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舞伎浅探日本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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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歌舞伎浅探日本民族性格

◎关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6）

摘要本文以歌舞伎为切入点探讨其中潜在的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试图更进一步理解日本戏剧审美性格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歌舞伎日本民族性格

周作人曾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

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可见日本民族

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去粗取精的能力，而作为东方传统艺术

中的一枝奇葩——歌舞伎，在经过一代代舞台艺术家们的长

期探索和创造，现在已发展成为了一种富有独特审美性格的

戏剧体系。作为日本文化的载体，通过歌舞伎我们可以轻探

日本民族的思维脉络、一窥日本民族的思想本质。

歌舞伎始于有史料记载的庆长八年（公元

1603年），当时

在出云地区（现为日本关西岛根县东部）有一位名叫阿国的巫

女创作了一种“念佛舞”，她女扮男装，身穿黑色僧衣，一边唱

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南无阿弥陀佛

..”，一边敲打着钲，和着拍子跳舞。当时，正是日本内战

结束时期，德川家康开创了江户幕府，人们从舞蹈中感受到从

“忧世”到“浮世”的喜悦和狂欢，且所唱的歌多为当时流行的

时调迎合了庶民的喜好，因而大受欢迎。阿国歌舞伎一传开，

大家都来模仿阿国，这样一来，不仅是能乐和狂言的因素，当

时民俗艺能的各种成分也都渗入进来。后来，木偶净溜璃中

常用的三味线也加入进来，各种艺术成分融合成为了一个有

机统一体，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态。

进入元禄时期以后，歌舞伎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其中最

具代表的是由竹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等集体创作的一

部改编自木偶净琉璃的剧本《忠臣藏》。取材于元禄十四年

（1710年）的赤穗义士事件。剧本描写足利尊氏将军和他的

兄弟足利直义战胜了敌将新田义贞，成了幕府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炫耀战功，要从缴获的头盔中认出新田义贞戴过的一顶，

善良的小诸侯盐冶判官说他的妻子颜世可以认出新田的头

盔。于是，颜世奉命来朝辨认头盔，幕府的执政官高师直乘机

调戏颜世被拒，恼羞成怒，借口盐冶判官在宫廷拔刀，判以剖腹自杀。盐冶判官在剖腹时，将自己的短刀交给他的总管由

良之助，示意让他报仇。最后，在由良之助的指挥下，聚集四十七位浪士，在一个风雪的夜晚，闯进幕府。杀了高师直，为盐冶判官报了仇。然后集体自首投案，自判身死。

赤穗事件表面上看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其实有着必然性，

是日本社会由私刑主义过渡到公刑主义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日本社会实行的虽然是公刑主义，但实行的并不彻底，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后，做为公刑主义的对立方，“敌讨”(复仇

)制度出现了，据《日本法制史概说》的观点，“敌讨”被限

定在为长辈报仇的情况下，武士需要得到主公的许可等等。

而对报私仇的默许则体现了日本人对社会和人的思考方式：

在由完全闭锁的人伦组织构成的水稻耕作民的社会共同体

中，每个人在认识自己之前，必须认识这个共同体的规范、认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人

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他们重视存在于现

实中的人伦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重视个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他们就只会考虑别人怎样看待他这个共同体中

的成员，所以他们往往忽视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秩序，只要对他的关系网内的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他们什么事都可

以干，从而缺乏从个人角度对道德的认识而且对罪恶缺乏敏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十七武士为了报私仇而杀人还被认

为是义举而受到民众的推崇。

当时有儒学者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称赤穗武士

的行为是“不义之举”，是以私怨破坏公法的行为；而有的人则认为赤穗武士的行为是“忠义”之道的具体实践者，是“前代未闻，忠义凛凛，有益名教之义举”，并且著书不遗余力地加以称赞。结果赞扬的一方占了上风，它体现了日本民众的社会价

值取向。日本民族喜爱的主角形象是：他既亏欠了社会的恩

情（为报私仇而杀人），但同事又不能违背名分和或情义（武士

道精神），在两头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最后只好选择一条路

——以死作为对两者的回报（自首投案，自判身死），这在日本

民众看来是最好也是最完善的回报方式。像这类故事在其他

文化体系中，大抵是展现命运的残酷与无常，但在日本，这种

思想却成了启发人民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教育题材。主人

公在尽全力完成他所担负的某种义务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尽

到其他的义务，到最后，他又必须补偿被他忽视的道德，并对

此做一次总的清算。

出于岛国资源匮乏的地理因素和自古以来对于生存的思

考，日本民族总是执着于探讨人如何陷入两难境地，如何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因为过

于注重人情而忽视了义务，所以主人公遭到失败；因为尽忠，

所以不能尽孝；因为情义太重，所以无法遵循正义；因为人情，

只好牺牲自己的家庭。总之，这种思想充满了矛盾，但这种矛

盾同时又具备约束力。因为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无论从哪个

角度上讲，矛盾的双方都不是“恶”的。对于两者如何选择，就

像还债一样，选择偿还这笔债务，同时就得承受另一笔债务。

而当双方矛盾无法取舍的时候，“死”这一方式就可以兼顾两

者，使这两者趋于统一。

除了对于思维方式进行深刻的展现之外，歌舞伎还表现

出很多日本传统观念，如回避真名的习俗、“知恩必报”的道德

心性、“惜名知耻”的道德规范以及类似于古希腊“市民道德”

的扶弱思想。尽管每个民族都不太可能自己讲得清他们的思

想和世界观，但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力图把自己民族生动的描

绘出来，歌舞伎作为日本民族戏剧的代表，不仅表现出了日本

民族的主要思维特征，而且传达出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内

涵。在跨文化比较的研究中，只有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

怎样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才能真正认识这个民族，才能对其