字，日本国民中赞成天皇象征制的人数比例为83%，主张进一步提高天皇权威的占4%，赞同废除天皇制的为10%，前两项合计87%，所以有人称当今日本的右倾度为87%。

在右倾程度如此严重的社会里，右翼的存在可谓是得天独厚的。

[3](P157)在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天皇永远是可利用的一面大旗，而天皇制国体的保留，至少带来了这样两个贻害无穷的结果：一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把国家重新拉回到军国主义歧途上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其次，故意缩小战犯起诉范围，并将在押犯全部释放。

天皇的存在，妨碍了日本国民认清天皇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妨碍了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思想。

保留天皇也就保留了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为“皇国史观”的泛滥提供了根源和载体。

而所谓的“皇国史观”就其核心是军国主义史观。

其核心是将日本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说成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

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和“为国捐躯的英灵”。

皇国史观长期被军国主义者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影响明治维新，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居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上的天皇被神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载体，对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战前，为皇室的尊严敢于暗杀要人者被视为“义士”，为正皇统而敢于兴风作浪的右翼行为，被称为“义举”。

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

高桥敷在他著名的《丑陋的日本人》一书中，用犬的民族来形容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化的日本人，其中他这样写道：“在日本，即使是左邻右舍，只要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舍去人性，变成忠实的犬，对其进行攻击。

这就是（某些）日本人的特性。

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的机会，（某些）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由于受到军国主义的毒害，很多人都形成了类似犬的性格，在利欲熏心时，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而在掠夺异族时，他们就是嗜血的狼。

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的教养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兽。

这就使得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4](P120)在军事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教：“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非武士道。

”在20世纪20年代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

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那些曾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

1948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他的骨灰随风散去。

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战犯招魂。

而且，为了能够使“靖国精神”传宗接代，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更是成为神社目前积极宣传的对象。

游客馆特别优待年轻人。

普通的日本景点，只有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学生优待，可是这里也优待年轻人，大学生和研究生。

此外，还在近期成立了一个专供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的“靖国神社少壮朋友之会”。

许多宣传“靖国神社”的册子，都开始呼吁新一代的年轻人要为历史自豪。

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侵略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关于日本文化，她认为日本文化与其它国家相比是“耻感文化”。

而持这种文化的人，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具有“耻感文化”的人缺乏明确而恒定的是非标准，真伪不辨，是非模糊。

第二，具有“耻感文化”的人犯罪之后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

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

”因此，耻感文化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

第三，“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的善行”。

[4](P327)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或许正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扭曲，才造成了今天日本，其影响对于日本人民而言，可谓是达到了根深蒂固。

三、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

占领初期，在当时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胜利，民族独立和民主化潮流高涨的形式下。

美国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危及美国的安全，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单独的占领和托管制。

美国占领之后对日本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整肃措施”，在远东国际审判中(1946年5月至1948年)，审判战犯，右翼团体一度被解散，右翼势力也大为削弱。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冷战就拉开了序幕，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而美国为了实现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积极在亚洲扩张其势力。

（一）保留天皇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占领当局利用天皇遏制日本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因此美国控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相比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存在，具有起诉人数少，量刑轻，社会追究面小，追查时间短，包庇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等各种问题。

在1948年11月12日，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了宣判，但是在12月23日，将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处以绞刑的第二天，即24日，美国就迫不及待的把其余所有的日本战犯（包括侵华日军的罪魁，如前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前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駿，前日本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安藤纪三郎，前上海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长儿玉誉志夫等）全部释放。

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公开宣布“今后不再着手任何审判。

”[5](P44)这就使得本该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远东国际审判并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保留了天皇制，对作为日本国家元首和三军总司令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予追究，更不用提将天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交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置。

这就使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目逃脱制裁。

当时，世界舆论都认为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治者，按照国际审判当处绞刑。

可是美国认为拯救天皇的生命，让天皇协助美军占领，对于实行占领政策最为有利。

（二）并未严格处置战犯在战后，美国对于战犯的处置，并未严格执行，惩治极其不力，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释放了大量的战犯。

并且使一些最该处死，罪恶昭彰的罪犯，如曾任东条英机的内阁商相，伪满大臣之一的岸信介释放，被判为A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内阁外相重光葵，战后不久就又官复原职，甚至在1956年代表日本出席在联合国的仪式，这些不得不令人感到万分的惊讶与吃惊。

而这些战犯都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铁杆分子，并且在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较为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出狱并再次重返政界，很快便组织各种政党，成为日本保守势力的长期执掌着，尤其是甲级战犯岸信介后来竟然成为日本的首相，这对右翼势力而言，其力量是不言而喻。

战犯重返政坛、军界和财界的恶果在于：它不仅使追究战争责任，揭露战争罪行不再可能，而且还很容易造成一种集体不负责任，集体推卸责任，而现在推卸责任，就有可能将来再一次不负责任。

由此可见其后果之严重，然而除此外，在1950年，美国释放了所有在押的日本战犯，并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

此条约的签订则使得日本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新政策重整旗鼓。

进而实现其再度称霸亚洲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