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基因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理念、“大一统”观念、“华夷一体”格局和“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天下观”理念“大一统”观念“华夷一体”格局“和合”思想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观”“大一统”“华夷一体”“和合”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起到了粘合、凝聚的作用。

一、“天下观”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共生的文化基础
“天下”一词，较早出现在儒家经典《尚书·周书·召诰》中。

“天下”概念包含多重内涵，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想象中的自然界宇宙空间，即“天的下方”“普天之下”之意；二是现实中的天下，即王朝国家治理控制可以达到的范围，包括中原王朝和周边“四夷”；三是文化意义的天下，即赋予了人格和道德意义，能够代表儒家道德文化蕴含的价值观，也就是顾炎武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天下”。

“天下观”是中国古人建构的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向四海延伸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文化理念。

华夏先贤以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礼乐道德等为标准，把族群划分为“五方之民”，即“中国、夷、蛮、戎、狄”，“中国”华夏族群是以华夏人生活区域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平面，都在“天”的笼罩之下，“天下”范围从中原、中州扩展到四海、九州。

儒家学者倡导的“天下观”具有“德性”“德化”的特征和“以德服天下”的实践理论，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对周边民族教化，宣扬“王者无
外”“天下一家”“天下一体”理念，通过儒家道德礼仪的教化达到民心归一。

这种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强调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教化功能，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包容性的认知框架，有利于中国各少
数族裔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是中华各民族形成凝
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基因，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共生的文化基础。

二、“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
“天下观”是开放的、包容的体系。

“大一统”既指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域的
统一，又指中原王朝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成为中原王朝获取“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

“大一统”形成于战国时期，是儒家公羊学派提出的一种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混战不已，诸子各派表达出“天下归一”的政治愿望，强调的是要维护周天子的王权，以及宣扬天下统一的思想。

秦汉时期统一的
政治格局，使“大一统”的说法变成了现实，凸显在政治理论和实际领土的相结合。

董仲舒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时期的思想相结合，对“大一统”进行新阐释，提出“万物之统皆归于一”的论述。

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
族观，后来逐步成为华夏儿女一起尊崇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理念为华
夏大地‘五方之民’同心共守，鞭策着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以共同向“中华民族”
这个民族实体发展”。

“大一统”不仅是领土统一和政权管理统一，更是政治制
度和思想文化的统一，这种思想有利于各民族融和，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形成。

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就体现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和“华夷一体”思想，
为西汉王朝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王朝国家的臣民载入史册，
从历史渊源表明华夏和“四夷”均是黄帝子孙，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同宗同源的民
族观。

“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成为中
国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主导意识，也塑造了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政治心理。

习近
平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社会
实践，包含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朴素情感，是中华传统文化感召下的一种回归力量。

四海一家、大同社会是大一统的最高理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基础。

三、“华夷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历史基础
“大一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涵盖王朝领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内容，在大一统的各民族国家现实格局中，将“华夷”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形成“华夷
一体”观念，强调汉族与其他民族以及内地与边疆地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并渐次发展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

“华夷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历史基础。

“华夷一体”是儒家民族观的美好愿望，是“大一统”和“天下观”在中国
古代政治实践基础上的结果。

“大一统”是古代中国人认识王朝国家和世界的根
本观点，而“华夷一体”则是“天下观”中的主体结构因素。

“大一统”的地理格局和制度文化意义，使古代民族观经历了从“华夷之辨”向“华夷一体”演变历程，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天下观”引导下处理民族关系的
基本观点。

夷夏之别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互化的，即夷夏互变，这克服了“华
夷之辨”的局限性，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
‘夷夏有别’‘夷夏一家’到‘华夷一体’的转变。

夷夏观念的转变对于我国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四、“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理论基础
“和合”思想蕴含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为贵”“协和万邦”等
理念，是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理念、方法和思维方式，对于维
护和发展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有着积极作用。

“和合”一词意指调和、和睦、同心，后来演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说，“和”“合”的基本内涵大致相通，有“和”与“合”单
一概念，也有“和合”联用的复合概念，意指不同事物或不同主体之间在关系、
要素等方面的和谐、和睦、融合、调和、合作、联合。

“和合”思想的前提是认
识到自然、社会和人类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保持事物个性的必要条件，最
终通过融合各元素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走向统一，形成新事物则是其发展的
必然归宿。

中华传统文化在承认事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遵循“和合”思
想融合为统一有序的和谐秩序，处理族群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意指和合思想是天地万物生发的源泉和动力，这一思想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生成的文化动力，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凝聚纽带。

“和而不同”
包容各民族文化差异，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各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统一。

“和合”是促进不同各民族的文化、社会、经济融合的纽带，是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多元维系的纽带，也是多元协调的机制，更是多元缔造的源泉。

”和合文化思想保障了中华各民族“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特征，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共存共生，也促进了我国多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是解决“不同”的有效方式，表现在社会层面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用于处理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关系，认为各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是共存共生的关系。

和合共生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文化基因，使得历史上中华各民族能够在保持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和谐共生共存，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段超，高元武.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5):1-2.
作者简介：胡崇波，男，1983，汉族，黑龙江省鸡西人，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主要从事互联网与统一战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